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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石上流

唯物史观是民族学的灵魂

杨石泉 杨丽奇

  唯物史观是民族学的灵魂
  ——再谈白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杨石泉  杨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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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族族源问题的讨论一直是诸多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土著说、傣族说、氐羌族说、濮越族说、多种族的融合说等等观点。本文结合目前发掘出土的实物成果资料,以及有关史料典籍记载,指出白族是世代在云南劳作、生息、繁殖的土著民族的客观实在;阐明在各民族历史研究中,必须从只有一个黄河流域才是人类发源地,只能从氐羌等五族中去找族源(寻根)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观点。
  
    关 键 词:唯物史观 民族学 土著民族 白族
  
    作者杨石泉,白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党校哲学副教授;杨丽奇,白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馆员。地址:云南省大理市下关苍山路,邮编6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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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他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民族问题,在晚年还深入研读了摩尔根写的《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至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一书,并作了摘录和批注,撰写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①[①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 2页] 为了完成马克思的未竟事业,恩格斯写了研究民族问题的专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他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②[②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 1页] 从上述可见,马克思主义是研究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是民族学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是人们在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由于他们处于共同的地域,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的政治活动实践中,形成了共同的语言以及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而形成为一个民族。民族是由部落发展组成的,它经历了“愚昧”、“野蛮”、“文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把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视为一个整体,并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联系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始终注重把做好民族工作,作为革命和建设总任务的组成部分。认为民族和睦团结,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建设关系极大,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之一。我们的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我国各民族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道路。在民族工作实践中,遵循马克思主义对待民族问题的民族平等的根本原则,建立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平等、互助的新型关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速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致力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在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识别政策中,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密切联系我国各民族形成的实际,并充分尊重本民族的意愿。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各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促进了各民族的大团结。