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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脊梁__人民英雄——黄万里
民族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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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五鬼分尸的东西!-- --《红楼梦》里是怎么骂人的 2005-10-7 11:51:38[点:246] (1795字)
  
  《红楼梦》一书,仅就骂人和挨骂来看,是中国其它古典文学作品所不能比拟的。有真骂,有假骂,有狠骂,有毒骂,有得骂的骂,没得骂的也骂,打鸡骂狗,指桑骂槐是骂,不分好歹,满口胡吣也是骂。《红楼梦》书中这种最典型地表现出中国人文化心态的骂和挨骂,即使世界文学名著,恐怕也是望尘莫及的。
  
  骂人,是一门语言艺术,而挨骂,则是一门行为艺术,《红楼梦》中几乎写尽了中国人的骂和被骂。
  
  贾政骂宝玉:“出去!你这畜生。”
  
  贾赦骂贾琏:“混帐,没天理的囚攘的!”
  
  凤姐骂尤氏:“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贾家送,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窍!”又转过脸去骂贾蓉:“天打雷劈,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东西。”
  
  官的干娘骂芳官:“不识抬举的东西,怪不得人人都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接着又骂她女儿春燕:“小娼妇,你能上了几年台盘?你也跟着那些轻薄小浪妇学!”
  
  秋纹骂小红:“没脸面的下流东西,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
  
  彩霞骂贾环:“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
  
  王夫人骂赵姨娘:“养出这样黑心种子来,也不教训教训,一发得了意了!”
  
  鸳鸯骂她嫂子:“这个娼妇,专管是个六国贩骆驼的!”“你快夹着你那嘴,离了这里,好多着呢!”
  
  有真骂,有假骂,有狠骂,有毒骂,有得骂的骂,没得骂的也骂,打鸡骂狗,指桑骂槐是骂,不分好歹,满口胡吣也是骂。
  
  焦大那一通骂,可谓精彩绝伦,掷地有声:“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好像在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中,能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骂人和挨骂的情节,似乎不多。
  
  那些挨骂的人,要赏焦大一嘴马粪以示惩罚,也是正常的。爬灰就爬灰去好了,总不是所有的人,都爬灰,你干吗不写不爬灰的人,偏写爬灰的人呢?若焦大将这番意思写成小说的话,我敢肯定,贾珍在厅柱下石阶上太阳中,铺上一个大狼皮褥子负喧时,准会这样对他进行批判的。不要以偏概全嘛,纯系个别现象嘛!
  
  骂分两路,当面骂和背后骂,关起门来骂皇上,和古人所说的腹诽,都属于怯懦的骂,除了自慰外,不产生任何效果。当面骂,就不同了。有骂的人,就有挨骂的人;有挨骂的人,就有不同反应。这反应中,以虽挨骂但根本不像是挨过骂似的泰然自若者,最为上乘,也就是艺术了。
  
  一种是泛骂,如柳湘莲说的:“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你可是装作不介意,不干净的人多了去了,又未曾单挑你出来,你逞那头干什么?还不防附和两句:“是太不像话了。”
  
  一种是指名道姓的骂,如贾母啐贾琏:“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地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你可以狡赖,可以不认账,可以推卸责任,既可以嬉皮笑脸,打马虎眼,也可以耍流氓腔,“我就这样一个狗屎德行,你怎么办吧?”
  
  一种是让挨骂的人明白是在骂他,可骂的人却做出并不是骂谁的样子,可谁听了谁心里有数。如凤姐说:“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妇们,别做娘的春梦了!明儿一古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那你完全用不着自作多情,自领没趣,做出不动声色的样子。
  
  一种骂,便是宝钗对靓儿那番言语了:“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有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他们去!”看来是在斥责一个小丫头,实际却是冲着宝玉去的。这就更好办了,这耳朵听,那耳朵出,他骂他的,你说你的。
  
  另有一等挨骂的人,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如金荣挨骂,是因为他狗仗人势,欺压无辜。赵姨娘挨骂,是因为她居心险恶,置人死地。鸳鸯嫂子挨骂,是因为她为虎作伥,卖友求荣。贾蓉挨骂,是因为他当着凤姐捧凤姐,背着凤姐整凤姐,纯粹一个耍两面派的人。
  
  其实在生活里,指着脸骂,指着鼻子骂,对于这些精通挨骂艺术的一朝得手,人皆为敌的白衣秀士;花子拾金,小人得志的跳梁小丑,恐怕真是对牛弹琴。君不见焦大所骂的偷鸡摸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那一群吗?若是碰到这样的一伙伙,你就光看不骂好了。因为骂,多少还能抱一点希望。
  
  (摘自《李国文楼外说红楼》,李国文著,作家出版社)
  
  2. 恩师吴晗先生-- --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 2005-10-7 11:55:37[点:246] (1977字)
  
  人物风流: 炎黄春秋
  
  作者:张海瀛
  
  我是1964年初,拜吴晗先生为师攻读明史的。当时,吴晗先生有两个研究生。除我以外,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张显清同志。吴晗先生考虑到我们两人的学习进度不同,便让我们分别求教,每周一次,我被安排在每星期五的下午。
  
  先生为了使我能够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又同院、系领导商定,除保证我每星期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学习时间外,还在院图书馆内给我开辟了一个研究室。
  
  从那以后,我就整天钻在这个研究室里,日以继夜地攻读先生指定的书籍。吴晗先生对我每星期五的登门求教,十分重视。记得有一次先生告诉我他要去西藏,下星期五不要来了。但到时候先生又打电话叫我去。我见到先生时顺便问了一句:
  
  “先生没有去西藏?”先生谈笑风生地说:“哪里!去了两天,总书记(指邓小平)找我有事,就把我叫回来了。我以为有什么要紧事,原来是叫我回来和他打桥牌呢!我既已回来,你还是按时来为好,要不学习进度就受影响。”
  
  吴晗先生为开扩我的视野,还给我办理了北京市政府的介绍信,要我去温泉中央档案馆(那时不对外开放),查看明代档案,并要我定期汇报查阅情况和收获。
  
  吴晗先生指导我读书时,多次告诫我说,学习明史一定从基本书读起,在基本书上下功夫,花力气。
  
  他说,《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实录》,这些都是学习明史的基本书,非读不可。先让我读了一遍《明史·本纪》和《明史纪事本末》,接着就让我读《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当我读完《太宗实录》时,先生又教了我一种读书方法。
  
  他说,现在你要改变一下读书方法,要按列朝顺序,以朝为单元,从洪武朝开始,一朝一朝地读。比如说洪武朝吧,先读《明史·太祖本纪》,对洪武朝有个总的了解;再读《明史纪事本末》卷一至十四(洪武朝纪事本末),这样你对洪武朝的重大事件就知道得详细多了。
  
