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宇春PK李敖， --北大的选择，李宇春大胜 2005-9-23 16:35:47[点:287] (900字) 　　 　　李宇春PK李敖，北大的选择，李宇春大胜 　　 　　1、李宇春北大惹尖叫，制造交通混乱 　　 　　在19日李宇春代言的某电脑发布会开始前一个小时，北京大学世纪讲堂的门口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了（可叹，号称中国大陆最高学府也都是一些没有脑子的人！）。 　　 　　发布会正式开始以后，上千人的座位几乎全部坐满。在千呼万唤声中，李宇春的一首英文歌曲让大讲堂现场达到沸点。几乎李宇春一句“IWISHYOU”，都会引来北大的“玉米”的欢呼。（可怜，北京大学学子就是如此低俗不堪的样子？） 　　 　　２００５年《超级女声》冠军得主李宇春以为某品牌代言人身份献身北大百年礼堂，参加活动的大多是玉米的粉丝。在活动开始将近两个小时以后，李宇春出现在舞台上，立刻引起全场轰动。在听到玉米马上就要上场并会为大家献歌时几乎所有观众全都离开了座位，高呼“李宇春我爱你”等口号，并都拿起自己可以拍照的手机为李宇春拍照。 　　 　　据悉，中秋节还在广州拍摄广告的李宇春，前天刚刚下飞机。不过在家人的细心照料下，发布会现场的李宇春看起来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李宇春在百忙之余还不忘叮嘱自己的玉米：“小宇不怕累，玉米也珍贵”。这使现场的北大“玉米”们感动不已。（可悲，北大学子越来越没脑子。） 　　 　　2、李敖北大演讲反映平平，褒贬不一 　　 　　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的第一场演讲就在北京大学，今天上午9时，李敖来到北大规格最高的会堂——办公楼二楼礼堂，受到了热烈欢迎。许多学生都早早等待在校办公楼外，打出：“敖哥，欢迎回家！”“熊群视傲”等横幅。 　　 　　在李敖和校务主任谈话期间，学生们隔着玻璃窗不断向他喊话，他们热情的说，“敖哥，讲两句，讲两句。”闵维方说，“李先生的到来，增加了许多热烈的气氛，使学校蓬荜生辉生辉”。李敖笑说，“等我演讲完了，你再赞美”。 　　 　　问题一：北大学子为什么也要俗不可耐的追星？？？ 　　 　　问题二：仅仅是代言的“超女”李宇春人气为什么会远胜演讲的“大师”李敖？？？ 　　 　　问题三；李敖惨败李宇春手下，他羞也不羞？？？ 　　 　　2. 官员凭权入股 撤资不如撤权 --南方都市报 2005-9-24 13:48:12[点:280] (1536字) 　　 　　9月22日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撤出在煤矿的投资”的最后期限，这一天将注定成为中国煤矿安全生产史上最具悬念的一天。所有关心的人都要问，有多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企负责人曾经投资入股煤矿，并按期撤资？又有多少这样的人逾期不撤资？ 　　 　　从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这样两条新闻，一条是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接受记者采访，再次强调要严格执行清理整顿的有关规定；另外一条是《中国青年报》记者从呼和浩特发出的报道，截至9月21日下午4时，内蒙古未有一名公职人员主动从煤矿中撤资。 　　 　　这两条新闻很有象征意义，它表明，“撤资”规定的真正落实将会面对多大的困难。但凡有效的政策规定，必定是简单合理的。假如知道一位官员在煤矿投资，告诉他一个月内撤资不予追究，当事人便只有“撤资”或“不撤资”两种选择。于是可以静候他做出选择，再做相应定夺。 　　 　　然而，我们知道有没有、有多少公职人员在煤矿投资入股吗？答案是不知道。在强大的政策压力下，公开承认自己的投资，等于主动找死。如果不承认而又被查出，是被动等死。然而问题在于，只要不是必然被查出，就可以侥幸过关，于是就存在三种选择而不是两种选择。 　　 　　第三种选择的存在，要以当事人做出了第二种选择为前提。说白了就是，只要自己不承认，就有安全过关的可能性存在。客观逻辑如此，我们原不必天真地指望，会出现有投资的官员纷纷出来办理撤资手续的戏剧化场面。人性如果这样简单，环境如果这样简单，本来也就不会发生身为“公仆”而又只要自己能赚钱便不顾矿工死活的事情啊。 　　 　　可能设想的乐观情况是，在强大的政策压力和突然收紧的纪律约束下，自觉有污点的官员会在私下做出必要的安排。或悄悄撤资，到此为止。或暂时转移，避过风头。经验告诉我们，这方面可以想象的空间其实很大。实际情形很像是强大的正规兵团面对飘忽不定而又聚散无形的游击队，前者虽有压倒性优势，实际上可能无从下手。 　　 　　公职人员或国企负责人在煤矿投资入股之所以成风，根本的原因是体制结构中留给权力寻租的空间太大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官员获取“租金”的资本是“权力”，并不必要投入真金白银。只要官职还在，只要手中还有“管制”的权力，“撤资”与否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很多官煤勾结案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投资。 　　 　　官员以手中权力为企业开方便之门，企业以任何可以想象的方式为官员提供利益和好处。名曰“干股”，不留痕迹。由于煤炭生产利润巨大，投资于官员的巨额资金完全可以消化，产生的连带利益却很多，企业主何乐不为。官员得到的好处，不仅在方式上多样化，而且在利益兑现的时间上也可以是短、中、长期组合，相机行事，极为灵活。 　　 　　市场经济本来注重白纸黑字的契约，但是中国人的真正智慧在于复杂的人际关系建构并在其中长袖善舞，花样无穷。只要把握住利益——人际关系中的制约点，即便无凭无据，也不怕反悔。 　　 　　由此来看，一个月的“撤资”期限已经过去了，但是要解决煤矿生产安全问题，依然任重道远。要使基于现代观念的那些制度规定能够生效，还必须着力于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市场条件和社会条件。抵制和战胜腐败的力量，不仅存在于政府之中，它必定首先存在于社会之中。 　　 　　倘若不是如此，怎能想象单凭几个政府部门就可以根除腐败，保障万千矿工的安全？如何依赖并构建扎根于社会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守法成为官员个人的唯一最优选择，是我们在这一个月过后真正要思考的问题。 　　 　　来源：南方都市报 　　 　　3.王斌余，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王斌余，我把你写成诗 2005-9-24 13:52:32[点:280] (739字) 　　 　　王斌余，我把你写成诗 　　 　　槟郎 　　 　　王斌余的苦难 　　在这个世界的残酷中延长 　　哀告无助 　　到了临界点，他用血结束它 　　这个残酷的世界 　　却一点也不延长地 　　要毁灭王斌余 　　 　　这个残酷的世界 　　它的残酷在于 　　它把你逼疯，然后借正义之名毁灭你 　　 　　王斌余 　　你不配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不属于你，因为 　　你不能忍受这个世界建立在苦难上 　　你拒绝苦难，就是拒绝这个世界 　　建立在苦难上的这个世界所以要毁灭你 　　 　　你为什么不跳楼 　　你为什么不自焚 　　跳楼和自焚能得这个世界容忍 　　因为这个世界恃苦难而长存 　　你选择了另外的方式，便是要彻底结束苦难 　　所以，这个世界再也容不得你 　　 　　生存还是毁灭 　　你由哈莫雷特走向了唐吉珂德 　　你便超越了为这个世界点缀苦难的阶级兄弟 　　超越了常常准备着自杀被这个世界容忍的我 　　和需要苦难点缀的这个世界的创造者 　　因而你的走向唐吉珂德，成了巨响 　　这个世界为此颤抖，变得疯狂或蕴育新机 　　 　　王斌余，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个以苦难为生的残酷世界却因你变形 　　我将永远仰望你，把你写成诗 　　藏之名山，在一个不以苦难为生的世界出土 　　 　　2005-09-14于南京 　　 　　4.