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在民族历史研究和编史写志工作中,存在背离唯物史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倾向。突出地表现为用“典籍文献”代替唯物史观,以古人的“只言片语”作为检验真理性认识的标准。什么某族的族源根据古代档案文献的记载,本来就是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什么族转什么族始见于什么“志”?等等。诚然,我们对于前人留下的文献中准确的史实应予以尊重,但毕竟这些记载是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下的记载,是站在压迫阶级立场上代表统治者意识的记载,这势必存在其局限性,不是绝对真理。而且,由于古代科技文化不发达,加之交通阻隔,往往靠传闻和臆断(测)记述。这些记述时限和地域都提得比较笼统,也存在污蔑歧视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反对封建的起义斗争的问题。如僰、蛮、夷等都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泛称亦或贱称。一个严谨的历史民族学者,不应对文献中的记载不作去伪存真的科学分析研究,就以一字之同、一音之近,匆忙地给一个民族的族源定性。
    笔者认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应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持扬弃的态度对待典籍文献,要充分尊重古文化遗址发掘所获得的物证,仔细考察各民族千百年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认真分析今天还凝结在各民族身上的经济生活、语言文字、服饰习俗、文化艺术、民族意识这些构成不同民族的稳定特性的共同特点。现对白族历史文化问题的研究,提出一些浅显的看法。
    一、白族是世代在云南劳作、生息、繁殖的土著民族
    (一)白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证明她是世世代代生活在云南的土著民族
    白族主要聚于祖国的边陲西南峡谷区,地处云贵高原境内,绵亘着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云岭,金沙江流经东西,怒江、澜沧江横贯南北。在山河之间的峡谷、平坝里,世世代代繁衍着生生不息的白族人民。这里的山川秀丽,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矿产丰富,这一适宜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哺育着白族人民,是她们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劳动人民,也给这里的山河自然打下了人的意志的印记。白族崇白尚白,自称“白”、“白子”、“白尼”,千百年来和白族共处一个地域的彝族称白族为“罗苴”,纳西族称白族为“那马”,傈僳族称白族为“勒墨”。1956年,根据白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为白族,现在全国白族共有159万多人口。
    云南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世代居住在云南的彝、白人民,一样地具有连续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州内八十多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和苍山坡脚马龙古人类遗址的发掘,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里古代就活动着白族先民,其历史年代可上溯至四千多年前夏初。其中较完整典型的有:距今四千多年的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三千八百多年前的剑川海门口和沙溪鳌凤山的铜石并用文化时代遗址;距今三千多年前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祥云大波那青铜器文化时代遗址。大量出土的石器、陶器、骨器、石范、简陋的兵器和生产工具、家畜遗骨和谷物,再现了白族先民半穴居式生活的情景。证明了在这里,白族的先民的氏族和部落融合体,很早就在这里进行着原始的农牧和渔耕,他们经历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还未跨入阶级社会的大门。这些都可以在白族人民世代传颂下来的磐古磐生两兄弟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以及《创世纪》长诗中得到印证。
    秦汉之际,这一地域仍住着与“靡莫之属”③[③参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 ]有族源关系的白族先民,过着“耕田、有邑聚”的耕渔生活。这时的白族先民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组成更大的部落联盟,史传曾建立过以白崖(今弥渡)为中心的“大白民国”。对她们虽有“河蛮”、“斯榆”的称谓,但自称仍为“白子”、“白尼”。这时,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地区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它与祖国内地的关系日渐密切,并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是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的枢纽,被视为“金银财宝”之地。