  因为《明史纪事本末》不是抄撮《明史》写成的。《明史纪事本末》成书在前,《明史》成书在后。这是《明史纪事本末》与其它纪事本末不同的地方。《明史纪事本末》中涉及到的人很多,你再回头去参看有关的《明史·列传》,这样就把人与事联系在了一起,既便于掌握,又便于记忆。
  
  《明实录》量很大,材料非常丰富,是研究明史的主要史料来源。万斯同最推崇《明实录》,他撰写明史底本时就是以实录为指归的。明列朝实录,万斯同几乎可以背诵。
  
  王鸿绪的明史稿,不过是万斯同明史底本的改头换面。康熙十八年(1679)后,万斯同又以平民身分参加《明史》编纂,他不列名次,不拿薪俸,但却出力最大。在万斯同以前明代的一些史学家,对实录则有很多批评。《太祖实录》纂修过三次,这是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
  
  《太祖实录》初修于建文之世,再修于永乐初年,三修于永乐九年。其实再修和三修的用意,就在于证明燕王朱棣确为高后所出,故懿文太子死后,伦序当立。现在我们又不去考证这些问题,其它部分的记载还是可信的。万历时把建文元年至四年的纪事附于洪武朝后,采用洪武纪年,这就是洪武朝只有三十一年而太祖实录中却出现了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的由来。
  
  吴晗先生要求我读《太祖实录》时做两件事:一是编写洪武朝大事记,二是选择一两个题目抄录一些卡片。后来,先生审阅我编写的大事记时,首先肯定我踏实认真,但同时又指出,太烦琐了,很多不该写的都写了进去,已经不成其为大事记了。对我抄录的卡片,还比较满意。
  
  我以朝为单元读完太宗朝时,先生让我作了一次全面汇报。随后说,读书一定要从基本书入手,但只读基本书还远远不够,从现在起再给你增加两部参考书,一是《国榷》,一是《明经世文编》。
  
  《国榷》是谈迁根据明代列朝实录、崇祯邸报以及百余种诸家著述写成的。谈迁编撰《国榷》的一个重要意图,就在于纠正明代列朝实录中的失实和错误之处,所以读《明实录》时,不能不认真去看它。由于《国榷》这部书没有刊行,所以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胡乱删改,史料价值很高。《太祖实录》不承认建文朝的存在,《国榷》不但恢复了建文年号,而且还站在建文帝立场上纪事,如建文帝削除燕王号位后,《国榷》直呼永乐为燕庶人。
  
  《太祖实录》对杀戮诸将记载极为简单,只录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不说是怎样死的。而《国榷》则不加隐讳地把事实记录了下来。通过这些不同记载的对照,就可使我们对某些史实的了解更接近或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明经世文编》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代统治经验,经世致用的书。这部书现在不必全读,你看一下序言、影印附记、分类目录就可以了。你在读基本书时,也可围绕一两个问题,参看一下其中的有关疏奏,熟悉熟悉这部书,懂得这部书的编辑情况和使用方法即可,这对你以后的研究工作大有好处。
  
  3.朱元璋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封建皇帝的历史过程进行一些探讨 --恩师吴晗先生--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 2005-10-7 12:00:19[点:246] (1698字)
  
  恩师吴晗先生--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2)
  
  吴晗先生听了我阅读《国榷》和《明经世文编》的汇报后,又说,你翻阅这两部书后,收获很大、弄清了许多错综复杂的史实,这是很自然的事。
  
  要知道记载明代历史的书还多得很哪!要真正弄清许多错综复杂的史实,还需要翻阅很多很多的书。诸如傅维麟的《明书》、陈鹤的《明纪》、查继佐的《罪惟录》、张岱的《石匮遗书》、沈节甫的《纪录汇编》等等。若要了解明代的典章制度,就非读《明会典》、《明会要》不可。
  
  各种专著,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也相当多。有关明代历史的野史笔记多达千种以上,如若把各种文集和方志也算上,因为那里面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简直是浩如烟海了。
  
  正因为书很多,读起来有点像老虎吃天,没法下口。所以我才再三强调,一定要从基本书读起,在基本书上下功夫。读了基本书,你就有了主心骨。
  
  有了主心骨,你再翻阅其它书时,才能够选取和驾驭那些有价值的史料。这就是开始阶段我只让你读基本书的原因所在。至于说到研究,基本书以外的书不是不重要,而是很重要。有时甚至比基本书更有用、更直接、更重要。但追根溯源,对这些书的阅读和使用,都不能不以基本书为依据。
  
  吴晗先生在指导我搜集和掌握史料过程中,首先特别重视提高我的认识,培养我搜集和掌握史料的主动性、自觉性。
  
  先生经常说,不论做教学工作还是研究工作,都必须掌握充分的经过严格审查和鉴别的史料。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要弄清一个哪怕是很细小的问题,也必须掌握充分的史料,不然就没有说服力。文学家可以凭灵感,而史学家则只能靠史料。
  
  自古以来没有不搜集和掌握史料的史学家。其次,先生告诉我搜集和掌握史料时一定要注意广度。所谓广,就是要对明代列朝的历史,比如洪武、建文、永乐……都要有个基本的了解,这样才能掌握明史的全貌。这个工作可通过写读书提要、心得笔记、编制大事记或年表来完成。
  
  第三,先生要求我搜集和掌握史料时还必须注意深度。所谓深,就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具体问题、历史常识都要深入钻研,反复推敲,真正搞清楚。然后,再通过写摘要、抄卡片,加深理解,帮助记忆,把它变成自己的知识。
  
  在说到抄写卡片时,先生再三强调,抄写卡片一定要标明分类,加上标题,注明出处,一张卡片就记一件事。先生拿起我抄的一张卡片说,像这张卡片,把致仕还乡官员免除徭役和序尊卑的规定抄录在一起就不妥当,最好把它抄成两张卡片。
  
  遇到一条材料讲两个问题的情况时,你就要把它分别抄作两张卡片,既锻炼你分析史料的能力,又便于分类保存。在谈到卡片分类时,先生说,保存卡片要有个固定的总的分类法,不然就会乱套。但在使用时,则可根据需要临时再分成若干类。用毕,一定要按固定的分类归还原处,以便检阅。
  
  在我积累了一些资料的基础上,先生又引导我沿着训练研究的方向前进了。先生让我选择个题目练习研究。
  
  那时我抄录的资料大部分是洪武朝的,再加上我对先生写的《朱元璋传》看过多次,还写了两三万字的笔记,所以拟就朱元璋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封建皇帝的历史过程进行一些探讨,先生同意了我的选题。
  
