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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鬼分尸的东西!-- --《红楼梦》里是怎么骂人的 2005-10-7 11:51:38[点:246] (1795字)
《红楼梦》一书,仅就骂人和挨骂来看,是中国其它古典文学作品所不能比拟的。有真骂,有假骂,有狠骂,有毒骂,有得骂的骂,没得骂的也骂,打鸡骂狗,指桑骂槐是骂,不分好歹,满口胡吣也是骂。《红楼梦》书中这种最典型地表现出中国人文化心态的骂和挨骂,即使世界文学名著,恐怕也是望尘莫及的。 骂人,是一门语言艺术,而挨骂,则是一门行为艺术,《红楼梦》中几乎写尽了中国人的骂和被骂。 贾政骂宝玉:“出去!你这畜生。” 贾赦骂贾琏:“混帐,没天理的囚攘的!” 凤姐骂尤氏:“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贾家送,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窍!”又转过脸去骂贾蓉:“天打雷劈,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东西。” 官的干娘骂芳官:“不识抬举的东西,怪不得人人都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接着又骂她女儿春燕:“小娼妇,你能上了几年台盘?你也跟着那些轻薄小浪妇学!” 秋纹骂小红:“没脸面的下流东西,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 彩霞骂贾环:“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 王夫人骂赵姨娘:“养出这样黑心种子来,也不教训教训,一发得了意了!” 鸳鸯骂她嫂子:“这个娼妇,专管是个六国贩骆驼的!”“你快夹着你那嘴,离了这里,好多着呢!” 有真骂,有假骂,有狠骂,有毒骂,有得骂的骂,没得骂的也骂,打鸡骂狗,指桑骂槐是骂,不分好歹,满口胡吣也是骂。 焦大那一通骂,可谓精彩绝伦,掷地有声:“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好像在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中,能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骂人和挨骂的情节,似乎不多。 那些挨骂的人,要赏焦大一嘴马粪以示惩罚,也是正常的。爬灰就爬灰去好了,总不是所有的人,都爬灰,你干吗不写不爬灰的人,偏写爬灰的人呢?若焦大将这番意思写成小说的话,我敢肯定,贾珍在厅柱下石阶上太阳中,铺上一个大狼皮褥子负喧时,准会这样对他进行批判的。不要以偏概全嘛,纯系个别现象嘛! 骂分两路,当面骂和背后骂,关起门来骂皇上,和古人所说的腹诽,都属于怯懦的骂,除了自慰外,不产生任何效果。当面骂,就不同了。有骂的人,就有挨骂的人;有挨骂的人,就有不同反应。这反应中,以虽挨骂但根本不像是挨过骂似的泰然自若者,最为上乘,也就是艺术了。 一种是泛骂,如柳湘莲说的:“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你可是装作不介意,不干净的人多了去了,又未曾单挑你出来,你逞那头干什么?还不防附和两句:“是太不像话了。” 一种是指名道姓的骂,如贾母啐贾琏:“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地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你可以狡赖,可以不认账,可以推卸责任,既可以嬉皮笑脸,打马虎眼,也可以耍流氓腔,“我就这样一个狗屎德行,你怎么办吧?” 一种是让挨骂的人明白是在骂他,可骂的人却做出并不是骂谁的样子,可谁听了谁心里有数。如凤姐说:“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妇们,别做娘的春梦了!明儿一古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那你完全用不着自作多情,自领没趣,做出不动声色的样子。 一种骂,便是宝钗对靓儿那番言语了:“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有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他们去!”看来是在斥责一个小丫头,实际却是冲着宝玉去的。这就更好办了,这耳朵听,那耳朵出,他骂他的,你说你的。 另有一等挨骂的人,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如金荣挨骂,是因为他狗仗人势,欺压无辜。赵姨娘挨骂,是因为她居心险恶,置人死地。鸳鸯嫂子挨骂,是因为她为虎作伥,卖友求荣。贾蓉挨骂,是因为他当着凤姐捧凤姐,背着凤姐整凤姐,纯粹一个耍两面派的人。 其实在生活里,指着脸骂,指着鼻子骂,对于这些精通挨骂艺术的一朝得手,人皆为敌的白衣秀士;花子拾金,小人得志的跳梁小丑,恐怕真是对牛弹琴。