老粗出人物? 毛泽东为什么偏爱文盲皇帝? --"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老粗出 2005-9-25 17:09:12[点:279] (1816字) 　　 　　老粗出人物? 毛泽东为什么偏爱文盲皇帝? 　　 　　朋友送我一本《毛泽东评说历代帝王》，一直丢在那儿，近日无聊随便翻翻，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毛主席文章、诗词、书法世罕其匹，算得上大知识分子，然而在历代帝王中他却偏爱文盲。仅就此书而论，毛主席评论了十几个帝王，而除了唐太宗，评价最高的就是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他认为： 　　 　　“明朝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一个字也不识，是个文盲，明成祖皇帝做得也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 　　 　　偏爱文盲皇帝还不仅仅是一时兴起，比如他在谈到刘邦时就有这样的理论概括： 　　 　　"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可不要看不起老粗，……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 　　 　　看来，毛主席偏爱文盲皇帝是有深层原因的，有心人不可轻轻放过。 　　 　　为什么偏爱文盲皇帝？就因为"老粗出人物"和"老粗能办大事情"？从逻辑上讲似乎说不过去，因为就算你举出若干实例证明了老粗中不乏杰出人物，但别人也可以同样举出知识分子中办出大事情的优秀代表。 　　 　　无独有偶，毛主席好像很爱用这类判断，他另有一句名言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至今还被某些人士津津乐道，认为很"哲学"，然而稍懂形式逻辑的人就会承认，不论是"（社会地位）高贵者"还是"（社会地位）卑贱者"，他们和"聪明"、"愚蠢"都只有一种或然关系，硬性判断谁聪明谁愚蠢都是荒唐的。　　 　　　 　　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也被视为土包子弃置 　　 　　想当年，毛主席一度被放洋归来的高知王明等人排挤出中g领导层 　　 　　不必讳言，毛主席对知识及知识的承载者有着先天的恶感，在他的思想系统里有着浓厚的"反智论"色彩。这其中是有渊源的。 　　 　　想当年，毛主席一度被放洋归来的高知王明等人排挤出中g领导层，毛所独创的游击战术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也被视为土包子弃置，其结果不仅是毛个人怀才不遇，而且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灾难。 　　 　　这一挫折对毛主席肯定是创巨痛深没齿难忘的。曾有学者指出，毛主席一生最厌恶和反感的就是"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其原因大概就肇始于此。 　　 　　"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当然是读书人才会有的，中外皆然，但把这两个主义和读书人紧密相连，"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几乎成为读书人的原罪，却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历史积淀，否则你无法解释我们关于"书呆子"的笑话、故事为什么会如此之多。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再加上个人的遭遇，毛主席与"反智论"的关系便不难索解了： 　　 　　从厌恶"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发展到不屑皓首穷经的书生，进一步便是对读书人这一群体感情的变化了，正如他1942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自述的：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所谓"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云云，和"卑贱者最聪明"的说法一样是较不得真的，无法用逻辑解释，只能从心理、感情上找原因。 　　 　　毛主席之偏爱文盲皇帝，似乎也是不自觉受了"反智论"的影响，一些评价难免要和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当代人相左，比如明太祖、成祖，就是放在明帝中，我也是颇不以为然的，他们的手段当然够称"铁腕"，但也只于朱姓江山有利，若用"大历史"的眼光，中国之积弱就是从朱元璋的"厉行海禁"开始的，更不必提在这类铁腕主子治下辗转呻吟的小老百姓的痛苦了。　　 　　人类先民的"反智论"有睿智的一面--《老子》、《庄子》中就有许多这样的警句，它提醒我们警惕知识发展、文明进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也仅此而已，如果成为"反智论"的俘虏，从而大反知识大反文明，那就真应了"真理和谬误只差一步"这句老话了。走笔至此，我想起了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一件趣事：袁世凯对人评价张之洞曰： 　　 　　"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辜鸿铭对曰： 　　 　　"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对辜鸿铭这位近代怪人我并无好感，但对他的这句快语我却不禁想浮一大白了！ 　　 　　 　　5.中国老板十大痛苦 --中国老板十大痛苦 2005-9-26 14:23:39[点:273] (2545字) 　　 　　抉择之痛苦 　　 　　企业做到一定规模，老板自然风光，然而随之而来却是企业发展方向的抉择，这种思考的痛苦是企业员工所不能理解的。企业到底要不要发展壮大？如果企业需要进一步发展，是自己来做还是请职业经理人，又面临着处理老板与职业经理人间的种种矛盾；矛盾发生时，职业经理人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了，但是老板却还得捡起烂摊子，像黄宏生和陆强华事件给老板留下来的将是很大的阴影.险之痛苦企业越大，犯错误的风险越大。 　　 　　现在，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老板是依靠中国改革开放的机遇而成功的，事实上他们本身的素质并不是很高。当然老板成功了肯定有其成功之处，比如有的人勤奋，有的人聪明，但他们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修养的短板，包括知识修养和境界修养，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做法合不合适或者正不正确，甚至触碰了法律，最后其法律后果还得老板自己承担。 　　 　　亲情之痛苦 　　 　　在这样的位置上，老板的付出比一般人多很多。