  先生在指导我练习这个选题时,首先,要我做朱元璋年表,对于朱元璋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年代,比如从龙凤元年(1355)到洪武初年,纪事要力求具体、全面;
  
  其次,要我着重探讨儒士对朱元璋的直接影响,从李善长、李习、陶安到刘基、宋濂、叶琛、章溢,逐个进行具体的探讨;
  
  第三,要认真阅读有关研究朱元璋的文章和著作,从王崇武的《论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转变》(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1年第10本)到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和文章,都要认真去读,要写读书提要和笔记,还要把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
  
  第四,用最简洁的语言把自己要写的文章的中心思想写出来,按照文章的中心思想再编写写作纲目。
  
  先生强调指出,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就是培养和训练研究能力的过程;一个人的研究能力,只有在完成研究任务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培养和训练出来。
  
  4.二是要结构谨严,语言精炼,通过史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恩师吴晗先生--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 2005-10-7 12:02:12[点:246] (1680字)
  
  在谈到怎样写学术论文时,先生说,好的学术论文必须具备两条:
  
  一是要观点明确,材料丰富,有独到见解;
  
  二是要结构谨严,语言精炼,通过史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这两条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就难得多了。因为这里既包含着研究能力的严格训练,又包含着撰写文章的基本功力。在谈到怎样练习写作时,先生说,练习写作的最好办法就是多读书、多写作、多修改。
  
  学会自己修改自己的文章,这是练习写作的一个基本功。自己的文章写成后,要回过头来再读书,再看别人的文章,从中吸取营养,提高认识。
  
  认识提高后,再看自己的文章,再找漏洞,挑毛病,进行修改。有时小改,有时大改,有时甚至还得推倒重来。自己修改自己的文章,一定要有推倒重来的勇气,否则就改不下去。推倒重来不是做无用功,而是更上一层楼。不这样写不出好文章来。很多好文章,不是妙手写出来的,而是妙手改出来的。
  
  原先我只读基本书时,进度较快,每周都能完成读书计划。翻阅《国榷》和《明经世文编》以来,就出现了完不成计划的现象。选择题目练习研究以后,完不成计划的现象日益严重。
  
  于是我就向先生如实做了汇报。先生说,这我清楚,近来我就没有检查你的读书进度。读基本书也要波浪式前进,有高有低,有快有慢。现在你已读了一些基本书,可以暂停一下。在翻阅史籍,积累资料,训练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方面,多下些功夫。这样,不仅对你提高业务水平大有好处,而且对你今后再读基本书也大有帮助。
  
  正当我在先生指引下跨入学习和训练基本功的时候,“四清”运动开始了。学校要我去参加“四清”,吴晗先生同意了学校的安排,我把前一阶段的学习情况写个小结,就参加“四清”运动去了。1965年6月第一期“四清”结束后,我被留到顺义李桥“四清”留守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并利用每月返京休假的机会,到吴晗先生家里汇报学习情况。
  
  1965年11月10日,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批判海瑞罢官的黑文后,因乡下没有《文汇报》,我未曾及时看到。《北京日报》转载后,使我大吃一惊。我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我读了《文汇报》12月1日刊载的蔡成和同志题为《怎样更好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剧》一文后,特别振奋,特别激动!
  
  因为这篇文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蔡成和同志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姚文元全盘否定海瑞和《海瑞罢官》的卑劣伎俩。作者反问姚文元说,广大群众对海瑞这样的历史人物评价很高,印象很好,你为什么独独要说得海瑞一无是处,甚至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走狗呢?照你这样的理解,那末人们又怎样区别岳飞、海瑞、文天祥和秦桧、严嵩等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呢?
  
  你是不是要打破他们之间的差别,要人们对他们一视同仁呢?作者愤怒地指出,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是“别有用心地硬要把封建统治和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硬要把‘退田’理解成瓦解人民公社,把‘平冤狱’理解成无法想象的东西”。
  
  作者质问姚文元,“你果真是这样想的吗?这是什么居心?”我百读不厌,爱不释手。接着,12月2日的《文汇报》又刊登了燕人同志写的题为《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几点看法》一文,作者引证了大量的铁一般的史实,对剧中的海瑞和历史上的海瑞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比较,指出,剧中的海瑞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海瑞。
  
  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姚文元胡说的剧中的海瑞是一个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假海瑞的谬论。我仔细读完后还写了笔记和摘要。随后,我带上这两张《文汇报》,专程返京去见吴晗先生。先生如同往常一样,热情地把我接到书房里。
  
  先生问我说,“你还在乡下吗?”我说还在。接着,我就把《文汇报》上批判姚文元的文章递给先生看。先生说:“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不懂还要装懂。不顾起码的史实,捕风捉影,胡乱联系,无限上纲,那样能说服了谁呢!”我问先生是否准备写篇回敬的文章,先生说:“准备写,问题是怎么个写法。”
  
  先生问我有何看法?我说:“我看和郭沫若替曹操翻案差不多”。先生说:“不好类比,恐怕不那么简单,看来很有来头”。随后,我又说了些乡下的事,我就告辞了。
  
  5.学报给了四百元稿酬,我托张显清同志,转交给了吴晗先生之子吴彰。 --恩师吴晗先生--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 2005-10-7 12:04:09[点:246] (741字)
  
  12月30日,《人民日报》登出先生的自我批判后,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感到先生的检讨是十分诚恳的,很有说服力的。时逢新年休假,我又去拜访了先生。
  
  先生问我:“看报了没有?”我说:“拜读过了,而且读了好多遍”。先生问我:“你听到些什么反映和说法?”我说:“反映很多,说法不一。有的说,《人民日报》发表先生的自我批判,说明这场争论快要收场了;有的说,不像收场的信号,更像升级的信号。”先生说:“要是辩论升级,事态恶化,你的学习就有中断的危险。不过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
  
  说着先生拿来《朱元璋传》、《读史札记》、《学习集》、《灯下集》、《投枪集》、《海瑞集》,分别在封面上写上:“送给海瀛同志,吴晗一九六六年元旦”,然后送给我,最后又把先生在高级党校讲授明史的讲稿,也拿过来给了我。我含着泪花,抱着先生赠送的宝书,深深地鞠了个躬,告别了先生。
  
  1966年1月26日,春节后,我同往年一样,去先生家拜年,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先生问我,还去顺义吗?我说,还去,计划明天走。先生说:“现在上面情况错综复杂,你在乡下还好,那里比较平静。”随后,又说了一些勉励我的话,我就告辞了。万万没想到这次告别,竟成了我和先生的永别!
  