公元二世纪初,汉王朝在这里设置了郡县。公元三世纪初,诸葛亮征服南中,把这里改置为云南郡,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和经营。随着大批的汉族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器,推动了洱海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唐宋期间,公元738年,彝族和白族先民共同建立了以国家为形式的地方政权——南诏国,统一了云南,从而结束了这里的民族分散的状态。由于它的统治者对内不断地对奴隶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对外连续发动掠夺战争,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不断引起奴隶暴动起义,最终导致了它的崩溃。公元937年,白族的先民联合各地的奴隶起义力量,联络滇东“三十七部”的反抗武装,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封建领主制政权大理国。实行了“更易制度”、“减免徭赋”、“消除邪臣”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大理国的建立,标志着白族这一古代民族的形成,大理也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公元1253年元忽必烈出兵消灭了大理国,建立了云南行省,出于对各族人民的统治,仍封段氏为总管,并予以世袭。1381年,明朱元璋派大军平云南,在大理一带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官,由朝廷委派官吏直接治理。1681年,清王朝进军统一了云南。在此期间,白族地区直接棣属于祖国大家庭。随着大批汉族兄弟的到来和先进文化的传入,促进了这里的生产发展和经济发展。明王朝在实行消弱封建领主的政治、经济特权,把大批农奴从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下解放出来的同时,也采取了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诸如焚烧白族的文献典籍,禁操白语,鄙视白族的习俗,在屯兵的重镇对白族进行强迫同化等手段,从此出现了同统治阶级(者)“官家”相对应的白族称谓——“民家族”,也形成了白族地区今天的“逢屯必汉”的民族分布情况。1840年以来,白族人民和祖国大家庭中的各民族一样,经历了“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并和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了此起彼复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49年全国解放后,白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了新形式下的现代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白族是云南特有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余分布于云南各地、贵州省毕节地区及四川凉山州。白族75%左右聚居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他散居昆明、元江、丽江、兰坪等地,有少部分白族散居在四川西昌,贵州毕节和湖南桑植县。白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白语支(也有人主张属彝语支)。许多白族人通晓汉语,汉文一直是白族人民习惯用的文字,在历史上虽曾有过借用汉字标音的‘白文’,但因缺乏统一规范而没有能够推广。白族有本民族语言,汉文自古以来一直为白族群众通用。信仰佛教。
   (二)白族几个鲜明的民族特点证明她是一个特定地域的土著民族
    白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服饰习俗、文化艺术、民族意识各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白族是一个兼容并蓄、善于学习、吸收各民族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的民族。白族是一个亲仁善邻、热情好客、广交朋友,历来注重和各民族的友爱团结的民族。白族还是一个勤劳勇敢、爱憎分明、不畏强暴的民族。白族人民思想开放务实,性格开朗、幽默、健谈,审美观强调对比、明快、大方、质朴。白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白语支。以崇拜本主为主,又以多种宗教信仰为补充;它有别具特色的生活习俗和服饰;它有以一夫一妻制为主的家庭组织,但又存在富有特点的婚姻形态;它有古老村社组织待续下来乡规村约和习惯法。而白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土著民族的特点则突出地表现在:
    1、白族具有在不断地创新中保持发展自己的民族风格文化的特点
    白族善于学习、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结合自己的民族特点,创造出自己丰富多彩的璀璨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光彩夺目的色彩。距今二千多年前汉时建在博南古道上飞跨澜沧江的霁红桥享誉海内外。建于唐代的大理崇圣寺三塔,虽经历了千余年的风雨侵蚀依然巍然屹立。剑川石宝山石窟的石雕技术娴熟精巧,人物造像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元明以来建造的被称为佛教圣地鸡足山的建筑群,金碧辉煌,古雅端庄。斗拱重叠、屋角飞翘,门窗透雕,巧夺天工的民间古建筑从组合、结构到装饰都有独特风格。以至传统的木雕家具,被称为“宋剔”的漆器,蓝靛扎染,草帽编织都具有高超技艺,无不显示出白族人民的想象力、创造力。