算算老板的工作时间，早上八点钟到办，中午开会或者陪人吃饭，下午接待各种各样的人，晚上还要应酬，比普通的三陪还要痛苦，等到回家的时候，小孩睡了，太太也睡了，老板与太太双方的角色就像两种职业，一个是职业老板，一个是职业家庭主妇，由于缺少沟通，两者间也越来越不可能产生共鸣。 　　 　　除了家人，还有兄弟等。有的人做了老板以后，由于利益的纷争兄弟姐妹反目成仇，老板成了孤家寡人。有的是几个好朋友一起做生意，开始很好，做到一定程度，每个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有的说我还要继续发展，急需钱投资，不能退钱，最后是胡志标式的断臂之痛。 　　 　　身体之痛苦 　　 　　宁愿胃里喝个小洞洞，也不能让感情上出现小缝缝。很多老板不仅工作要动脑，而且还要陪各色人等交际应酬，结果，肚子大了，头发没了，身体垮了。老板的成功是牺牲了很多身体代价的。实际上，老板的时间是被秘书安排的，老板往往成了秘书的奴隶，越大的老板越是没有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因此像王均瑶那样的老板绝对是累死的。 　　 　　孤独之痛苦 　　 　　老板的交际圈很广，但风光只在表面。与政府，永远是官和商讲不清楚小心翼翼的关系；与家人和亲人，疏于沟通可能出现了裂缝；与原来的朋友，经过多年的创业，要么分离，要么剩下来的就是下属关系。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公司的烦恼老板已经不可能和太太谈公司的事情，也不能和朋友说，因为这是商业机密。老板只能和几个重要的骨干讨论，但是下属和老板之间永远是上下级的关系，隔着距离，老板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话告诉下属。有了烦恼，不能和家人说，不能和朋友说，更不能和下属说，老板高处不胜寒。 　　 　　又有老板开玩笑，星期六星期天找职业经理人打球的人很多，但找他们的很少，因为没有人愿意和老板在一起。不能随便外出，不能随便做事情，老板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到企业的形象，享受不到别人所谓常态的快乐。 　　 　　财富之痛苦 　　 　　很多老板，有了钱比没钱更痛苦。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老板，考虑到财富的安全，穿的和吃的并不比以前更放得开。 　　 　　有的老板，逢年过节头皮都发麻了，因为变相的敲诈随时在发生。 　　 　　有时候老板看起来大，实际上比谁都小，黑白两道都要去应酬，大小部门也要去“烧香”，谁让你身价过亿？甚至有小混混赌钱赌输了，看当地哪个老板大，就直接跟他说，我在哪里输了多少钱，你给我拿多少钱过去。这种情况在珠三角非常普遍。 　　 　　安全之痛苦 　　 　　哪个老板在经营当中一点不得罪人？因此，老板总是在担心着自己的生命安全，甚至于在家里都安排保镖。有的老板连洗头吃饭等所有活动都有自己固定的地方，他无法享受常人多姿多彩的生活。 　　 　　很多老板特别是中小企业老板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已经变成了一种畸形。他们不敢让自己的小孩和别的小孩一起玩，把子女送到贵族学校，不是考虑学校良好的教育环境，而是考虑到安全系数高，子女送进去，大门一关出不来就安全了。星期六星球天很多老板还把小孩带到身边去上班，不是有意培养他们，而是把小孩放到什么地方都不放心。他们的出身注定了他们的命很娇贵。 　　 　　变态之痛 　　 　　珠三角老板圈子里流行着一句话：老板不是人干的。中国的老板们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老板越来越过不上正常的生活，包括不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不正常的心态。 　　 　　比如，有的老板会包养二奶。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可能是他们对自己压抑生活的一种发泄渠道，但事实上这又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这种东西往往是用金钱交易得来的，不是真正的感情。这样的做法其代价对于老板来说可能非常大，轻的因此被敲诈勒索，重的是老板把这个人引进公司，成为二当家，那么将有可能给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造成很多裂缝。比如，有的老板会赌博甚至吸毒了。这种生活从佛教解说来讲，这是一种勃—劳逸玻有了钱不知道做什么，吃喝嫖赌过度的享受，就是劳逸玻比如，有的老板非常迷信。由于先天的知识结构不足，常常有老板莫名其妙的赚了钱，又莫名其妙地让自己的企业垮了台。正因为缺乏思考问题的眼界，老板就像古代人一样，搞不懂自然现象的时候只有求助于迷信崇拜。 　　 　　责任之痛苦 　　 　　谁都可以死，偏偏老板不能死。不管什么老板，大大小小，总是有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等着找他要饭吃，如果他的离开导致企业的破产，那么很多人都面临着重新选择岗位，甚至对整个产业都可能产生影响。无形中老板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正是这些使命使得老板不得不面临其他的痛苦：社会的仇富心态和自己的身心疲惫。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财富文化使得这些“资本家”们在社会上承受着相当的舆论压力；另外，每个人总有疲惫的时候，社会的责任、市场的竞争、各种人际关系都迫使老板们无法自由地退出自己的职业舞台。当年巨人的失败，所有的人都在骂史玉柱，他所承担的负债压力和社会压力不是常人可以想像的——曾经一晚上就抽了五包烟学习之痛苦无论企业作为学习性组织，还是老板本身需要改变学习，很多老板是又工作又学习。但是一个成功的人往往会用过去的经验来衡量今天的经历，以前这么做可以成功，那么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然而一个渴望超越自己的人其实不得不面临改革自己的痛苦。 　　 　　6. 华人社会的太子政治 --连胜文 2005-9-26 14:24:47[点:273] (1711字) 　　 　　八月中旬，在台湾，国民党举行中常委选举，刚卸任党主席的连战，其公子连胜文第一次出马竞逐得票就高居第二，一飞冲天。在马来西亚，执政联盟中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两年前卸任党主席的林良实，其子林熙隆初试蹄声就在马华青年团署理总团长选举中高票胜出，平步青云。 　　以上两件事并没有关联，只是碰巧在几乎同一时间发生，两位完全没有政治经验与历练，无基层实力，父亲也没有刻意栽培他们从政与接班的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能够在政治丛林中轻易胜出，背后所显示的华人社会“太子政治”的受落情况，值得探讨。 　　 　　不过，和各行各业的“子（女）承父业” 一样，世界各国其实也出现了不少的“政治世家”，并非华人或东方社会独有。撇开帝王制或封建制度下制定的世袭制（如英国的上议院）不谈，从二战结束后算起，世界上着名的“政治世家”即有美国的甘乃迪家族、布什家族、印度的甘地家族、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家族、中国的蒋介石家族、新加坡的李光耀家族、北韩的金日成家族等等。 　　 　　从各个不同的“政治世家”中，又可依其不同性质分成不同种类，包括：第一种是准帝王型，这类家族通常是出现在不民主的极权或威权统治国家，如北韩的金日成及其子金正日、中国的蒋介石及其子蒋经国；第二种是孤儿寡妇型或复仇型，如南亚及东南亚屡见不鲜的女性国家或重要政党领导人，包括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缅甸，这些领导人（主要是女性）通常诉诸于悲情。 　　 　　