  “文革”后,吴晗先生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9月14日,我应邀专程赴京参加了吴晗先生的追悼会。站在先生的遗像前,许许多多的往事,涌上心头,我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会后,我把先生在高级党校讲授明史的讲稿,送给《北京师院学报》正式发表。学报给了四百元稿酬,我托张显清同志,转交给了吴晗先生之子吴彰。
  
  1980年,中华书局又将吴晗先生在高级党校讲授明史的讲稿,取名《明史简述》,印成单行本,在全国发行。
  
  6.伟大的秦始皇的最后十年如何度过的 --光明日报 2005-10-7 20:13:52[点:247] (3043字)
  
  作者:熊铁基
  
  关于秦始皇,我们还能说些什么?这是使人颇感困惑的一个问题。最近我经过思考, 有些话还想说一说。首先,是要摆脱汉人“过秦”评论的一些影响,对某些记载的思想倾向也应注意;其次是对秦始皇的分析要具体、再具体。现以秦始皇的最后十年为例,略加述说。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关于这一年的记载内容甚多,除了立皇帝尊号,制定各种礼仪制度外,还有分天下为36郡、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这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为此,秦始皇所花的时间、精力,所需的智慧、魄力,研究者怎样去想象都可以。
  
  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治驰道”。
  
  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
  
  前218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
  
  前217年,“无事”,但《通鉴》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记载。
  
  前216年,“始皇微行咸阳……逢盗兰池。……关中大索二十日。”
  
  前215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始皇巡北边……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
  
  前213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议“焚书”。
  
  前212年,“除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通鉴》云:“千八百里,数年不就。”)“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骊山。“立石东海上朐县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坑儒。
  
  前211年,东郡陨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卦得游徙吉。”
  
  前210年,“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而立石刻颂秦德。”“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按:此次历时九个月)
  
  从司马迁的这些记述看,在秦始皇的最后11年(含去世的当年)中,秦始皇有5年巡行各地(前216年的“微行咸阳”不算)。未出巡的年份,他也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着各地,如前214年之“略取陆梁地”,前213年之“筑长城及南越地”(《正义》谓“戍五岭”。《通鉴》作“处南越地”),前212年在作阿房宫的同时还有“除直道”以及徙民丽邑、云阳之举。
  
  从始皇出巡及其对全国关注的情况看,明显是一个巩固统一的政治问题,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秦始皇多次而且主要是巡行东方郡县。这是因为东方是原六国之地,东方郡县是在统一战争中新设立的郡县,情况如何?秦始皇去巡视一番,正表现出他的眼光和魄力。他不辞劳苦地出巡,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汉人所谓修驰道是“天子之道”的说法,恐怕始皇出巡并未享受多少;相反,记载中常常反映出出巡时“逢大风”、遇“水波恶”、甚至“风雨暴至,休于树下”等,这和后世隋炀帝游江都不应相提并论,而且还要承受“为盗所惊”等风险。这里所说的“盗”即六国旧势力的反抗,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也与他出巡的目的有关。
  
  东巡中做了些什么?记得较多的是“刻石颂秦德”。汉人强调的是“歌功颂德”,但如果具体分析刻石的内容,应该视为一种政治宣传,其中包含着一些政治主张。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已从不同角度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如经济史的研究中注意到“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思想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儒、道各家的思想。巡行的当中,秦始皇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封禅,祭祀名山大川之类,也有一些当与巩固统一有关,如上述前219年徙民于琅琊台下之类。这好像是“现场办公”一样,就地解决一些问题。另外,经过巡视了解,也有为日后作某些决定参考之意。前212年,秦始皇未出巡,但有立石“以为秦东门”之措施,应该就是他前几年视察之后为东部“边界”所作的结论。
  
  第二,秦始皇北巡,目的是为了对付匈奴。毋庸置疑,匈奴是一个长期的边患,秦始皇两次巡视北边以及发兵“击胡”、修长城等等,取得了一段时间“胡人不敢南下牧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顺便分析一下“亡秦者胡也”的问题,史书记载因此而派蒙恬发兵击胡。《史记》《集解》引郑玄之说,“胡”是“胡亥”。我看这个说法有问题,卢生等人奏录图书之事,即始皇二次巡北边之说,是前215年,距始皇去世还有6年,当时胡亥只有十四五岁,而且他是始皇的第十八子,还有始皇“怒”扶苏也是前212年的事。卢生前215年预言胡亥亡秦,恐怕是东汉郑玄的臆想。
  
  第三,秦始皇为巩固统一的操劳,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平南越”。也许他没有来得及南巡,但前214年“以谪戍南岭”的记载却是确凿的,较早的记载还有《淮南子·人间训》、《淮南衡山列传》等几处更具体的材料。《通鉴》综合记述说:“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秦代初平南越”,这应该是一个大手笔。
  
  平南越的问题,和以上论述的其他问题一样,其中自有功过是非值得评论。仅以“徙民”一事为例略作分析:当时的“徙民”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徙“黔首”,如前所引,那是有“复不事十岁”等措施的,其目的包括充实新县之类;另一种情况是“以谪徙民”或“徙谪实之”,包括“尝逋亡人、赘婿、贾人”,还有“谪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等等。戍五岭、筑长城是如此,作阿房宫、骊山也是“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除了对赘婿、贾人的歧视值得分析外,其他可说是各种罪犯和有过失的人,这或者反映刑罚太滥,使罪犯面扩大,但也不一定都是罪犯,后来的南越王赵佗(原为真定人)就是当时到南海去的,“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也许是个带兵官。但如果悉指罪犯“发配”、“充军”,这种前有先例后世也沿用的办法,其利弊当然也值得进一步分析。
  
  总之,秦始皇在最后十年,做了那么多大事,应该说是颇有建树的。有人说他“建树中包着破坏”,“善行中蕴着恶德”,事实已如上述,可以作具体分析、评论。
  
  当然,在最后十年的大事中,还有修宫殿和修骊山墓的内容,这虽然是历代帝王都有的行为,但由70多万刑徒分作,规模确实不小,与北逐匈奴、南戍五岭、筑长城、修驰道、通直道等加起来,兵徭役之重确实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不过,具体分析也有可注意之处:首先是修宫作墓者明确指为刑徒;其次,虽然已出的“秦俑坑”规模确实不小,但宫和墓是否如后人所描述的那样宏大,恐怕也是可以考虑的,考古学者对阿房宫的实地调查,应该说不会像夸张描述的那样;再次,阿房宫之类的工程是否都最后完成了,也是成为问题的;最后,始皇在使用劳力方面也不是毫无顾忌的。例如,“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史记·滑稽列传》)作这些具体分析,或者可以对秦始皇最后十年的总评价有些帮助。
  