君不见焦大所骂的偷鸡摸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那一群吗?若是碰到这样的一伙伙,你就光看不骂好了。因为骂,多少还能抱一点希望。 (摘自《李国文楼外说红楼》,李国文著,作家出版社) 2. 恩师吴晗先生-- --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 2005-10-7 11:55:37[点:246] (1977字) 人物风流: 炎黄春秋 作者:张海瀛 我是1964年初,拜吴晗先生为师攻读明史的。当时,吴晗先生有两个研究生。除我以外,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张显清同志。吴晗先生考虑到我们两人的学习进度不同,便让我们分别求教,每周一次,我被安排在每星期五的下午。 先生为了使我能够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又同院、系领导商定,除保证我每星期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学习时间外,还在院图书馆内给我开辟了一个研究室。 从那以后,我就整天钻在这个研究室里,日以继夜地攻读先生指定的书籍。吴晗先生对我每星期五的登门求教,十分重视。记得有一次先生告诉我他要去西藏,下星期五不要来了。但到时候先生又打电话叫我去。我见到先生时顺便问了一句: “先生没有去西藏?”先生谈笑风生地说:“哪里!去了两天,总书记(指邓小平)找我有事,就把我叫回来了。我以为有什么要紧事,原来是叫我回来和他打桥牌呢!我既已回来,你还是按时来为好,要不学习进度就受影响。” 吴晗先生为开扩我的视野,还给我办理了北京市政府的介绍信,要我去温泉中央档案馆(那时不对外开放),查看明代档案,并要我定期汇报查阅情况和收获。 吴晗先生指导我读书时,多次告诫我说,学习明史一定从基本书读起,在基本书上下功夫,花力气。 他说,《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实录》,这些都是学习明史的基本书,非读不可。先让我读了一遍《明史·本纪》和《明史纪事本末》,接着就让我读《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当我读完《太宗实录》时,先生又教了我一种读书方法。 他说,现在你要改变一下读书方法,要按列朝顺序,以朝为单元,从洪武朝开始,一朝一朝地读。比如说洪武朝吧,先读《明史·太祖本纪》,对洪武朝有个总的了解;再读《明史纪事本末》卷一至十四(洪武朝纪事本末),这样你对洪武朝的重大事件就知道得详细多了。 因为《明史纪事本末》不是抄撮《明史》写成的。《明史纪事本末》成书在前,《明史》成书在后。这是《明史纪事本末》与其它纪事本末不同的地方。《明史纪事本末》中涉及到的人很多,你再回头去参看有关的《明史·列传》,这样就把人与事联系在了一起,既便于掌握,又便于记忆。 《明实录》量很大,材料非常丰富,是研究明史的主要史料来源。万斯同最推崇《明实录》,他撰写明史底本时就是以实录为指归的。明列朝实录,万斯同几乎可以背诵。 王鸿绪的明史稿,不过是万斯同明史底本的改头换面。康熙十八年(1679)后,万斯同又以平民身分参加《明史》编纂,他不列名次,不拿薪俸,但却出力最大。在万斯同以前明代的一些史学家,对实录则有很多批评。《太祖实录》纂修过三次,这是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 《太祖实录》初修于建文之世,再修于永乐初年,三修于永乐九年。其实再修和三修的用意,就在于证明燕王朱棣确为高后所出,故懿文太子死后,伦序当立。现在我们又不去考证这些问题,其它部分的记载还是可信的。万历时把建文元年至四年的纪事附于洪武朝后,采用洪武纪年,这就是洪武朝只有三十一年而太祖实录中却出现了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的由来。 吴晗先生要求我读《太祖实录》时做两件事:一是编写洪武朝大事记,二是选择一两个题目抄录一些卡片。后来,先生审阅我编写的大事记时,首先肯定我踏实认真,但同时又指出,太烦琐了,很多不该写的都写了进去,已经不成其为大事记了。对我抄录的卡片,还比较满意。 我以朝为单元读完太宗朝时,先生让我作了一次全面汇报。随后说,读书一定要从基本书入手,但只读基本书还远远不够,从现在起再给你增加两部参考书,一是《国榷》,一是《明经世文编》。 《国榷》是谈迁根据明代列朝实录、崇祯邸报以及百余种诸家著述写成的。谈迁编撰《国榷》的一个重要意图,就在于纠正明代列朝实录中的失实和错误之处,所以读《明实录》时,不能不认真去看它。由于《国榷》这部书没有刊行,所以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胡乱删改,史料价值很高。《太祖实录》不承认建文朝的存在,《国榷》不但恢复了建文年号,而且还站在建文帝立场上纪事,如建文帝削除燕王号位后,《国榷》直呼永乐为燕庶人。 《太祖实录》对杀戮诸将记载极为简单,只录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不说是怎样死的。而《国榷》则不加隐讳地把事实记录了下来。