    白族聚居地区,苍山西耸戴云萦雾,洱海东亘湖波碧澄。苍山雪、洱海月、上关花、下关风,是其特有的四景,这些造就了这一“神话传奇之乡”、“音乐美术之乡”。绘画有唐时王奉宗所画的《南诏中兴国史图》,宋时张胜温所绘的《大理画卷》、《梵像图集》,被中外赞誉为“南天瑰宝”。古代诗词被收入全唐诗的有南诏清平官杨奇鲲及段义宗等人的《途中》、《洞云歌行》……,还有大理国时用白语、白文(掺有借用汉字)写的《词山花·咏苍洱景》。音乐有唐代的《南诏奉圣乐》,至今还在演奏的《洞经音乐》。白族传统的狮子舞和耍龙舞自唐代传入中原,流传至今日臻完善,丰富了中华的的音乐舞蹈艺术。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歌有《白族调》、《大本曲》、《吹吹腔》等,可谓美不胜收。史学有《白史》、《张氏国史》、《西南列国志》等。因此,我们说白族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民族风格的土著民族。
    2、白族是一个以稻作渔耕为主的农业民族,它创造了丰富多采的稻作文化
    远在四千多年前她的先民就过着“耕田、有邑聚”的打鱼种稻的生活。宾川白羊村遗址中在23个窖穴中发现碳化稻谷;剑川海门口遗址中发现的稻、麦、稗穗,光芒仍在,颗粒保持形象不乱,还有鱼网底挂的陶网坠及铜鱼钩;大理海东石棺墓中发现了蒸谷的陶甑;祥云大波那出土的铜棺上饰有的白族渔民饲养的鱼鹰图像。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干栏式房屋建筑形式,仍保留在大波那铜棺酷似干栏式房屋的形状上,并影响着现今怒江白族住房的结构。这种以水稻栽培为主加上干栏、高条式(在水边房屋基础是打入水中的成排本桩)建筑,说明白族先民在古夏的原始社会中就具备了从事稻作渔业的农耕民的主要特点。
    唐宋南诏大理国时,这里供水稻灌溉的沟、渠、塘、坝以及“地龙”已有一定的规模,苍山上建有灌田万亩的水库,在德源城遗址还发现用瓦筒衔接的倒吸虹引水系统。为农业服务的天文、气象、医学也有了发展。天文气象方面有《太和更漏中星表》、《洞天秘典著》。历法方面有,南诏时有“以寅为正,四时大抵与中国小差”的历法。大理国时有《集圣历》。怒江白族则以月亮圆缺十三次为一年,即三十个“陋奔”(白语‘十二属’意音字义)加五天。医学方面有《先哲医学验方书》。这些都是古代白族人民生产斗争的宝贵经验总结。
    远古白族先民的这些稻作文化特点,至今仍体现在白族人民身上。一方面,是白族人民擅长种植水稻,在选育良种、栽培植保方面有先进的丰富的经验,不仅能在高海拔的寒凉地区种植水稻,还有成片的稻田亩产量达到一千斤,步入世界的先进水平。另一方面则突出地表现在白族有围绕水稻栽培不同阶段的农耕节日。有为农耕作准备,进行物质交流的“三月街”、“渔塘会”;栽插前后的“绕三灵”、“耍海会”;在水稻中耕时,有消灭害虫诱杀螟虫的六月“火把节”;水稻收获后过“尝新节”。白族有丰富多采的稻作文化,栽插时组织“秧宗”,既是劳动互助的组织,又是文娱活动的团体。栽秧时锣声催促动作,薅秧时歌声规范着脚步。关秧门后则举行群众性的娱乐活动“田家乐”。
    3、白族人民勤劳勇敢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
    白族人民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斗争中,曾联合各兄弟民族举行过多次起义。十九世纪中叶,先后参加了彝族李文学为首的反清起义,回族杜文秀为首的更大规模的起义,并建立了大理政权。1884年,白族儿女支援了越南抗法斗争,取得震惊中外的“谅山大捷”。在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中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在抗日战争的台儿庄战役中,头戴棕帽足穿草鞋的白族士兵,勇攀撬炸敌坦克的英勇气慨,至今还在人民中传颂,甚至白语也曾作为敌寇难于破译的通讯用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许多白族的优秀儿女积极投身革命。有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入党的张伯简;有曾在清华读书、参加五四运动,1930年任河北省委书记,后惨遭杀害的施滉;有1927年入党、在东北组织抗日联军,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的胜利作出贡献的周保中……。1936年红军长征经过白族地区,进一步播下了革命火种,不少的白族青年参加红军革命队伍。1947年,白族地区的各族人民,在云南地下党领导下,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反三征”的斗争。1949年4月2日,在剑川举行武装起义,在滇西北组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纵队七、八支队,解放了滇西北,阻断了国民党南逃的通道,迎接云南的解放。
    二、对白族族源研究所涉及云南历史的几点看法
    (一)既承认云南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又说云南的各民族都是外来的矛盾,造成了云南历史的几千年断代
    云南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从云南特定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合人类生息来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千三百万年前禄丰腊玛古猿的发现。元谋人牙齿胫骨化石的考古发现,经新技术方法的测定,在170年前旧石器早更时期,云南就有人类存在。元谋是我们最早的古人类。以洱海、滇池为中心的遍及全省的上百处旧石器、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用实践是检验真理认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来看,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云南本来就住有许多土著民族。在四千多年前我国夏时,云南的彝、白和他们有亲缘关系的各族的先民就已经在云南这块土地上,以人类原始群的形式,在原始社会里,过着白族《创世纪》中所描绘的“天下顶太平,不分贫和富,百姓肥胖胖”的农牧渔耕生活。