  至于对秦始皇最后十年的种种政策、措施的具体分析,也当如此。重新审视汉人的记载和评论,在鉴别史料的基础上,作具体、再具体的分析,或者有利于秦史乃至整个秦汉史的再研究。
  
  百灵编辑:德伟
  
  7.共和国第六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家世 --党史博览 2005-10-7 20:55:33[点:246] (3641字)
  
  2003年3月18日上午10时30分许,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了近800名中外记者。见面会开始后,他深情地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
  
  战火烧毁了我的全家,包括爷爷亲手办的那座小学。旧中国的苦难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从在大学学地质到从事地质工 作,整整25年。这期间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中度过的。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一种信心: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
  
  共和国第六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温氏家族世居天津市郊北辰区宜兴埠镇的温家胡同8号。相传温家先祖6代人都居住在此。年长已久,胡同以温家姓氏命名。宜兴埠镇离天津市区约4公里路,到火车北站仅2.5公里。
  
  温家宝自祖辈起两代献身教坛,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可谓桃李满津门。
  
  温家宝的祖父温瀛士,字阆仙,生于1895年。温瀛士在年轻时非常有志气,充满了激情与理想,17岁即开始投身教育事业。身为教员的温瀛士每天上、下午各上4节课。傍晚下课后,匆匆吃罢晚饭又急急进城,到劝学所(教育局)主办的师范单级教学班进修。
  
  及至深夜下课,回到家中已是后半夜。进修期间,温瀛士风雨无阻,从未缺课。他后来在结业考试中一举拔得“头筹”,在众多考生中名列第一,方才真正取得了教书的资格。
  
  20世纪20年代,温瀛士在宜兴埠一所私立学校任校长。
  
  温瀛士的弟弟温瀛阶,也就是温家宝的叔祖,后来则是天津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而温家宝的父母也都是执教多年的老教师。父亲温刚是天津第三十三中学的地理老师,母亲杨秀兰是天津市区一所小学的语文教师。
  
  更值得一提的是温家宝的另一位叔祖,亦即温瀛士的幼弟温朋久老先生。解放战争期间,他一度曾在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执掌的北方大学任教授。
  
  现年98岁高龄的温朋久是新中国外交部宣告诞生后最早任命的15位正副司长、主任委员中的一位。
  
  他是外交圈内最具战略头脑的外交家、后来被誉为中国“基辛格”的宦乡先生(前外交部部长助理、政策研究室主任,前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兼欧共体使团团长)的第一副手,为外交部西欧非洲司的正、副司长。如今,草创时期的外交部15位司局级官员,健在的只有温朋久和当年的国际司副司长龚普生女士(后任首任驻爱尔兰大使,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夫人)。不过,温朋久在部内工作时间并不长。
  
  1年后,他就去了美丽的日内瓦,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驻日内瓦的总领事。今天,温朋久离百岁大寿仅有“一步之遥”,堪称外交部的第一老寿星。
  
  生于1905年的温朋久原名温瀛举,字鹏久,盖因崇敬抗金英雄岳飞(字鹏举)之故,也兼含“鹏程九万里”之意。这个很有内涵的名字就出自大哥温瀛士之手。温朋久此生最难忘的就是兄长温瀛士。
  
  温朋久6岁那年,父亲(即温家宝的曾祖父)病故。从此,长兄为父,他一直在大哥培养教育下成长。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温瀛士毅然决然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家庭重担。他就是用当小学教员寥寥8块大洋的月薪养活自己,同时又将弟弟们抚养成人。
  
  温瀛士对幼弟温朋久管教甚严。1913年,温朋久入宜兴埠民立第五小学就读。读初小时,温朋久只拿了第二,温瀛士就面露愠色,十分不快。直到温朋久高小考了第一,温瀛士方露喜色。后来天津县小学会考,少年温朋久名列榜首,含辛菇苦的温瀛士才开心地笑了。
  
  天津解放前夕,温瀛士不幸被害。40多年后,每忆及沧桑往事,温朋久总怃然叹曰:“这是我一辈子最难受的事!”
  
  少年时代的温朋久曾与周恩来、邓颖超等革命先驱参加天津反日爱国运动。
  
  1919年冬,14岁的温朋久考进了天津直隶省(1928年改称河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比温朋久大1岁的邓颖超则是天津直隶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不过,那时邓颖超的名字还叫“邓文淑”。
  
  1920年1月29日,天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集会,周恩来任总指挥,邓颖超当时被推举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队队长。
  
  人小志高的温朋久手执小旗,走在队伍的前列。
  
  80余年悠悠往事弹指一挥间。温朋久怀念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诗云:
  
  “生离死别俗间事,跟随周邓亦欣然。”可谓字字含情。
  
  后来,当温家宝1942年在天津北郊呱呱落地之时,37岁的温朋久已是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后任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办公室的代理主任了。风云际会,指点江山。未几,温朋久又随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将军赴甘肃武威。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温朋久先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德国洪堡大学(柏林大学)深造。抗战胜利后,温朋久和赵寿山等人结伴而行,自天津直奔晋冀鲁豫解放区。
  
  1949年11月8日晚间,中央人民政府最先任命的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北京城东古老的外交部街33号(即新中 国外交部旧址)郑重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了。温朋久亲耳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重要演说……
  
  也许是偶然的巧合,20余年后的“文革”高潮中,在北京地质学院读书的温家宝被分配到武威以西500公里的酒泉,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他1982年奉调入京。
  
  温朋久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是1968年2月的一个朔风怒吼的漆黑夜晚。那晚,温朋久、刘绛雯夫妇亲自送温家宝上了火车。没过几天,温朋久夫妇也在劫难逃,被康生之流投入了监狱。
  
  温家宝的名字也是祖父温瀛士起的,但注入新解的却是温朋久。温朋久认为:“温家宝”就是“温加饱”,以此来告诫侄孙时时要把人民的温饱放在心上,居安思危,永不忘本,来自人民,又为人民服务。现在任重道远的温家宝,当然已不会满足于“温加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正有待共和国新任总理带领全国人民去实现!
  