而这些国家的政局通常混乱不堪，支持者因对老领袖的缅怀及对他们的悲惨下场感不值，而将忠诚转移到其子女或太太身上，尽管他们可能只是“师奶”一名，不一定具备治国能力；第三种是专业型，这类世家的创始者通常把政治作为一门事业，因而从小培训子女接班或从政，而子女在长期耳濡目染下，也对政治熟悉及感兴趣，包括美国的甘乃迪家族、新加坡的李光耀家族（其子李显龙为现任总理），台湾的连家（连战祖父及父亲）、马华公会创始人及首任总会长陈祯禄（其子陈修信后来也出任马华总会长），乃至日本各政治派系领导人及地方政治领袖等。 　　 　　除以上各种类外，世界上还有许多难以归类的“政治世家”，当中许多都是父亲一辈子从政，但不见得有栽培或鼓励其子女从政的心态（或不明显不积极），而其子女最终也步其后尘加入政治圈，例如美国布什（其种类可资探讨）、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之子林冠英、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拉萨之子纳吉（现任副首相），而连战之子连胜文及林良实之子林熙隆的从政，应可归类于此。 　　 　　当然，政治人物后裔从政会大受欢迎，或许仅是人们觉得前任领袖的孩子或太太也参选是“有趣”的事，因此将宝贵一票投给这些“太子（女）”的缘故（只要不是大坏人）。因此，请别夸大老百姓的理性及智慧。 　　 　　“爱屋及乌”也许是人类普遍的心态，所以领袖之子通常从政之路较为顺遂，就像连胜文及林熙隆一样，要不是父亲的“庇荫”及影响力，料想也不会赢得如此轻松。他们凭着家世，不需奋斗就可以轻易的打败其他人，显然不公平，也对政党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但他们又是在选举中胜出，并非“钦定”，所以要怪也只能怪党员了。 　　 　　此外，必须一提的是，这两位政治履历几乎是白纸一张的年轻小伙子，都是在只有一两千人甚至几百人投票的党内小圈子选举中胜出，候选人要拉票容易得多，支持者给面子前领袖的姿态显而易见。尤其林熙隆，几年前曾以不到三十岁刚大学毕业出社会之龄，就收购及掌管多家数以十亿马币计的上市公司，而被舆论质疑其何德何能及如何有此财力，而他的回答竟然是“赚来的”（其生意后来闹出许多风波）。这样一位有着如此可资质疑背景的人物，马华党员竟然也选得下手，真令人感叹此政党之素质。更甚的是，林良实另一公子林熙杰，此次也当选马华青年团中委。 　　 　　从连胜文及林熙隆高票当选可看出， “太子政治”在华人社会还是有市场的。然而，这样的政治运作方式是否健康及理智的呢？为何在东方社会出现的比率如此之高呢？这是否表示千百年来的封建奴役基因仍深值每位东方人心里深处呢？要塑造华人社会成熟的民主政治，必须找出原因，也应该摆脱这种纯粹“因为他是领袖之子就选他”的迂腐思维。 　　 　　7.中国城市规划十大怪现状 --“政府叫好，百姓埋怨” 2005-9-27 16:05:29[点:274] (1502字) 　　 　　中国大陆不少地方常可见到“政府叫好，百姓埋怨”的“城市工地”现象，由此也暴露出中国城市规划方面的诸多，中国建设部副部长指出了中国城市规划的十大怪现状，并表示，中国城市规划的现状令人困惑。 　　西安火车站周边有57个公交站点，起点站就有36个，却没有换乘枢纽，公交车无法进站、占道停车现象时有发生，不仅交通受阻，行人安全也受到威胁。由于城市规划的不完善，也造成百姓在生活上的诸多困扰。 　　 　　中国大陆城市建设丢三落四造成的运行混乱现象，在许多地方的火车站都有集中表现。著名的旅游景点，节假日游人多达数万，在人员如此集中的区域，竟然没有一个行人地下通道，人车混杂、交通堵塞的“景观”持续了近半年后才解决。造成百姓在生活许多的烦恼。 　　 　　据《北京青年报》报导，中国建设部副部长表示，中国城市规划的现状，主要存在十个问题：一、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失去调控作用。这种“规划失效”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许多城市总体规划尚未到期，但城市建设规模已经完全突破原定的框框；另一方面总体规划的实施进程滞后于规划的期限。 　　 　　基础设施不能合理布局和相互衔接，反映在道路建设上就是今天埋光缆，明天下管道，刚修好又开挖的“拉链路”现象不断上演，“封闭施工”的牌子在同一路段多次出现，繁华闹市的路面铺了又撬、撬了又铺。修了挖，挖了又修。 　　 　　二、盲目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标志性”建筑，造成城市建设风格雷同，千城一面。大广场、宽马路、大草坪、豪华办公楼、景观房产、欧化建筑席卷全国。 　　 　　三、城市生态受到破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80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农村河道、地下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全球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我国就占了八个。 　　 　　四、历史建筑、城市风貌受到严重破坏。中国城市中传承着城市文脉的历史古建筑和遗迹屡屡遭到严重的破坏，致使某些城市的历史建筑、城市风貌遭受了灭绝性的毁坏。 　　 　　五、中国600多个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违法建筑的蔓延现象，再加上与腐败现象相勾结的城郊“圈地风”，造成违法建设呈愈演愈烈之势。 　　 　　六、城乡规划体制分割，城郊接合部建设混乱。规划部门与土地管理部门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使得城郊接合部成了“两不管”的脏、乱、差地带，造成引人注目的“城市郊区病”。 　　 　　七、开发区规划建设与城市总体规划脱节，自成体系。各类开发区、大学城、科技园、软件园、旅游度假村等等可以独立进行规划，肢解了城市的总体规划，给城市的长远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八、房子成批盖起来了，但道路、供水、排水、供热等基础设施严重短缺，这种先盖房后修路、再修下水道的错误建设时序，造成污水横流，建筑垃圾遍地，绿地大量被占用，城市的生活环境质量持续下降。 　　 　　九、一些规划部门仍拘泥于“城市规划”的旧框框，忽视了城市与周边城镇的协调发展，因为区域化规划或协调机制不健全，致使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受到破坏。 　　 　　十、不重视中小城镇规划建设。许多小城镇选址只是长官意志的产物，而缺乏产业支撑，使得小城镇发展脱离了周边村庄，缺失了为之服务的集聚功能。 　　 　　此前，中国建设部权威人士也曾例举当前城市规划建设中存在的8方面问题：布局混乱，土地资源浪费严重；违法建设屡禁不止，危害极大；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旧城超强度建设，导致城市局部环境恶化；交通规划、建设和管理滞后，城市交通堵塞加剧；区域发展与城市发展缺乏协调，造成区域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小城镇和乡村规划与管理薄弱，不少地方建设散乱；城市建设中严重破坏历史文化风貌和自然景观；城市形象缺乏特色，形式主义严重。 　　 　　8.蒋介石日记曝光： --宋美龄为何终生不育？ 2005-9-27 16:14:05[点:273] (2649字) 　　 　　[中外书讯] 　　 　　曾是宋美龄秘书的张紫葛近日写了一本名为《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的书，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关于蒋宋联姻，宋美龄初时拒绝、宋霭龄积极包办、蒋介石为联美而婚等传说几乎已成定论。