通过这些不同记载的对照,就可使我们对某些史实的了解更接近或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明经世文编》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代统治经验,经世致用的书。这部书现在不必全读,你看一下序言、影印附记、分类目录就可以了。你在读基本书时,也可围绕一两个问题,参看一下其中的有关疏奏,熟悉熟悉这部书,懂得这部书的编辑情况和使用方法即可,这对你以后的研究工作大有好处。 3.朱元璋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封建皇帝的历史过程进行一些探讨 --恩师吴晗先生--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 2005-10-7 12:00:19[点:246] (1698字) 恩师吴晗先生--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2) 吴晗先生听了我阅读《国榷》和《明经世文编》的汇报后,又说,你翻阅这两部书后,收获很大、弄清了许多错综复杂的史实,这是很自然的事。 要知道记载明代历史的书还多得很哪!要真正弄清许多错综复杂的史实,还需要翻阅很多很多的书。诸如傅维麟的《明书》、陈鹤的《明纪》、查继佐的《罪惟录》、张岱的《石匮遗书》、沈节甫的《纪录汇编》等等。若要了解明代的典章制度,就非读《明会典》、《明会要》不可。 各种专著,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也相当多。有关明代历史的野史笔记多达千种以上,如若把各种文集和方志也算上,因为那里面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简直是浩如烟海了。 正因为书很多,读起来有点像老虎吃天,没法下口。所以我才再三强调,一定要从基本书读起,在基本书上下功夫。读了基本书,你就有了主心骨。 有了主心骨,你再翻阅其它书时,才能够选取和驾驭那些有价值的史料。这就是开始阶段我只让你读基本书的原因所在。至于说到研究,基本书以外的书不是不重要,而是很重要。有时甚至比基本书更有用、更直接、更重要。但追根溯源,对这些书的阅读和使用,都不能不以基本书为依据。 吴晗先生在指导我搜集和掌握史料过程中,首先特别重视提高我的认识,培养我搜集和掌握史料的主动性、自觉性。 先生经常说,不论做教学工作还是研究工作,都必须掌握充分的经过严格审查和鉴别的史料。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要弄清一个哪怕是很细小的问题,也必须掌握充分的史料,不然就没有说服力。文学家可以凭灵感,而史学家则只能靠史料。 自古以来没有不搜集和掌握史料的史学家。其次,先生告诉我搜集和掌握史料时一定要注意广度。所谓广,就是要对明代列朝的历史,比如洪武、建文、永乐……都要有个基本的了解,这样才能掌握明史的全貌。这个工作可通过写读书提要、心得笔记、编制大事记或年表来完成。 第三,先生要求我搜集和掌握史料时还必须注意深度。所谓深,就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具体问题、历史常识都要深入钻研,反复推敲,真正搞清楚。然后,再通过写摘要、抄卡片,加深理解,帮助记忆,把它变成自己的知识。 在说到抄写卡片时,先生再三强调,抄写卡片一定要标明分类,加上标题,注明出处,一张卡片就记一件事。先生拿起我抄的一张卡片说,像这张卡片,把致仕还乡官员免除徭役和序尊卑的规定抄录在一起就不妥当,最好把它抄成两张卡片。 遇到一条材料讲两个问题的情况时,你就要把它分别抄作两张卡片,既锻炼你分析史料的能力,又便于分类保存。在谈到卡片分类时,先生说,保存卡片要有个固定的总的分类法,不然就会乱套。但在使用时,则可根据需要临时再分成若干类。用毕,一定要按固定的分类归还原处,以便检阅。 在我积累了一些资料的基础上,先生又引导我沿着训练研究的方向前进了。先生让我选择个题目练习研究。 那时我抄录的资料大部分是洪武朝的,再加上我对先生写的《朱元璋传》看过多次,还写了两三万字的笔记,所以拟就朱元璋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封建皇帝的历史过程进行一些探讨,先生同意了我的选题。 先生在指导我练习这个选题时,首先,要我做朱元璋年表,对于朱元璋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年代,比如从龙凤元年(1355)到洪武初年,纪事要力求具体、全面; 其次,要我着重探讨儒士对朱元璋的直接影响,从李善长、李习、陶安到刘基、宋濂、叶琛、章溢,逐个进行具体的探讨; 第三,要认真阅读有关研究朱元璋的文章和著作,从王崇武的《论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转变》(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1年第10本)到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和文章,都要认真去读,要写读书提要和笔记,还要把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 第四,用最简洁的语言把自己要写的文章的中心思想写出来,按照文章的中心思想再编写写作纲目。 