    中原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中心,云南因其特殊条件而相对落后。史载战国时云南就划入“九洲”的“梁州”范围,说明在此前后云南已与中原有了经济文化交往。秦开五尺道,汉通僰道,还有实际存在着民间交往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博南古道。促进了汉族和云南各土著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由于氐羌文化、巴蜀文化对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北地域影响较深,濮越文化对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北影响较深,形成了古代洱海、滇池两个文化中心。在各族的交往中,的确存在甘肃氐羌族的南下,和濮越人北上的事实。但除庄蹻王滇外,还未发现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到云南,庄蹻也“变服、从俗”融合在滇池周围的土著民族中了。同时,从文化源流来追溯族源也应掌握矛盾的精髓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各民族作为都是“人类共同体”这一共性,从他们社会历史发展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如:从采集狩猎到耕植饲养,从穴居游牧到定居邑聚,从日晒砖到烧制砖,甚至远隔重洋的不同种族也有共同的宗教信仰,都以龙虎为图腾崇拜物……等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苍山脚下住的白族先民习居半地穴式房屋,剑湖边的白族先民习居干栏式房屋,白羊村白族先民住的则是平地建筑的粘土木结构,如果我们就此轻易地下结论,剑川白族来源于越濮,大理的白族来源于氐羌——这似乎有些草率与主观臆断。这一切恰恰证明了白族具有务实精神的个性特点,能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改善居住条件。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⑷[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585页] 古代史学者由于认识和阶级性的局限,认为中国只是由“汉、羯、氐羌、鲜卑”组成。甚至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中也只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汉、唐时的文献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夷”、“僰”、“蛮”的称谓,更是地域不确切的泛称和带有歧视性的贬称。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必须从只有一个黄河流域才是人类发源地,只能从氐羌等五族中去找族源(寻根)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承认长江、珠江、闽江……流域都可能曾是人类发源地。面对中国是56个民族结合组成这一现实,去实事求是地探索各个民族的源头和历史,这正是维护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唯物史观。
    从云南有人类以来,彝、白……就是世居云南的土著民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在洱海周围金沙江南岸住着以梯形、半月形石斧为工具的农业民族,澜沧江两岸住着的以肩石斧为工具的游牧民族。白族居住地区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测定距今约四千年,而其遗留文化层厚达4.35米,由此可见上溯的年代更为古远。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特点,在古代又远离经济发达的中原,生产力的多层次,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省内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不同地域。云南的这一客观存在,决定了云南具有多民族的特点,全国有25个民族世居云南,是我国民族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三分之一。当然有些民族是在古代迁徙到云南后世居下来的,但是难道二十五个民族全都是外地迁徙而来,同云南的古人类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也和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古人类遗迹没有一点渊源?四千年前的那些祖先是迁离了呢?还是遭到什么不可抗拒的大劫难消失了呢?云南解放前,各个民族分别处于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已出现资本主义工商业,存在着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立体社会,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这是各个民族的特殊地域和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也从客观上证明了在云南这一特殊地域里就世居着处于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土著民族。这就要求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各个层面去认真研究,寻找云南古人类同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各民族的先民和今天的各民族之间的天然的、本质的必然联系。