但张紫葛在书中却批驳了这些说法。他写道，当宋美龄听到自己的一位得力助手也相信这些传闻时，曾用指头敲着桌子说：“我的朋友，我简直没想到你也相信这些编造出来的谎言。”宋美龄接着说，她1922年在孙中山家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时就被对方迷住了，“他远比我二姐夫(指孙中山)英俊”。两人一见钟情，当即互换了电话号码，其后便开始鸿雁传书，感情与日俱增。不久，蒋介石向孙中山吐露了对宋美龄的爱慕之情，并想请宋庆龄帮忙， “孙文表赞同，而孙夫人(即宋庆龄)则极力反对”。大姐宋霭龄初时也曾附和母亲一道反对这桩婚事，但后来被宋美龄说服，“这桩婚事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 　　 　　蒋介石解密日记：宋美龄在婚后曾经不幸流产 　　 　　说起宋美龄，不得不提到她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从小接受西式教育的她，已经成为近代的传奇女性之一，而她和蒋介石的婚姻，更曾被视为有政治目的，因为两人婚后一直没有生育。但是在蒋介石已经解密的日记摘本上，却记载了“夫人小产，病益甚”这段话，透露出宋美龄曾经流产的内幕，蒋介石也曾经在日记中表示，希望上天能让妻子生儿育女，弥补人生的不足。 　　 　　蒋介石和宋美龄两人的婚姻也许一开始有政治考虑，不过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欣赏也可以从日记中的一段叙述“才华德容、恋恋难忘”得到证实。虽然两人的感情是在婚后开始培养的，但在公开场合，都不难看到两人亲密扶持的景象。 　　 　　母子不和远走美利坚 　　 　　到台(和)湾后，纵然宋美龄在对美“外交”上仍居一言九鼎之地位，然其政治权力显然已逐步受挫，她的最大对手不是别人，乃是蒋经国。 　　 　　1975 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无法忍受她和孔家兄妹权充“后座司机”，他要独当一面，开创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说：“经国先生与夫人对外交的意见不一致。夫人便对经国先生说：‘好，如果你坚持己见，那就全由你管，我就不管，我走了。’自此夫人便到美国纽约，一直都不回来。而经国先生的个性很强，他决定的事情便一定要办到，所以也不大管夫人的意见。” 　　 　　1975年9月16日中午，宋美龄搭乘“中美号”专机离台赴美，行前发表3000字的《书勉全体国人》，说：“余本身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余，及今顿感身心俱乏，警觉却已患疾，急需医理。” 　　 　　一生驻颜有术衣食考究 　　 　　宋美龄一生都非常重视身材和容貌的保养，到了晚年更是精心呵护，这在士林官邸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很可惜宋美龄患有皮肤过敏症这一顽疾，所以，有时仅仅因吃了一点海鲜或沾了一些花粉，就会旧疾复发，非常难受，也很影响她的美观。因此，手下人服侍她时，方方面面都必须小心翼翼。宋美龄曾到白宫做客，由于她的皮肤过敏，每天都要换几次床单，可不知内情的白宫侍从们对宋美龄这一习惯却是抱怨不已。 　　 　　宋美龄在她百岁的生命中，几乎每天都要化妆，而且一向不假手他人，没化好妆、梳好头，她是绝对不会下楼或是出门见其他人的，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宋美龄大概不太希望别人见到她的庐山真面目，据说即使是蒋介石也很少见到卸下妆的宋美龄。 　　 　　对于容貌上的先天不足和日渐衰老，宋美龄只有依赖化妆品来弥补和遮盖，但是对体重她不用这么费心，她一生都控制得格外好。她的侍从说，由于她对自己身材的保养格外重视，几乎每天都会用磅秤称自己的体重，只要稍微发觉自己的体重重了些，她的菜单马上随之更改，立刻改吃一些青菜沙拉，不吃任何荤的食物。假如体重恢复到她的标准以内的话，她有时会吃一块牛排。据侍从们讲，宋美龄有一样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就是爱吃有骨头的食物，也不吃肉多的部分，单单喜欢啃骨头，比如鸡翅膀、鸡爪子之类的东西。是不是这类食品吃了不会使人发胖，就无从考证了。而且早年，她为了控制体重，曾经常吸烟。蒋介石是不喜欢闻到烟味的，更不允许人们在他面前吸烟。所以，宋美龄为了尊重夫君，就在自己书房里边抽。这个为身材而抽烟的习惯大概只维持了几年。也许，宋美龄觉得这个方法有些舍本逐末，就放弃了。 　　 　　宋美龄花了大气力来保持身材，自然对服饰也十分地讲究。但她最喜欢的衣服式样大概应算是旗袍了。据士林官邸的侍从们介绍，宋美龄超大型衣橱里的旗袍堪称世界之最。宋美龄有一个超级勤奋的裁缝师。这个裁缝师叫张瑞香。早在大陆时期，张瑞香就跟着宋美龄走南闯北，寸步不离。士林官邸内务科的人都清楚，除了过年那天休息一天之外，一年364天，张瑞香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为宋美龄制作旗袍，而且他只为宋美龄一个人做。由于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太太们投宋美龄所好，送礼之中多半有衣料，长年不断的绫罗绸缎，足够张瑞香一年忙到头的。凭他一个熟练的裁缝师，大约每两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每做好一件，他就喜滋滋地把新旗袍捧到宋美龄面前邀功请赏。可是在侍从们的眼里，宋美龄的旗袍穿来穿去，总是那么几套，从来没有太大的更换，令手下人不解：不知道是宋美龄不喜欢穿新衣服，还是她只喜欢用纯欣赏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几乎每件新旗袍做好之后，宋美龄都只是大略地看一眼，就命人拿到自己的衣橱里妥善保管，从没见她再穿过一遍。这大概只有用“旗袍癖”来解释了。 　　 　　晚年生活凄凉 　　 　　移居纽约后，宋美龄大部分时间住在孔祥熙所购置的长岛蝗虫谷巨宅，其贴身侍从钟爱民回忆说，大家一到蝗虫谷的第二天，所有侍从和警卫人员就开始对房子进行大扫除。清扫过程中，宋美龄授意把旧物全部烧掉，其中包括很多她亲手作的画和一封蒋介石写的亲笔信。 　　 　　因蝗虫谷的住宅靠海，每逢秋冬，寒气逼人，交通又不便，如遇大雪，顿成与世隔绝之孤岛。1995年，宋美龄索性把它卖掉，搬到纽约曼哈顿一栋 15层高的普通公寓，从此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除了每日作画，宋美龄概不见客，2000年农历春节前夕，曾有一位贴身随从提着两罐乌龙茶(这是宋美龄最爱喝的一种茶)去探望她，却未被允许进门。独居期间，孔令侃、孔令伟和孔令杰三个晚辈相继辞世，张学良也在几年后作古，仅留下她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代表着那个年代与过去的延续。但令人遗憾的是，宋美龄始终拒绝作口述历史和撰写回忆录，对国史而言，乃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宋美龄还在接受专访时表明，死后想葬在纽约。 　　 　　9.清华学者奚落李敖反受辱， --昨晚羞愧自杀 2005-10-2 23:23:48[点:263] (1557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媒介批评研究学者王君超在9月21日听完大师李敖在北大的第一场演讲后，就迫不及待的奚落李敖，说他已不复当年的新知灼见，并以李敖题字「人书俱老」为证，来证明李敖自己也承认老了。 　　 　　可是在9月24日，李敖与网友聊天时说：「人书俱老」是出自古书里的典故，并不是说人老了，书读少了，而是表示人的学问和书法技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李敖表示，这说明中国人的古典教育出了问题。 　　 　　