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老舍 　　 　　老舍（一八九九年--一九六六年），原名舒庆春，又名舒舍予。出生在北京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位满族士兵，属“正红旗”，以皇城护军死于一九○○年的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役。他自幼在寡母教养下成长，备尝生活的艰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下度过了他一生的大部分岁月。艰难清苦的生活经历使他对被压迫的人民抱有一颗同情之心；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激起了他对压迫人民的黑暗势力的批判精神。这种同情心和批判精神，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形成了老舍特有的幽默和讽刺的风格。他对老北京的世态人情、风俗习惯，尤其是井市细民的种种生活境遇很熟悉，早年又受到中国古典文 　　学、传统戏曲和民间曲艺的熏陶，这使他的文学和戏剧创作带有浓厚的民族和民俗色彩。外国文学，特别是一些充满幽默和讽刺精神的英国文学作品，也对老舍发生了深刻影响，扩大了他的文学视野，丰富了他的表现手法。 　　当一九三九年老舍创作第一个话剧剧本《残雾》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五四”以来在小说创作上成绩卓著的著名作家了。他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当时新文学的兴起使他“不由得狂喜”，学着用白话“偷偷地写小说”；而当时新思想的传播，也使这位在穷苦生活中相信“命该如此”的青年为之“动心”。一九二四年，他到英国伦敦东方学院去教汉语，并开始小说创作。他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于一九二六年发表，接着又写了《赵子曰》（一九二六年）和《二马》（一九二九年）。这三部长篇小说不仅是老舍耕耘文学园地的最早收获，而且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显示了他特有的幽默、讽刺的艺术才华。 　　他在这些小说中，“多少写出点反帝反封建的意思来”，也就是“借着自己一点点社会经验，和心中自幼儿积累下的委屈，反抗那压迫人的个人或国家”。一九三○年回国以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并继续搞小说创作，长篇短篇均有收获。他没有参加当时的左翼文艺运动，对那些"往往内容并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的革命文学作品也不满意，但“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在左翼革命文学的影响下，他的创作也开始发生变化：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暴露更加深刻，幽默感中包含更多的正义感和积极反抗的因素。一九三六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骆驼样子》是老舍文学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作者对洋车夫祥子生活命运的揭示是真实深刻的，样子形象的成功塑造，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作品，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和浓厚的民俗色彩，以幽默和讽刺的笔锋，暴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对劳苦大众特别是城市贫民的悲惨遭遇，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尽管当时他还看不清人民的真正出路，作品色调比较灰暗，但透过他对种种社会相和人物命运的生动描绘，可以看出“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作为一个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著名作家，积极投入了抗战文艺运动，并成为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团结和组织各派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武器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自己的创作也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有新的追求，以担负起时代赋予作家的责任。