    (二)结合云南历史和现代的实际看待《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客观地分析研究南诏国的族属问题
    司马迁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但毕竟没有亲自到过云南,他那数十字的记载也不可能把云南的民族及其居住的地域分清。一是所述的地域界址至今也难于考证清楚;二是一个地域只住有一个民族的论断脱离了云南的历史和现实都存在民族杂居的实际;三是他讲的“滇”和“嶲”、“昆明”是讲族名还是讲地名,笔者认为没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昆明”是族名,而“滇”是地名。也有把“昆明”视为地名的观点,理由是大理境内有昆弥山,。汉时称洱海为昆明湖,昆明又是白语的变音,其音指住在海边的人,则“昆明”就成了泛指住在洱海周围的彝、白两族的先民。
    司马迁的<西南夷列传>宝贵之处在于它明确表述了云南主要住有两种生产生活方式不同、习俗不同,并且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两种民族,一种是“耕田,有邑聚”,一种是“随畜迁徙,无常处”。我们联系云南“九山一坝”的自然环境的实际,参考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云南这块土地上,长期世居有少散居林谷以畜牧业为主,多数居住于峡谷平坝以农业为主的彝、白这一对并行着的民族。彝、白两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和睦相处,休戚与共,团结互助,共同为云南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都把对方视为可亲、可爱和可敬的同胞兄弟。
    彝、白两族亲密联系的历史,突出地表现在共建「南诏国」问题上。对南诏国的族属问题,本着尊重历史,有利于民族团结的精神,去求得共识。应当说,南诏国王室的族属是“彝”,而其文武官员则多为“白”。「南诏国」实质上是一个以“白蛮”文化为基础,“乌蛮”、“白蛮”贵族联合共建的奴隶制政权。理由如下述:⒈国家是按地域划分的,而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⑤[⑤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 2页] 建立在以洱海为中心广大地域的南诏国,势必包括居住于这一地域的彝、白两族先民。⒉被唐王朝扶持的蒙舍诏,统一了六诏,灭了东西寸,统一了云南,于公元738年被唐王朝封为“云南王”。历史上,南诏在各种文献记载中多数是统一的,南诏德化碑刻记了其230名主要文武官员,白族的先民共有183名,占百分之七十。⒊彝、白的先民长期共处于同一地域,他们就可能存在许多共同点,并发生相互融合的现象,两族的首领都有来源于“九隆”的神话传说,以及相互禅让逊位结亲的有关传说。在《西南彝志》中,记载着彝、白、纳西、傈僳是四兄弟,白族排二称作“佐罗举”(罗苴),居住在点错雅卧(点苍山)的传说,反映了彝、白两族的亲密关系。⒋南诏国的建立,反映了当时的彝、白先民抵御吐蕃势力,发展本地域经济文化的共同要求。《南诏画卷》就以绘画的形式,转录了《张氏国史》中的“铁柱祭天会盟”,其景再现了当时白、彝两首领张乐进求、蒙罗晟等九人结成政治联盟的情形。⒌南诏国的国都建于被描绘为“人众殷实,多于蜀川”,当时较发达的西洱河蛮地区太和城。因此,南诏在通用语言、习俗、服饰头饰、宗教信仰等方面,就势必会以白蛮文化为基础。对此,不仅在《蛮书》中有记载,并可在石宝山石窟、大理崇圣寺三塔、德化碑、《南诏画卷》中找到佐证。南诏的盟国吐蕃的《墀都松墀德宿藏传略》也把南诏王阁罗凤称为白蛮国君。同时,南诏的“诏”是白语的“地方”,南面的地方就是南面的州。这与南诏建国的住地被唐划分为具有羁縻性质的蒙舍州是一致的。⒍南诏彝族先民的子孙是今天世居巍山的“腊罗拨”,有延续数十代的“左氏”家谱可证。参与共建南诏国的白族先民子孙,也是今天世居大理地区的白族,也在延续数十代的“董氏家谱”中作了记录。昔日的彝、白先民都是南诏大理古文化的创造者,而今彝、白两族的子孙正在为大理的繁荣共同携手并肩前行。
    (三)从汉《王莽赦书》中“僰虏”一词,就能判定“僰转白”,僰人是白族的族源吗?
    早在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前后,讨论白族族源时,有的学者就引用《汉书·王莽传下》“王莽赦书”“……洎南僰虏若豆、孟迁等不用此书”,⑥[⑥参见《汉书》卷九十九 王莽传第六十九:“故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及北狄胡虏逆舆洎南僰虏若豆、孟迁,不用此书。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进而引用《华阳国志·序志》的逑《公孙·刘二志》中的“赤德中微,巨猾干篡,白虏乘衅致民涂炭”,来证明若豆反王莽战争的激烈,还说王莽取得战争的胜利后,将云南的胜休县改为胜僰县。把蜀中的公孙述同南中的若豆混为同一个人,把王莽对若豆的蔑称“僰虏”和东汉对公孙述的蔑称“白虏”硬拉扯在一起,并据此得出结论,白族源于僰人,僰之转白,始见于《华阳国志》。还断言僰人、白蛮、白人等名称为历史上各个阶段对白族古代种族的不同称谓。若豆起兵反王莽和公孙述据蜀反汉是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件事。在历史上也无据考证胜休县改胜僰县。《汉书》和《后汉书》记载均说明只有一个胜僰县,不同的只是后汉时其辖区从石屏建水扩大到峨山。这种把蜀中当南中,滇池作洱海,谬地千里的类比,实难令人苟同。我们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僰人的居住地域、来源和迁徙情况搞清。