先生强调指出,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就是培养和训练研究能力的过程;一个人的研究能力,只有在完成研究任务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培养和训练出来。 4.二是要结构谨严,语言精炼,通过史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恩师吴晗先生--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 2005-10-7 12:02:12[点:246] (1680字) 在谈到怎样写学术论文时,先生说,好的学术论文必须具备两条: 一是要观点明确,材料丰富,有独到见解; 二是要结构谨严,语言精炼,通过史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这两条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就难得多了。因为这里既包含着研究能力的严格训练,又包含着撰写文章的基本功力。在谈到怎样练习写作时,先生说,练习写作的最好办法就是多读书、多写作、多修改。 学会自己修改自己的文章,这是练习写作的一个基本功。自己的文章写成后,要回过头来再读书,再看别人的文章,从中吸取营养,提高认识。 认识提高后,再看自己的文章,再找漏洞,挑毛病,进行修改。有时小改,有时大改,有时甚至还得推倒重来。自己修改自己的文章,一定要有推倒重来的勇气,否则就改不下去。推倒重来不是做无用功,而是更上一层楼。不这样写不出好文章来。很多好文章,不是妙手写出来的,而是妙手改出来的。 原先我只读基本书时,进度较快,每周都能完成读书计划。翻阅《国榷》和《明经世文编》以来,就出现了完不成计划的现象。选择题目练习研究以后,完不成计划的现象日益严重。 于是我就向先生如实做了汇报。先生说,这我清楚,近来我就没有检查你的读书进度。读基本书也要波浪式前进,有高有低,有快有慢。现在你已读了一些基本书,可以暂停一下。在翻阅史籍,积累资料,训练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方面,多下些功夫。这样,不仅对你提高业务水平大有好处,而且对你今后再读基本书也大有帮助。 正当我在先生指引下跨入学习和训练基本功的时候,“四清”运动开始了。学校要我去参加“四清”,吴晗先生同意了学校的安排,我把前一阶段的学习情况写个小结,就参加“四清”运动去了。1965年6月第一期“四清”结束后,我被留到顺义李桥“四清”留守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并利用每月返京休假的机会,到吴晗先生家里汇报学习情况。 1965年11月10日,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批判海瑞罢官的黑文后,因乡下没有《文汇报》,我未曾及时看到。《北京日报》转载后,使我大吃一惊。我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我读了《文汇报》12月1日刊载的蔡成和同志题为《怎样更好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剧》一文后,特别振奋,特别激动! 因为这篇文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蔡成和同志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姚文元全盘否定海瑞和《海瑞罢官》的卑劣伎俩。作者反问姚文元说,广大群众对海瑞这样的历史人物评价很高,印象很好,你为什么独独要说得海瑞一无是处,甚至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走狗呢?照你这样的理解,那末人们又怎样区别岳飞、海瑞、文天祥和秦桧、严嵩等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呢? 你是不是要打破他们之间的差别,要人们对他们一视同仁呢?作者愤怒地指出,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是“别有用心地硬要把封建统治和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硬要把‘退田’理解成瓦解人民公社,把‘平冤狱’理解成无法想象的东西”。 作者质问姚文元,“你果真是这样想的吗?这是什么居心?”我百读不厌,爱不释手。接着,12月2日的《文汇报》又刊登了燕人同志写的题为《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几点看法》一文,作者引证了大量的铁一般的史实,对剧中的海瑞和历史上的海瑞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比较,指出,剧中的海瑞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海瑞。 