很显然，这位清华的副教授误解了李敖题字的含义，说明他的学问实在太浅陋，他在大众面前丢人了，现眼了。连日来，王君超遭受了不少学生们的鄙视，遭受了全体同事的冷落，压力太大，加上羞愧难当，他终于精神崩溃，选择了自杀，以向国人谢罪。 　　 　　今日清华校方草草举办了丧礼。丧礼上没有人献花圈，只有人吐唾沫，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丐帮帮主洪十八的葬礼呢。 　　附: 　　清华学者评李敖：李敖老矣 尚能骂否？ 　　 　　2005年09月24日 08:37 　　 　　中新社北京九月二十三日电 清华学者评：李敖老矣 尚能骂否？ 　　 　　「李敖老矣，尚能骂否？」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媒介批评研究学者王君超今日听完台湾文化名人李敖演讲后设此一问，表示李敖虽仍在嬉笑怒骂，但已不复早年写书时的新知灼见，令人颇有「人书俱老」的感喟。 　　 　　王君超对李敖今日在清华的演说较认同，认为少了哗众取宠的成分，对清华学子勿做「自了汉」的要求也相当中肯。此外，他对北京大学的当众道歉也显示出其心直口快的坦荡风格。 　　 　　王君超把与公众接触的李敖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专于著书、只见其文不见其人的李敖。此阶段，李敖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人格和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邃思考令人肃然起敬。 　　 　　第二阶段，是在电视媒体上主持节目，既闻其声又见其人的李敖。电视媒体将其优点、缺点都展露无遗。李敖的言论、思想并未比前阶段有更多进步，其所录制节目已多逾四百期，难免在内容中加水，而损失深度。 　　 　　第三阶段，是在媒体策划下，与大陆公众面对面的李敖，其神秘感消失殆尽。王君超说，在北大演讲中，李敖暴露出更多情绪化、自相矛盾和偏激的东西。例如对鲁迅和胡适的评价，此方面的研究专家林贤志事后已对此做过逐点反驳。 　　 　　王君超说，听过李敖演讲后，感觉他所抖的包袱、提出的见地，比写书时并无新意，给人技穷之感。李敖访北大、探法源寺时两叹「人书俱老」，此中虽含褒义，但用于形容今之李敖却令人遗憾。 　　 　　王君超说，自己作为一个喜爱李敖著作的读者，希望他在保持犀利和深刻的同时，能更为严谨。否则在大众媒体时代，他本人只会多了戏剧化的成分，而少了真实性。 　　 　　王君超认为，李敖的尴尬地位和形象变化主要是媒体造成的。李敖此行的策划者是最大赢家，但李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必因与大众传媒的过从甚密而受到影响。 　　 　　「人书俱老」的另一重要原因，王君超认为是因为李敖与网络的隔绝。李敖虽是天纵之才，但是拒绝与集散各种信息和真实民意的新媒介往来，造成了李敖知识系统的有限和封闭，这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 　　 　　王君超说，李敖作为以骂出名的人，对他有各种评价毁誉很正常。这位杰出作家选择在电视媒体上频繁露脸，现在看来并不明智。 　　 　　10. 崇尚精神和意志，贬低物质；人之完满的要求；报恩的观念；人情的世界；强烈的“耻感” --为什么日本人更注重精神而不是物质 2005-10-7 11:48:32[点:246] (6078字) 　　 　　1944年太平洋鏖战正酣，为了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合理地处置日本，美国政府急需了解日本民族的文化和生活特性，于是委托学者专家对日本进行详细的研究。 　　 　　鲁思·本尼迪克特就是其中之一，她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去解读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其研究的成果就是《菊与刀》。自1946年这本书出版以来，它就成为了解日本民族精神 的经典。 　　 　　在书中，本尼迪克特总结出了日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诸多特征，比如崇尚精神和意志，贬低物质；人之完满的要求；报恩的观念；人情的世界；强烈的“耻感”；矛盾的性格；善变的伦理等等。 　　 　　对人的完满和神性的向往促使日本人无限地拔高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因为物质的条件总是有限的。要想达到神的无限和全能，只能依靠精神的无限性来激发出巨大的能量，因此日本人蔑视物质，重视精神。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身体条件、物质条件的限制不算什么，只要有坚强的精神意志，什么都能做到。这就使日本人的行为方式超越了自然的法则，以精神意志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去行事，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讲的，日本对美国宣战的信心来自于他们对精神的无限信赖。《每日新闻》的宣传是“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战争”，最终“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 　　 　　当然日本人并非全然看不起物质，他们也知道物质力量的意义，但在他们心目中精神力量是更为本原的。在他们看来，物质是次要的、瞬间的，充其量不过是精神的表征；精神却是永存的，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嚷的便是：“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因此，每个日本人都要成为永恒精神的化身，成为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一部分，不负神的后裔之名，这也正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大川周明所反复强调的观念。获取永恒的生命是人身上最为本原的冲动，无怪乎法西斯主义会对人们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日本人正是在此信念的基础上，毅然用血肉之躯去面对美国人的枪炮。“神风特攻队”、“玉碎”政策就是其典型的表现。有限的身体消失了，但它的精神却永存，突破了物质局限的人便是完人的榜样，是神的子民。 　　 　　如果说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统治者是哲学王的话，日本人理想国中的统治者就是人神，天皇便是现世存在的神。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他又是至善和完美无缺的代表，天皇满足了人们对神和完美的需要。任何人都要对天皇绝对地忠诚，每个人根据自己灵魂的等级安坐在天皇的周围，和谐而安定。对日本人来说，一个完美的国家和社会就是一个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国家和社会，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国内秩序莫不如此。国际上按种族的优劣来排列，国内按人的优劣来排列，最优秀和最完美的种族和个人就是最高的统治者，要由他们来负责秩序的安排和管理，现代人的自由和平等观念对日本人来说就成了无稽之谈。