    “僰人”是我国战国至元明时期居住在川南一带的一支少数民族。“僰人”二字最先出现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持君览》中:“氐羌、呼唐,高水之西,僰人,野人”⑦[⑦参见《吕氏春秋·持君览》]。离水今岷江,显然是指宜宾地区。东汉史学家应劭在《汉书·地理志》僰道条中注为:“古僰侯国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僰,犍为蛮夷也,从僰声”,讲的也是僰人居住在汉代犍为郡的治所宜宾。《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本僰人居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今益州南,戍州北,临大江,古僰侯国也”。均认定僰人居住的地域为宜宾。据《中国民族史新编》介绍:僰族源于氐羌集团,原居住地为西北地区,后逐渐南迁。僰人以膘悍、善骑、勇武著称,周朝时因助武王伐纣有功,被册封为“僰侯”,在西南建立了“僰侯国”,今云南昭通和四川宜宾一带都曾经是僰人的聚居区。珙县、兴文与云南接壤,为古西南夷腹地,汉武帝开夜郎,置犍为郡时属僰道县所辖。这个“犍为郡”即今乐山犍为县的名称渊源。总之,秦僰侯国,汉僰道,直至叙南六县的僰人被明王朝屠灭时,他们都世居于宜宾地区。
    僰人的族源问题是至今还待研究考证的问题。一曰南下氐羌说,是西部南下的游牧民族,是羌的别种。二曰越濮说,认为僰濮同意异字,僰即濮,属百越系,指都掌蛮、九丝蛮、戍僰、僚僰,并以僰与百越共有悬棺葬的风俗为证。
    僰人的迁徙问题始见于《华阳国志》中的:“……汉民多,渐斥徙之”。⑧[⑻参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没有讲清徙到哪里。联系上文分析,显然是指从马湖江会这一治所宜宾城迁出。根据宜宾地区的历史记载和现代历史学者研究,虽然有的迁到高县、珙县与其它民族同化了。有的认为迁到高、珙、兴文、长宁、筠边、庆符等六县。但他们的观点是僰人并没有迁离宜宾地区。明时把这地区的僰人称为都掌族、九丝蛮。明王朝的统治者,从永乐到万历对僰人一直采取屠杀、剿灭的镇压措施。“都蛮之乱,始于永洪,终于隆万”。公元1573年,在“九丝之战”中,僰人从此销声匿迹了。僰人可能是一个被封建王朝屠杀怠尽的民族,明万历的《平蛮碑》对此有详细记载。历史上并未发现僰人南迁到滇池地区的史实和记载,更不用说是南迁到洱海地区了。
    事实上存在着古时出于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西南少数民族都采用僰、蛮、夷的泛称或者说是蔑称。这里我们可以引三段汉代的文献记载。㈠《汉书·王莽赦书》:“……洎南僰虏若豆孟迁等不用此书”。㈡《汉书·天凤六年》:“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能克,徴还,更遗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光庸部牧李毕击蛮夷若豆等”。㈢《后汉书·西南夷传》:“反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蠶、若豆等起兵杀郡守”。同期的三种记载自相矛盾,一曰僰,二曰蛮,三曰夷。从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僰虏、蛮夷、夷都是对反抗首领若豆等个人的蔑称,并不是对一种民族群体的称谓。史书上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被称“僰”,如氐僰、羌僰、东僰、西僰、南僰、邛僰、戍僰、獠僰、象僰、滇僰、黎僰、僰夷……等等。仿佛用僰作为那个民族的称谓都可以,只须把这个头衔加在那个民族上,再加上方位词就行了。古人有其认识上阶级属性上的局限性,问题在于现代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学者,应怎样实事求是地去区分和澄清。
    彝、白是云南世居的两个主要土著民族,把僰人混为白族,将否定云南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将割断云南的历史,造成汉前1800多年的历史断层。而事实上白族先民“揲榆”、“白子”和它的同姓相扶的有亲缘关系的滇、劳浸、糜莫,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在云南这块地方过着“耕田,有邑聚”的农耕生活。把白人说成是僰人,将否定白族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无视于事实上自称为“白”、“白子”、“白尼”,汉时称为“揲榆”、“叶榆”、“斯榆”、“昆弥”,隋唐时被称为西洱河蛮、河蛮……,之后又被称为白蛮的白族先民,同这一地域的彝族兄弟共创的洱海文化,和曾在这里建过南诏国、大理国的历史。同时也抹煞了白族具有洱海地域乡土气息的、具有民族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在过去的白族先民中以至今天的白族人中,能否找到一点点僰僮短小、僰俗凿齿、悬棺葬的共同文化?说白族是僰人,岂不成了在洱海为中心的地域中,白族成了天上掉下来的吗?诚然,白族在历史上也曾被统称为西寸白蛮,他们也的确存在亲缘关系。但毕竟长期生活在滇池周围的白蛮,与长期生活在洱海周围的河蛮还有许多不同的习俗特点。何况南诏国迁西寸白蛮,是迁到了永昌城。——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社会存在(地域、经济结构……),决定社会意识(民族的习俗、文化心理特点),唯物史观才是民族学的灵魂。   (约12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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