在抗战八年中，围绕团结抗日这个重大主题，老舍除了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创作外，还写过民间曲艺形式的通俗文艺作品（如鼓书词《王小赶驴》），写过京剧剧本（如《忠烈图》、《王家镇》），写过长诗（如《剑北篇》）。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以满腔热情学习他所不熟悉的话剧剧本的创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四幕话《残雾》（一九三九年）演出后，他又创作了《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张自忠》（以上一九四○年）、《面子问题》、《大地龙蛇》（以上一九四一年）、《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以上一就四二年）、《王老虎》（一九四二年，又名《虎啸》，与萧亦五、赵清阁合作）、《桃李春风》（一九四三年，又名《金声玉振》，与赵清阁合作）等多幕活剧。老舍的第一部话剧《残雾》，显然带有浓厚的"小说味"，还缺乏戏剧技巧，但从反映生 　　活的深度上说，这个剧本是值得注意的。它和陈白尘的《乱世男女》、曹禺的《蜕变》等剧作一起，标志着抗战戏剧现实主义深化的开始--从那种比较表面地表现全民抗日热情的时事宣传，转向比较深入地揭示抗战时期复杂的社会现实；从博取观众在特定环境下短暂“共鸣”的政治口号，转向有一定生活深度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残雾》继承着长篇小说《离婚》（一九三三年）的路子，讽刺官僚阶层的腐败。它没有正面描写抗日战争和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而是以讽刺的笔调暴露当时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在民族危机的岁月里，无权无势的人民在遭难，官僚阶层和共它一些社会黑暗势力却借"国难"以营私--这就是大后方天空上一片遮蔽希望之光的“残雾”。剧本的立意显然是为了叫人认清并驱除这片“残雾”，以争取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剧中的洗局长是一个国民党政府的官僚，他身上带有讽刺意味的矛盾是：言与行判若两人。他口口声声“我拥护政府，我决心抗战”，“在抗战期间，谁都应当尽力工作”，还堂而皇之地教训女儿：“年轻轻的不知作些有益处的事，一天到晚乱跑乱说，是对得起国家，还是对得起自己？”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好色、贪权、爱财”的官僚。他标榜“刚正”，实则在机关、家庭搞封建家长式的独裁统治。他以“权”谋“财”，又借着“权”、“财 　　”之力去猎“色”。女知识青年朱玉明逃难到大后方，母亲重病，自己失业，正当她求告无门时，洗局长乘机将她占为玩物。在这一层关系的描写中，作者愤怒地揭示了“国难”时期一个残酷的现实：某些腐败的官僚用人民的血泪酿成自己寻欢作乐的美酒。而在洗局长与徐芳蜜这条“美女蛇”的关系中，作者将他的“色”、“权”、“财”三欲统一在一起加以暴露，--他不仅被女汉奸徐芳蜜的“色”所迷，而且想通过她（她是“常军长的义女，交际极广”）进一步打开“权”、“财”之路。这样，他的腐败与卖国便联系在一起了。剧中最后还有深刻的一笔：洗局长与徐芳蜜勾结，向她提供情报，而她为了进一步控制他，又做手脚使他以汉奸嫌疑被抓、丢宫，可是大间谍徐芳蜜本人却在上层达官贵人复杂关系网的包庇下逍遥法外。这就进一步把讽刺的笔锋指向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在这种政权下，不仅有洗局长这样的政客，而且还产生了与政客相勾结的杨茂臣这样的流氓和市侩。他不像洗局长那样用“刚正”的外貌掩盖罪恶的行径，而是一言一行都毫不避讳地表白着自己肮脏的灵魂。杨茂臣“正作着各种的官，官小而衔多”，他公开宣扬要“在抗战中爬上去”，要“乘着抗战多弄下几个积蓄”，只要有官有钱，不管给谁干事都可以，“去作汉奸，也无所不可”。