  温家宝自小在天津长大。1949年,温家宝随家人搬出了温家胡同8号,来到南开区西门里达摩庵胡同安下新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宋明江先生(前外交部西欧司司长、驻比利时大使兼驻欧盟使团团长)就是少年时代温家宝嬉戏的玩伴。那时候,宋明江一家也住在西门里达摩庵胡同。温家宝的家就在宋家的对门,两家很熟稔。
  
  后来,温家宝考入了全国重点中学——南开中学。
  
  如今,值得南开学子引以为豪的是,这里不仅出了4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吴阶平、邹家华、周光召),5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王昆仑、孙孚凌、万国权、朱光亚),1位副总理(邹家华),还出了两位国务院总理: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周恩来和第六任总理温家宝。
  
  也许是当地理教员的职业习惯,温家宝的父亲温刚对地质学情有独钟。他搜集了很多地质书籍,其中就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的许多著作。
  
  温刚曾多次对已考入南开中学的温家宝说过,中国地大物博,遍地都是宝藏,那些矿产资源需要青年人去勘探开采。
  
  也许父亲的教诲打动了儿子,1960年夏,南开中学毕业的温家宝果真下决心报考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建的北京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并被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所录取,从此与地质矿产结缘达四分之一世纪。
  
  在平林漠漠、黄沙漫漫的大西北,温家宝从甘肃地质局酒泉地质力学队的一名普通技术员,一直擢升到甘肃地质局副局长。在此期间,他有缘结识了毕业于兰州大学地理系的兰州姑娘张培莉。20世纪70年代初,两人同结百年之好。
  
  当历史车轮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云蒸霞蔚,风起云涌。选拔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理念如春风般吹拂神州大地,气象万千,科教知识界大批精英人物纷纷脱颖而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与大多数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科教战线的青年俊才一样,1982年对年届不惑的温家宝而言,也是极其关键的重要一年。当时的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为培养接班人,从各省征召部级干部人选。
  
  都说伯乐慧眼识人,可孙大光这位“伯乐”有一条原则:尽量不在部机关找部级领导干部。每当要物色遴选时,他就到全国转一圈。
  
  北京是“近水楼台”。孙大光先从北京地质局调入夏国治处长,出任地质矿产部科技局局长。而后,他从南昌调来江西地质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朱训,出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从兰州调来温家宝,出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室主任、党组成员。
  
  1年后,温家宝升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3年后,奉调出任中g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嗣后近20年在温家宝身上发生的故事就是众所周知的了,余不累述。
  
  来源:党史博览
  
  8.鲁迅——吃了也不嘴软 --[人物] 2005-10-7 21:17:01[点:248] (1561字)
  
  这一两年,著名学者余秋雨到深圳演讲,讲稿被整理发表后却引来不少争议。其中对深圳文化在当下及未来地位的评价使深圳本地的学者也站出来辩诘。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争议的起因其实就是一个,学者受当地有关部门邀请,对当地文化建设说了一系列的好话,让人产生“过头”之嫌。实情如何,我不知道,但由此倒使人想起了鲁迅。
  
  鲁迅一生共演讲过六十多次,北京、西安、厦门、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学和文学团体,都曾邀请鲁迅前往演讲。作为被时人称为“文豪”的鲁迅,被邀演讲听者众多,有关方面也是隆重盛邀。而鲁迅却从未因场面需要改变自己的谈话风格,反而常给人“不近情理”的感觉。让人心生感慨。
  
  1924年7月,鲁迅到西北大学演讲,讲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其间陕西省省长、军阀刘镇华邀请鲁迅为驻西安的陆军下级军官演讲,刘的目的是让鲁迅在讲演中对他的“政绩”推崇一番,以抬高自己的威信。鲁迅在受邀同时指出:“我向士兵讲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结果,鲁迅为士兵上了一回小说课,刘军阀的目的彻底落空。
  
  1927年1月23日,鲁迅应广州世界语会邀请前往演讲。一位姓黄的组织者为了能让鲁迅应允演讲,对鲁迅恭维了一番,说鲁迅在北京时曾极力提倡世界语,“鲁迅连忙否认,说那是周作人,不是他。”第二天开会,“黄登台致词,又恭颂鲁迅以前提倡世界语之功,即请鲁迅演说,而鲁迅一登台就又声明那是周作人,不是他。”(马蹄疾《鲁迅讲演考》第121页)鲁迅的认真足以让热心的组织者“难为情”。
  
  而最能见出鲁迅风范的,是1926年11月在厦门集美大学的一次演讲。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集美大学校长叶渊请鲁迅和林语堂一同前往,办学方针趋于保守的叶,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使鲁迅的演讲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特地先请鲁迅“一些好点心吃,然后才带他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殊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
  
  鲁迅吃了人家的却嘴不软,足令叶校长露出“失望不安的情态”。(马蹄疾《鲁迅讲演考》第100页)鲁迅自己也曾对这次演讲发表过看法。“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背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
  
  鲁迅无论在西安、厦门、广州,演讲大多是被别人一再邀请之后前往。场面之热烈,待遇之优厚显而易见,但鲁迅身处恭维、殷勤的包围圈,头脑却保持一以贯之的清醒,言论绝不受时势的左右,只说自己“要说的话”,不管别人如何心机枉费。也正因此,才使他的演讲同他的文章一样,保持了一位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品格。鲁迅精神境界的独特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当下中国是一个对话、研讨、演说盛行的时代,有名望的文化人正四处出动,纷纷发表各自对时势、对文化的高见。因此引出的一些歧见和反感时有所见。鲁迅先生的演讲原则,尤其是“吃了别人的嘴不软”的态度,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学鲁迅,不但要学他的杂文风格、小说技法,更要学他的为人处世。即使是当下最具批判姿态的学者,把他们参加演说、研讨活动的言论收集起来,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种面孔。看来,我们与鲁迅的距离,还差得很远呐!
  
  9. 贺子珍在苏联学习时骤闻毛泽东婚讯始末 --史海钩沉: 2005-10-12 18:37:51[点:243] (1904字)
  
  [史海钩沉]
  
  和我们一同学习的还有贺子珍同志。她比我们早一些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生下一男孩。在八部,孩子放在托儿所,她一边学习,一边课间喂奶。可惜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后只是一般喂养,终至夭折。贺子珍忍受着痛苦,照样坚持学习。她在长征中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受伤,背上留有不少弹片,在苏联治疗也未能取出,她长期患头疼之症也是医疗无效。但她学习特别认真,我们一起课堂讨论时,她常和学员们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和我辩论,我年幼气盛,不肯退让,她也指着我大声争辩,但是后来待我依然如旧,仍把我当晚辈。她性情直率、刚强,这几乎是长征过来的女同志的共性。本来也是,如果不刚强,如何经得起那许多日日夜夜的磨难。
  
  贺子珍忍辱负重的坚毅性格也是令我佩服的。关于她婚变的情况我们是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情况下知道的。那是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其中这样写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大为震惊全场,包括贺子珍在内,都没有料到这种情况,大家久久沉默着,贺也不作声。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眼泪,没有悲诉。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其他红军中的女同志略略说了一些她的家庭生活。从他人的转述中,我只听说她在离延安之前一段日子里,由于误会,她和毛泽东两人之间有过争吵,但没有料到毛会与她根本分手。
  