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姚文元胡说的剧中的海瑞是一个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假海瑞的谬论。我仔细读完后还写了笔记和摘要。随后,我带上这两张《文汇报》,专程返京去见吴晗先生。先生如同往常一样,热情地把我接到书房里。 先生问我说,“你还在乡下吗?”我说还在。接着,我就把《文汇报》上批判姚文元的文章递给先生看。先生说:“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不懂还要装懂。不顾起码的史实,捕风捉影,胡乱联系,无限上纲,那样能说服了谁呢!”我问先生是否准备写篇回敬的文章,先生说:“准备写,问题是怎么个写法。” 先生问我有何看法?我说:“我看和郭沫若替曹操翻案差不多”。先生说:“不好类比,恐怕不那么简单,看来很有来头”。随后,我又说了些乡下的事,我就告辞了。 5.学报给了四百元稿酬,我托张显清同志,转交给了吴晗先生之子吴彰。 --恩师吴晗先生--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 2005-10-7 12:04:09[点:246] (741字) 12月30日,《人民日报》登出先生的自我批判后,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感到先生的检讨是十分诚恳的,很有说服力的。时逢新年休假,我又去拜访了先生。 先生问我:“看报了没有?”我说:“拜读过了,而且读了好多遍”。先生问我:“你听到些什么反映和说法?”我说:“反映很多,说法不一。有的说,《人民日报》发表先生的自我批判,说明这场争论快要收场了;有的说,不像收场的信号,更像升级的信号。”先生说:“要是辩论升级,事态恶化,你的学习就有中断的危险。不过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 说着先生拿来《朱元璋传》、《读史札记》、《学习集》、《灯下集》、《投枪集》、《海瑞集》,分别在封面上写上:“送给海瀛同志,吴晗一九六六年元旦”,然后送给我,最后又把先生在高级党校讲授明史的讲稿,也拿过来给了我。我含着泪花,抱着先生赠送的宝书,深深地鞠了个躬,告别了先生。 1966年1月26日,春节后,我同往年一样,去先生家拜年,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先生问我,还去顺义吗?我说,还去,计划明天走。先生说:“现在上面情况错综复杂,你在乡下还好,那里比较平静。”随后,又说了一些勉励我的话,我就告辞了。万万没想到这次告别,竟成了我和先生的永别! “文革”后,吴晗先生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9月14日,我应邀专程赴京参加了吴晗先生的追悼会。站在先生的遗像前,许许多多的往事,涌上心头,我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会后,我把先生在高级党校讲授明史的讲稿,送给《北京师院学报》正式发表。学报给了四百元稿酬,我托张显清同志,转交给了吴晗先生之子吴彰。 1980年,中华书局又将吴晗先生在高级党校讲授明史的讲稿,取名《明史简述》,印成单行本,在全国发行。 6.伟大的秦始皇的最后十年如何度过的 --光明日报 2005-10-7 20:13:52[点:247] (3043字) 作者:熊铁基 关于秦始皇,我们还能说些什么?这是使人颇感困惑的一个问题。最近我经过思考, 有些话还想说一说。首先,是要摆脱汉人“过秦”评论的一些影响,对某些记载的思想倾向也应注意;其次是对秦始皇的分析要具体、再具体。现以秦始皇的最后十年为例,略加述说。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关于这一年的记载内容甚多,除了立皇帝尊号,制定各种礼仪制度外,还有分天下为36郡、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这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为此,秦始皇所花的时间、精力,所需的智慧、魄力,研究者怎样去想象都可以。 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治驰道”。 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 前218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 前217年,“无事”,但《通鉴》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记载。 前216年,“始皇微行咸阳……逢盗兰池。……关中大索二十日。” 前215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始皇巡北边……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 前213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议“焚书”。 