因此，他和妻 　　子“精诚团结”，活跃在发国难财的“事业”中，到处奔波钻营，在剧中是一对喜剧性很强的“穿针引线”的“活宝“。此外，作者还以幽默和讽刺的彩笔勾勒了一些”残雾“中混世的男女，如：娇气十足的”摩登“少女淑菱，迂酸平庸的“文化人”红海，守旧而昏骗的洗老太太，不新不旧、懦弱无为的局长太太，谨小慎微、诺诺连声的毕科长。作者也看到了“残雾”中未忘祖国抗日大业的正义力量，只是表现不力。如剧尾安排洗仲文这个“有点思想而不深刻”、旁观者的牢骚多于行动的青年来教训自己的哥哥--堕入泥坑的洗局长，就显得颇为薄弱。不过，作者对两个在逃难中挣扎求生的人物--女仆刘妈和女青年朱玉明，却写出了她们真正的抗战决心，这说明剧作家在鞭挞官僚社会的同时，在下层人民中看到了希望。 　　《面子问题》可以说是《残雾》的姊妹篇，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暴露了大后方官僚机关的腐败。摆架子、要面子，这是一切旧官僚的特征之一。他们以此维护彼此之间的等级关系，以此做视人民百姓，表现出极大的虚伪性。如果说《残雾》里的洗局长所追逐的是“权”、“财”、“色”，那么《面子问题》中的佟秘书所拼命维持的则是他的“面子问题”。尽管当了二十多年秘书，“作官经验仍不足见知于上峰”，但他自以为出身高--“先祖先严都是进士出身”，资格老--“在北洋政府的时候就是秘书”，时时事事摆出自己的“身份”，对下级官气十足。他一方面不满于“别人升官，我老当秘书”，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升官，而“无日不在奋斗挣扎”，一方面又深恐连目前的官位也保不住，又最恨别人小看了他。因此，他显得特别敏感，好发脾气。作者抓住他这种虚伪可笑的性格，对官气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值得注意的是，这出喜剧是把摆架子、要面子的官气放在与平等待人、实事求是的服务精神的对照中进行刻画的，这就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剧中的秦大夫和看护欧阳雪就体现了一种与官气势不两立的服务精神。任秘书故意摆官架子，“传”秦大夫来看病。欧阳雪来告诉他：秦大夫在给人看病，没空来-- 　　佟秘书给谁？ 　　欧阳雪也有咱们的熟人，也有附近的老百姓；反正都是病人。 　　佟秘书是他们大，还是我大？ 　　欧阳雪谁的病大呀？ 　　佟秘书身份，地位！我是秘书，他应该伺候着我，难道我还不如老百姓？ 　　欧阳雪大概在一个医生眼里，病人就是病人，都一个样！ 　　围绕着死要面子的佟秘书，作者还写出了一群都中了“面子”毒而性格各异的可笑人物。这里有在婚姻问题上讲“面子”而大出洋相的老姑娘佟小姐；有利用“面子”拉拢关系，但决不为面子问题吃亏的市侩于科长；有急于发国难财而破产，又借“面子”进行欺骗的方心正夫妇等。小职员周明远觉得人人都瞧不起他，在佟秘书“要设法抬高自己的身份”的“启示”下，狠心花了一个月的薪水，请上司吃饭以争“面子”，但不被赏脸，碰壁之余有了觉醒，痛斥他们：“不讲人情，不借真理，你们只有一张比纸还薄的面子！”并当众宣布他听来的佟秘书将被免职的消息，以丢他的面子，作为报复。秦大夫看不惯机关里的“臭官僚气”，决定去前方服务。他说：“国家到了什么地步，你们还为豆儿大的事瞎吵乱闹，为什么不把心思力气多在抗战上放一点呢？”这也正是剧作家把讽刺的“笑”献给观众的本意。 　　从剧本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来说，五幕话剧《归去来兮》可以视为老舍抗日时期戏剧的代表作。抗日期间老舍的九个话剧（包括与他人合作者），在题材、体裁、风格上做过各种尝试。除上述《残雾》、《面子问题》对大后方机关官僚层的讽刺之外，他还歌颂过抗日名将牺牲在战场上的英雄事迹（《张自忠》），描写过敌战区爱国义士的锄奸反日斗争（《谁先到了重庆》），反映过在国难中坚守岗位的教师的爱国精神（《桃李春风》）等。有喜剧，有悲剧，也有正剧。从艺术风格上来看，有《王老虎》这样的写实之作，重在刻画人物的复杂性格及其发展历程，也有《大地龙蛇》这样的具有象征性、哲理性的写意 　　之作，试图表现出东方传统在抗日战个中的现实意义及其发展变化。后者还将歌舞融会其中，在场景变换上采取了一些类似电影的新手法。这些作品中，有的由于时某一题材的描写非作者所长（如《张自忠》），有的由于所采用的艺术方法非作者所长（如《大地龙蛇》），有的由于太执著于"戏"的技巧的追求而削弱了作者所长（如《谁先到了重庆》），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有的剧本系与他人合作，不能完全代表作者本人的成就。