  在这个问题上,贺子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她默默咽下了苦水。后来恩来同志来时给她带来了一箱书、一封信。又过了若干时日,给她送来了她惟一的女儿娇娇。苏联卫国战争时,她和娇娇即李敏都住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由于语言不通,院方领导完全不了解她,加上她作风泼辣,性格刚直,说话急躁,有时不顾对方反应如何就大声争执,后来竟被院方视为有精神病,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情况发生在战时,原来在七部的同志除我之外,均已离开莫斯科。我和维世对伊凡诺沃的事一点也不知道,直至1946年罗荣桓、王稼祥来莫斯科养病,才了解了一些情况。她大约于1947年回到哈尔滨,以后到了上海定居。
  
  七部的女同志中,结局最惨的是金维映。她是和我们一同从西安到迪化,接着又到莫斯科的。我听说她在中央苏区时就担负过重要的工作,长征中路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为了做统战工作,她和一位女酋长喝血酒,拜把子。我又听说,茅盾的《子夜》中写过一位党的女地下工作者阿金,就是以她为原型。此事我问过她,她认可,但说小说中对党的地下工作描述得不尽真实。她还告诉我她出身很苦,小时裹过脚,很早就被迫嫁人,因为不堪受苦,还出家为尼,最后走上革命道路。她在八部时是党组织的总干事相当于支部书记 ,身体很不好,但学习很认真。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很想念留在延安的孩子。
  
  搬到七部后,她逐渐地变得郁郁寡欢。有一次在俱乐部听读报时,我恰巧坐在她旁边,只听她自言自语地说:“哼,看不起我。”我很诧异,问她:“谁看不起你”她未答复,当时也就过去了。谁知过了一些时候,她竟终夜不眠,而且抱着与她同屋居住的蔡畅大哭,蔡畅不禁陪她落泪。由于无法休息,蔡只得搬到另一间屋子。后来,金维映的病情一天天恶化,直至精神崩溃。这期间组织上安排她去医院检查诊治,但都无效。后来发展到白天睡觉,夜里从屋子出来在楼上楼下走个不停。当时院子里有一只巡夜的狼犬,会咬人,为了不致伤害她,同志们特意把狗拴住了,她却走到狗舍边,用滑雪杆去撩逗那只狼犬。学员们都很担忧,夜里也都不能入睡。经过多次检查,组织上终于决定送她入精神病院治疗。
  
  入院后,我们学校的学员轮流去探视她。有一次,蔡干妈和我去探视,只见她身穿一件灰色呢质外套,头发被剃光了,她和我们很和蔼地谈话。以后医院传话过来,说两位名罗莎和莉莉的同志去看过后,她的情绪稳定,要这两位同志多去。 1940年蔡干妈要回国,就叮嘱我多去探视金维映。当时只有我和孙维世住在莫斯科,我们两人就定期去看她。这所医院位于索科尔尼克公园的旁边,在当时算是莫斯科的郊区,现在则是市中心了。后来我们的印象,感到她和我们谈话完全正常,但当时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全走了,我们不知找谁反映。不久后,苏德战争发生的初期,我和维世再去看她,医院竟已撤走,我们急忙向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苏联同志反映,他们却已无暇顾及。1941年,我和孙维世也被疏散至乌拉尔山下的乌发城,1942年随共产国际机关返回莫斯科后,我们又去找她,但她的医院没有搬回,我们也投诉无门,没有人管外国人的事。可惜这位曾为党做过不少工作的女同志就此下落不明!
  
  
  10.《大长今》触动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对于真诚、善良、坚忍伟大人性的渴望和向往 --《大长今》震撼着人们早就迷失的本性 2005-10-19 17:57:33[点:234] (3555字)
  
  韩国古装电视系列剧《大长今》在亚洲地区一经播出,便掀起一波强烈的韩流。
  
  该剧的收视率仍然排同时段第一。人们不仅每日追看电视剧,而且在网络论坛中谈兴浓浓。
  
  网友普遍认为,《大长今》之所以受到欢迎,因为以长今为代表的正面人物体现了真诚、善良、坚忍的伟大品格,长今更是体现了做女人应具备的贤良淑德。全剧展现了博大精深的华夏传统文化和道德底蕴,体现了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中华优秀文明。
  
  《大长今》为何受欢迎?
  
  有网友说,之前朋友和我大力推荐《大长今》,我心想,不就是宫廷中勾心斗角的戏嘛,有啥好看的,可是看了之后才发现,相对于市面上添加了情色、暴力还有各种变异思想的电视情节,《大长今》 的出现真是令人耳目一新!
  
  一位网友认为,中国大陆的古装剧在很多情况下是把情节本身的跌荡起伏作为目的,用这个来吸引人。
  
  但它的背后却没有目的。有时这些扣人心弦的情节可能表现了宫廷斗争的残酷,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演绎了人性的善与恶,但是都比较肤浅,好像是在那些吸引人的情节中顺便带出的东西,或者是把突出人性的善恶也作为造成情节跌荡起伏的一种手段,显得非常的不诚心。但是大长今剧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它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善良,诚恳在里面。深得中华传统文化教化的真传。
  
  还有网友在分析大长今的优点之后,批评中国自制的电视剧品味不佳,有的电视剧甚至可以用粗制滥造来定论。她还说,尤其中国的电视制作人,似乎不大肆渲染床戏、打斗戏、黑势力戏、贪官戏、调侃戏,就没有戏可写了。而丰满、细腻、充满人情味和人性的光辉,以及深厚的文化和道德底蕴,应该是《大长今》的独到之处及其成功的原因。
  
  网络作家山河指出,《大长今》在中国大陆大受欢迎,并不是大长今的遭遇困苦或者奋斗成功引起了中国女性们的共鸣,是大长今的那纯粹而纯净的温婉善良,特别是大长今以善解恶的成功,唤起了人们久远尘封的回忆,震撼着人们早就迷失的本性,唤醒着人们内心深藏的对真诚善良美好的渴望。平淡的剧情、温雅的表演、温雅的话语,恰到好处的表现着温、良、恭、俭、让,无不体现着仁、义、礼、智、信,友谊、感恩。
  
  长今的美德 人性的光辉
  
  有网友说,《大长今》触动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对于真诚、善良、坚忍伟大人性的渴望和向往。对长今的喜爱正反应了现代人们心灵深处的需求。长今的端庄优雅,她如寒梅般的坚忍,一个至真至善的女性,怎不叫人怜爱呢?
  