天皇在同意大利、德国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时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弘扬大义于八纮，缔造神舆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轸念者，惟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惟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 　　 　　道德取代法律成为统治的原则时，人们所服从的就不是法律而是某种道德人格，再延伸下去就是对种族、血统的高贵之崇拜。将现世的人神圣化和绝对化导致的便是人对人的绝对的服从和绝对的义务，如果说对于西方人来说，一切都来自于上帝，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一切都来自于天皇。以对天皇的忠诚为起点日本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伦理体系：欠负-报恩的伦理体系，这一体系对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影响至今仍难以消除。 　　 　　在所有的恩情中，对天皇的欠负是最大的，“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天皇所赐的恩典”，所以每个日本人都要时刻准备听从天皇的召唤，为其奉献自己的一切，对天皇恩情的偿付是强制的和绝对的。除此之外，日本人的欠负对象还有父母、老师、主人以及任何对他授以恩情的人，这些恩情都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必须偿还，否则他就是一个不义之人，将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惩罚。整个日本就是一个恩情的世界，子女与父母、下级与上级、学生与老师以及所有人与天皇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恩情结构。所以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因此日本人的道德就是忠诚与报恩。日本真正的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物语》赞颂的就是属下对主君的忠义。为了替主君报仇，报答主君的恩情，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父亲、妻子、妹妹的生命。当他们为主君报仇后，又在其坟前集体自杀，因为他们的报仇行为虽成全了他们对主君的义，却导致了他们对幕府的不义，他们只有以自杀来偿还，这种抛弃爱情、亲情的忠义故事深得日本人的青睐。这种欠负-报恩的伦理体系造就了日本人性格中的一极：极端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了履行义务和报恩，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日本法西斯思想正是其传统民族精神的自然产物。 　　 　　这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式的道义社会，以层层的恩义为砖石，维持其稳定与和谐。每个日本人都不再是单独的个人，他是这个情义大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他本身和邻近的人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情义宇宙。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他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地位，不能越界。家庭中，一个丈夫要使他对妻子的感情完全隶属于对父母的报恩——孝道上，如果母亲要他与妻子离婚，他不得有异议，即使他爱自己的妻子或者两人已经生了孩子。父母即使犯了错也不会有人批评父母。在社会中，低层次的忠义要服从高层次的忠义，如果一个人为了低层次的忠义背叛了上级，他就要自杀以谢罪，就如四十七士所为。 　　 　　由欠负-报恩伦理体系构成的道义社会造就了日本人独特的人格观和尊严观。在日本，一个完美的人，拥有自尊的人就是一个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义务及责任并能够严谨地履行其职责的人。他不可做出不合乎其身份的事，必须“仔细考虑事态中的一切因素，决不可招致别人讥笑，或者减少成功的机会”。比如说，一个合格的雇工就要避免对雇主讲不妥当的话；一个政客不能纵谈危险思想；年轻人要懂礼貌，行为庄重，不要辜负别人的期望；实业家要谨慎再谨慎；复仇者要计划周密，万分小心。总之，日本人的自尊就是小心谨慎地生活在这个道义的社会中，不要做自己想做的，而是做别人想让他做的，不要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而是要成为别人希望他成为的人。偿还别人的恩情，不辜负别人的期望成了日本人最大的尊严。 　　 　　当别人的评价取代自己的判断成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时，日本人的自我就消失了，他的存在和价值完全依赖于他人与社会的承认。他要时时在意自己的言行，务使自己符合各种道义和原则的规定，以免陷于尴尬的境地，否则他就会招来他人与社会的批评、嘲讽和讥笑。在讥笑声中他的价值感、安全感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羞耻感、自卑感和虚无感。 　　 　　严格的道义要求赋予了嘲讽以巨大的力量。所以日本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嘲讽教育。父母经常以嘲弄和讥笑的方式使孩子的行为同道义要求协调起来。当孩子淘气时，父母就当着孩子的面亲别人家的孩子，并说：“我要这个小宝宝，喜欢要这样聪明伶俐的好宝宝，你都长大了，还尽淘气。”或者母亲走到父亲身旁对孩子说：“我不爱你，我爱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是好人，不像你在家乱叫乱喊乱跑。”可以看出，日本父母这种嘲讽教育是通过贬低、否定或遗弃自己的孩子并抬高他人的姿态来实现的。这给日本人的心理和人格带来极大的影响，它首先使日本人产生的是一种自我贬低、自我否定的感觉，伴随着这种感觉产生的是顽固的、强烈的羞耻感，仿佛周围都是随时准备嘲讽他的眼睛。羞耻感让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情感，害怕内心自然感情的流露，因为那样就会招致外来的批评和嘲笑。 　　 　　羞耻感将日本人牢牢地束缚在道德律令中，因此在日本人看来，知耻就成了德行之本。只有对耻辱敏感才会实践善行的一切准则，“知耻之人”成了“有德之人”和“重名誉之人”的同义词。所以本尼迪克特说：“耻感在日本伦理中的权威地位与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笃信上帝’、‘回避罪恶’的地位相等。”同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日本形成了独特的“耻感文化”。 　　 　　耻感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化嘲笑为动力，不断自我完善，以此来消除外来的嘲弄；要么是在怨恨里自我折磨或折磨他人。自我折磨的最高表现就是自杀，如武士的剖腹。折磨他人又有不同的途径：一个是直接报复嘲笑他的人，为自己正名；一个是通过折磨第三者来发泄心中的怨恨。前者形成了日本竞尚复仇的风气，如四十七士的报仇行为；后者的表现如在日本中学里，高年级的学生经常欺侮低年级的学生，在军队里则是二年兵想方设法侮辱一年兵。