前212年,“除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通鉴》云:“千八百里,数年不就。”)“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骊山。“立石东海上朐县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坑儒。 前211年,东郡陨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卦得游徙吉。” 前210年,“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而立石刻颂秦德。”“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按:此次历时九个月) 从司马迁的这些记述看,在秦始皇的最后11年(含去世的当年)中,秦始皇有5年巡行各地(前216年的“微行咸阳”不算)。未出巡的年份,他也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着各地,如前214年之“略取陆梁地”,前213年之“筑长城及南越地”(《正义》谓“戍五岭”。《通鉴》作“处南越地”),前212年在作阿房宫的同时还有“除直道”以及徙民丽邑、云阳之举。 从始皇出巡及其对全国关注的情况看,明显是一个巩固统一的政治问题,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秦始皇多次而且主要是巡行东方郡县。这是因为东方是原六国之地,东方郡县是在统一战争中新设立的郡县,情况如何?秦始皇去巡视一番,正表现出他的眼光和魄力。他不辞劳苦地出巡,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汉人所谓修驰道是“天子之道”的说法,恐怕始皇出巡并未享受多少;相反,记载中常常反映出出巡时“逢大风”、遇“水波恶”、甚至“风雨暴至,休于树下”等,这和后世隋炀帝游江都不应相提并论,而且还要承受“为盗所惊”等风险。这里所说的“盗”即六国旧势力的反抗,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也与他出巡的目的有关。 东巡中做了些什么?记得较多的是“刻石颂秦德”。汉人强调的是“歌功颂德”,但如果具体分析刻石的内容,应该视为一种政治宣传,其中包含着一些政治主张。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已从不同角度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如经济史的研究中注意到“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思想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儒、道各家的思想。巡行的当中,秦始皇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封禅,祭祀名山大川之类,也有一些当与巩固统一有关,如上述前219年徙民于琅琊台下之类。这好像是“现场办公”一样,就地解决一些问题。另外,经过巡视了解,也有为日后作某些决定参考之意。前212年,秦始皇未出巡,但有立石“以为秦东门”之措施,应该就是他前几年视察之后为东部“边界”所作的结论。 第二,秦始皇北巡,目的是为了对付匈奴。毋庸置疑,匈奴是一个长期的边患,秦始皇两次巡视北边以及发兵“击胡”、修长城等等,取得了一段时间“胡人不敢南下牧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顺便分析一下“亡秦者胡也”的问题,史书记载因此而派蒙恬发兵击胡。《史记》《集解》引郑玄之说,“胡”是“胡亥”。我看这个说法有问题,卢生等人奏录图书之事,即始皇二次巡北边之说,是前215年,距始皇去世还有6年,当时胡亥只有十四五岁,而且他是始皇的第十八子,还有始皇“怒”扶苏也是前212年的事。卢生前215年预言胡亥亡秦,恐怕是东汉郑玄的臆想。 第三,秦始皇为巩固统一的操劳,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平南越”。也许他没有来得及南巡,但前214年“以谪戍南岭”的记载却是确凿的,较早的记载还有《淮南子·人间训》、《淮南衡山列传》等几处更具体的材料。《通鉴》综合记述说:“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秦代初平南越”,这应该是一个大手笔。 平南越的问题,和以上论述的其他问题一样,其中自有功过是非值得评论。仅以“徙民”一事为例略作分析:当时的“徙民”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徙“黔首”,如前所引,那是有“复不事十岁”等措施的,其目的包括充实新县之类;另一种情况是“以谪徙民”或“徙谪实之”,包括“尝逋亡人、赘婿、贾人”,还有“谪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等等。