  山河指出,《大长今》教人如何做人。大陆的女性们惊讶的意识到,原来女性的举止应该这样温婉,原来女性的话语应该这样轻柔,原来女性应该如此真诚而善良的活着,真诚而善良的女子原来竟然这样的美丽可敬,原来女人应该是这个样子,原来古人是这样的,原来古代比现在美好。我认识的几个老少女士,看过《大长今》之后变化很明显,一下子焕发出了女性的光彩。
  
  有网友评道,长今的美德就是,坚持善良,坚持正义,在任何情况下不为权势和利益所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贯穿全剧始终。而长今后来以医女的身份回宫后,放弃心中的仇恨而用最正义的方式为母亲和师父洗刷冤屈的方式,更是令人叹服啊!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只有博大而仁慈的胸怀,和超乎常人的忍耐和对道德的修持,才能跳出这人生苦难的循环。
  
  也有网友指出,剧中的其他人物,即使是反面人物,也有丰满的刻划,有其人性的一面。崔尚宫对韩尚宫和长今一次又一次的陷害,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善良光辉照耀下自惭形秽的虚弱表现。
  
  深藏文化底蕴 华夏神韵再现
  
  徐长今 (李英爱饰)
  
  有网友评道,为什么我们中国大陆的古装戏,就没有如此的感召力呢?
  
  仔细想来,中国的古装戏可能有更洪大的历史场面,更曲折的宫廷斗争,或是更搞笑的段子,但是它们都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深厚的文化底蕴,渗透在人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中的那种善良,那种深沉,那种含蓄和内敛。
  
  那是一种源于古代中国,而影响整个东方的那种传统的气质。而在这五十多年的共产党对文化的摧残和隔断中,中国大陆的人们已经久违、淡忘,甚至完全陌生于这个传统。但是也许在每个人内心的深处,都有对传统的回归,对善良的渴望吧。
  
  有网友深入剖析此剧的文化底蕴,他指出,从《大长今》可以看到,无论是医学、美食、服饰,还是政治制度,古代朝鲜都在借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中国三国时代的典故,剧中不止一次采用,诸葛亮在古代朝鲜更是被视为智慧的化身。
  
  像《四书》、《五经》、《道德经》、《周易》、《诗经》、《论语》等中国经典在古代朝鲜深受读书人推崇;
  
  黄帝内经,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是朝鲜医生的必读书,古代朝鲜的医学,完全源于中医理论;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千字文》是古朝鲜儿童启蒙的读物。
  
  《大长今》中有几个片段可见一斑。
  
  小长今进宫后迎来第一次关乎前途的考试,考官出了一道难题:
  
  东汉建安二十三年,刘备、诸葛亮进兵汉中,曹操屡败而兵退斜谷,军士请示夜间口令,曹操谕示的口令是什么?
  
  年仅八岁的长今不但正确回答“鸡肋”,还解释了曹操采用这一口令的用意。
  
  “鸡肋”一事确有记载,事见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杨彪、杨修附录。
  
  第八集中最高尚宫出了一道谜题,长今没有答上来。
  
  谜面为“头否头、衣否衣、人否人”,谜底为“馒头”。
  
  此题解释为,头否头:虽然头是头,但又不是头,也是馒头的头;
  
  衣否衣:
  
  衣服是衣服,但又不是衣服,表明了它是馒头的皮;人否人:虽然人是人,但又不是人,诸葛孔明曾用馒头制作假人。
  
  相传诸葛武侯出征孟获,由于当时讲究用人头祭祀,认为这样能获神助。诸葛亮不肯滥杀无辜,命厨宰牛马,并和面为剂以馒头塑成假人头,眉目皆具,内则以牛羊肉代之。
  
  在争取成为内医院医女再次进宫的考试中,主考官员给长今出了新的题目:
  
  孟子初见梁惠王时的对答之语,长今对此倒背如流。这便是典出《孟子.梁惠王上》。
  
  崇尚道德修为 净心养性
  
  有网友评道,剧中对长今的训练体现出古人在各行各业中对道德修为的严格要求。正如我们中国古代一样,不论是做哪一行,都讲究静心,讲德,讲究内心的体悟和修持。
  
  长今还是御膳厨房内人时曾参加一场关系重大的御膳竞赛。其中一项竞赛的题目是用老百姓摒弃不用的食材作出美味的粥和汤,希望藉此帮助天下百姓度过收成欠缺的难关。长今因为急于求胜,忘却了这次考试题目的深意,为了使粥美味,加入了民间难寻的驼酪,结果输掉这场比赛。
  
  她的师父韩尚宫看出长今因自己的才气而生出骄傲之心,为了取胜忘掉了做食物人最可贵的诚意和坚持,于是宁愿失去下一次竞赛中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也要把长今遣出宫廷,令其反省。后来,长今从云岩寺的处士那里,领悟到美味可口的菜肴,并没有所谓的秘方,而是用诚心以及汗水做出来的食物。
  
  长今在典医监学医时,虽然学业优异,却被教授斥为没有行医的基本德行。长今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从同学信非细心询问病患的症状,而自己自以为是却忽略了重要信息这件事中,领悟到自己再一次自以为聪明而生出傲慢之心,却缺乏医者应有的谦恭,和全然为病患考虑的诚心。后来和信非的闲谈中,更惭愧于自己学医的初始原因是为了回到宫廷,而缺乏那种救人于病痛苦难之中的仁慈胸怀。
  
  含蓄内敛的经典爱情
  
  徐长今(李英爱饰)和闵政浩(池珍熙饰)
  
  有网友评道,韩剧中的爱情戏一般来说都很纯净,而《大长今》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剧中长今和闵政浩大人的爱情,真可谓是东方古典爱情的经典--含蓄内敛,不离不弃。
  
  长今和闵政浩大人的爱情,发生在深宫,可以称之为一种“互相守望”的爱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每一次的相约同行,都只限于轻轻的问候和浅浅的笑容,但温暖心自知。再多的不舍再深的情意化为行动,也不过是陪心爱的女子走一段路,在月下倾谈,在海边踏浪,在借给她的书里夹一段含蓄而清雅的小诗,在她逃过大劫后寄来一封波澜不惊的问候,遣词造句一如平日,风轻云淡的温馨和美丽。
  
  两人相拥,为劫后重逢而泣;在活人署工作期间,长今向闵政浩表露爱意时的羞涩和娇憨;一起逃亡时两人在无垠雪地中携手同行,雪深之处闵政浩背负长今走过───这一幕幕都成为难以忘怀的温馨时刻。为支持长今出任主治医官,闵正浩宁可彻底牺牲自己的前程───这是生死与共的爱情,也是最执著最无悔的信任。
  
  网友指出,《大长今》中展现的是一种充满了含蓄内敛气质和典雅东方之美的爱情,这是一种达到最佳理想境界的爱情,也是一种几乎绝迹于当今这个年代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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