因为他们都是从低年级上来的，都受过侮辱，因此就要把怨气发泄在下一级上，于是每个日本人都可能是受虐-施虐的典型，这种性格为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提供了土壤。对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正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平日在道德社会无形的压力下产生的耻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中得到了洗涤。 　　 　　由于对人的要求是那么高，除非他成了圣人或神才能免除外来的嘲讽。因此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可能或多或少的具有受虐-施虐倾向。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不仅对外来的批评和嘲讽极为敏感，对外来的恩惠也极为敏感。因为多一分恩惠就意味着多一份义务，也就增加了受到嘲讽的机会。所以日本人很少会接受别人的恩惠，也很少授人以恩。情义最多的社会最后却使得人人躲避情义和恩惠，这成了日本社会中奇怪的悖论。对日本人越好，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为这会增加他的人情债，从而触动他敏感的自尊心；对他越冷漠和粗鲁，他反而越舒服。即使在亲情爱情中也不可过于亲昵，对可爱的少女态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称为“好”青年，反之就是“坏”青年。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更是要划清界限，不能轻易接受别人好意，所以同日本人交朋友是很难的。以道德纯洁自居的他们同外界接触时，高傲的自信不久就会变为拘谨、怯懦和自卑。 　　 　　道德的严格规定以及由此形成的耻辱文化使日本社会成了一个失乐园，琐碎和烦苛的规矩成了他们不能承受的负担，所以日本人又发展出了其他生活方式来调节自己紧张的神经。 　　 　　日本人培养享乐，追求享乐，尊重享乐，而且其享乐已近乎残酷。他们最喜欢的一种享受就是洗热水澡，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每天傍晚都要泡在滚烫的热水中，将全身泡得如同红虾，这近乎残酷的享受使他们回味无穷。另外一种享受是睡眠，他们不管什么姿势或在什么状况下都能舒舒服服的入眠。他们也可以酗酒，在酒宴上他们纵情歌舞，开怀畅饮，丑态百出，不必再顾及什么礼仪。更令人诧异的是他们在性享乐方面的开放，他们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也划分开来，前者属于他们必须尽的义务，在这里他们要遵循各种清规戒律；另一个领域，只要他们有能力，就可以蓄养情妇。这都是公开的，不同的是不允许将情妇带回家，因为这会破坏这两个领域的界限。只有当情妇有了小孩时，男人愿意的话才可将其接回家，但其情妇只能做佣人，仍不是正式家庭成员，界限仍在。没钱蓄养情妇的男人就去找艺妓或妓女消遣，而且他们的妻子还为他们梳洗打扮，支持纵容他们，甚至妓院送来的账单妻子也是坦然支付。即使妻子有怨言也没办法，因为这种享乐乃是社会允许的。 　　 　　不过，为了维持其道义社会的稳定，不致让享乐放纵动摇了社会秩序，日本人有又一条规定，就是当社会要求他履行义务时，他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当下的享乐去尽义务。享乐不能成为他们的人生目的，它仅仅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消遣。正是如此贬低享乐才使日本人既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它，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放弃它。 　　 　　日本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圣神的境界。正是如此才形成这个道义的社会，也正是因此才形成了日本人的耻辱，以及其一系列的性格特征。外在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仅仅是达到圣神的限制条件，如果真要成为圣神，就必须进行艰苦的修炼。修炼分两种：一种是能力修炼，一种是“圆熟”修炼。能力修炼就是加强其驾驭生活的能力，其途径是通过意志来驾驭肉体，训练肉体，使之听从意志的命令而不是肉体自身的要求，为此甚至不顾肉体的自然规律。如日本人喜欢耐寒苦行，在天亮之前站在或坐在冰凉刺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用冷水洗澡三次，常见的还有睡眠、绝食训练，在小学里冬季没有取暖设备，孩子们要忍受严寒。这些残酷的训练可以增强其意志，提高忍受人生苦难的能力。 　　 　　在现世成神成圣或达到圆满是日本人一切行为的源动力。当他未达到“圆熟”时，他就陷耻感当中，他肩负着不可逃避的情义责任。一个日本人有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类截然相反的性格。一个人对他的上级既可以服从，也可以反叛。他的修养低时，出于情义他要报答上级的恩惠，他就表现为顺从；当他自认为反抗上级就会达到完满或成全他的完满时，他就会违逆上级的命令，甚至反击上级，四十七士的报恩与反抗就是典型的写照。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做了如下描述：他既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也可以自由恋爱；既可以无私地承受极端的义务，也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既可以谨慎得有些怯懦，又能够勇敢得有些鲁莽；既殷勤有礼，又傲慢不逊；既对上级驯服盲从，又会顽固地反抗违逆；既极端地保守，又非常地开放；既有菊的柔顺和伤感，又有刀的锋利和进攻性。 　　 　　然而无论其性格内容如何对立，我们却可以看出其本质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日本人做什么都是绝对地投入并且容易走极端。归根结底，这是将现世神圣化、绝对化和惟一化的必然产物。刀是僵硬、鲁莽、野蛮的刀，菊是颓废、瘫痪的菊，它们缺少的恰是理性的节制与温和。 　　 　　这种民族性格对日本的现代化既有利也有弊。他们的服从、牺牲精神有利于组织化、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法制社会的建立，而且其金字塔式的上下级服从关系还有利于克服现代社会过度平等自由带来的混乱。然而这种服从和牺牲精神也有可能被野心家所利用，制造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灾难。他们的放纵、反抗精神有利于打破固有规范，促进发展和创新，也有利于消除腐败堕落的上级的蛊惑和蒙蔽，使集体和社会保持活力。但这种自由易于变成无政府主义的狂欢，从而成为集体的放纵和发泄，法西斯主义也是这种造反情绪的产物。何时日本人会摆脱服从和放纵的极端化行为，消除自卑与自负的恶性循环，他才会真正的踏入文明的门槛，那时刀就将是勇敢、节制和正义的刀，菊就会是灿烂而温和的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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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6/26 15: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