戍五岭、筑长城是如此,作阿房宫、骊山也是“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除了对赘婿、贾人的歧视值得分析外,其他可说是各种罪犯和有过失的人,这或者反映刑罚太滥,使罪犯面扩大,但也不一定都是罪犯,后来的南越王赵佗(原为真定人)就是当时到南海去的,“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也许是个带兵官。但如果悉指罪犯“发配”、“充军”,这种前有先例后世也沿用的办法,其利弊当然也值得进一步分析。 总之,秦始皇在最后十年,做了那么多大事,应该说是颇有建树的。有人说他“建树中包着破坏”,“善行中蕴着恶德”,事实已如上述,可以作具体分析、评论。 当然,在最后十年的大事中,还有修宫殿和修骊山墓的内容,这虽然是历代帝王都有的行为,但由70多万刑徒分作,规模确实不小,与北逐匈奴、南戍五岭、筑长城、修驰道、通直道等加起来,兵徭役之重确实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不过,具体分析也有可注意之处:首先是修宫作墓者明确指为刑徒;其次,虽然已出的“秦俑坑”规模确实不小,但宫和墓是否如后人所描述的那样宏大,恐怕也是可以考虑的,考古学者对阿房宫的实地调查,应该说不会像夸张描述的那样;再次,阿房宫之类的工程是否都最后完成了,也是成为问题的;最后,始皇在使用劳力方面也不是毫无顾忌的。例如,“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史记·滑稽列传》)作这些具体分析,或者可以对秦始皇最后十年的总评价有些帮助。 至于对秦始皇最后十年的种种政策、措施的具体分析,也当如此。重新审视汉人的记载和评论,在鉴别史料的基础上,作具体、再具体的分析,或者有利于秦史乃至整个秦汉史的再研究。 百灵编辑:德伟 7.共和国第六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家世 --党史博览 2005-10-7 20:55:33[点:246] (3641字) 2003年3月18日上午10时30分许,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了近800名中外记者。见面会开始后,他深情地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 战火烧毁了我的全家,包括爷爷亲手办的那座小学。旧中国的苦难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从在大学学地质到从事地质工 作,整整25年。这期间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中度过的。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一种信心: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 共和国第六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温氏家族世居天津市郊北辰区宜兴埠镇的温家胡同8号。相传温家先祖6代人都居住在此。年长已久,胡同以温家姓氏命名。宜兴埠镇离天津市区约4公里路,到火车北站仅2.5公里。 温家宝自祖辈起两代献身教坛,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可谓桃李满津门。 温家宝的祖父温瀛士,字阆仙,生于1895年。温瀛士在年轻时非常有志气,充满了激情与理想,17岁即开始投身教育事业。身为教员的温瀛士每天上、下午各上4节课。傍晚下课后,匆匆吃罢晚饭又急急进城,到劝学所(教育局)主办的师范单级教学班进修。 及至深夜下课,回到家中已是后半夜。进修期间,温瀛士风雨无阻,从未缺课。他后来在结业考试中一举拔得“头筹”,在众多考生中名列第一,方才真正取得了教书的资格。 20世纪20年代,温瀛士在宜兴埠一所私立学校任校长。 温瀛士的弟弟温瀛阶,也就是温家宝的叔祖,后来则是天津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而温家宝的父母也都是执教多年的老教师。父亲温刚是天津第三十三中学的地理老师,母亲杨秀兰是天津市区一所小学的语文教师。 更值得一提的是温家宝的另一位叔祖,亦即温瀛士的幼弟温朋久老先生。解放战争期间,他一度曾在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执掌的北方大学任教授。 现年98岁高龄的温朋久是新中国外交部宣告诞生后最早任命的15位正副司长、主任委员中的一位。 他是外交圈内最具战略头脑的外交家、后来被誉为中国“基辛格”的宦乡先生(前外交部部长助理、政策研究室主任,前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兼欧共体使团团长)的第一副手,为外交部西欧非洲司的正、副司长。如今,草创时期的外交部15位司局级官员,健在的只有温朋久和当年的国际司副司长龚普生女士(后任首任驻爱尔兰大使,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夫人)。不过,温朋久在部内工作时间并不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