相比之下，《归去来兮》避免了以上这些局限，在《残雾》、《面子问题》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它 　　标志着老舍剧作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新发展。《归去来兮》是当时作者最满意的一个剧本。他说：“第一，这里的讽刺都是由人与人和事与事的对照而来的，不是像我以往的作品那样专由言语上讨俏；这就似乎较比深刻了一些。第二，我写出一位可爱的老画家，和一位代替《罕默 　　列特》里的鬼魂的疯妇人，我很喜欢他们两个。老画师的可爱是在其本人，疯妇的可爱是因她在此剧中的作用。……她是个活人，而说着作家所要说的话，并且很自然，因为她有神经病。第三，文字相当的美丽，在末一幕还有几支短歌。”《归去来兮》既不单把笔力集中在喜剧式的暴露上（如《残雾》、《面子问题》），也不只作悲剧式的歌颂（如《张自忠》），而是通过强烈对照，把两者统一在真实生活画面的艺术描绘之中。它既个像《谁先到了重庆》那样"实"，--太"实"则以故事冲淡了人物；也不像《大地龙蛇》那样“虚”，--太“虚”则以观念压 　　倒了人物。作者抓住了生活的底蕴，抓住了人物，便做到了“虚”、“实”得宜。这样，他就不是牵着观众和读者“直奔”主题，而是把抗日救国的中心思想深入到具有独特命运和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之中，大大加强了作品的艺术完整性和感染力。 　　在《归去来兮》中，乔绅这个人物可以视为洗局长、杨茂臣（《残雾》）一类，但作者不仅暴露了他的可恶，而且写出了他的失败和转变。国难期间，他经商发财，颇有一番野心，想大大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见利忘义，心中不仅没有国家，也没有朋友，大儿子乔德山牺牲于抗日前线，他却斥之为“冤孽”，毫无心肝地胡说儿子：“什么地方不好死，单单要死在前线？”老同学欠了他的钱，他把人家的女儿扣在家里做工顶债。但他在家中是孤立的，他想把周围的人纳入他的“事业”而步步碰壁和失算。大儿媳因杀夫之仇未报而急出精神病，对忘 　　了抗日、只顾捞钱的公公当然是冷眼相看。二儿子虽然有些哈姆莱特性格，缺乏果断精神，但有理想、辨善恶，自然站在父亲的对立面。为还父债帮乔绅做事的画家之女吕以美，坚毅、聪明，有理事之才，又为人正派，决不与他同流合污。不仅拒绝做他的二儿媳，而且终于离去。老妻懦弱多病，只是个“受气包儿”。娇妾糊涂庸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女儿不过是个无知的“摩登女子”，出去为他应酬却上当而回。只有流氓丁影秋被乔绅视为同道知己和得力助手，此人不仅骗了他女儿的爱，还骗了他的钱，直至拐走了他的小老婆。在孤立和失败的打击下，他最后有点悔悟，想从那见利忘义、发国难财的"事业"上退下来，“好好的过日子”。乔绅的转变并没有多少令人置信的力量，但剧中对老画家吕千秋这一形象的塑造多作为乔绅一类人的鲜明对照，却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二人曾是同学，如今走着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一个追逐着铜臭；一个热爱着艺术。一个为了发财而六亲不认，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一个为了艺术的尊严而陷于穷困，爱“美”之心和爱国之情连在一起。作者笔下的吕千秋是一位纯洁、善良、天真可爱而又昧于实际、做事有些迂阔的艺术家。为了作画，借了乔绅的钱，女儿不得不被 　　抵押到乔家做事，他还坚持说：“钱是什么东西？钱美吗？”他作的画并不坏，为什么穷呢？因为他老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有人真爱画，我就这他。有人并不爱画，而要买画，为表示他有钱，我就不卖给他。”作者用幽默的笑，善意地批评了他这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也热情地赞美了他艺术家的美德和爱国之心。面对民族的危难和社会的邪恶，他要精心创作“八大幅或十大幅正气歌”，“分文不取的献给政府”。“看着我的正气歌入了国家的艺术宝库……便死而无憾了！”这就是他的理想。乔德山为抗日牺牲，在他的父亲乔绅看来是“冤孽”，在吕千秋看来却是“精神将永垂不朽”的英雄。他看不惯乔家挂的那幅儿子的画像：“德山为国家，把血流在了前线。看，他们就弄这么张恶劣无比的破画纪念他！（发怒）他们还有心肝没有呢？”他要撕碎这幅有损烈士的破画，另创作一幅杰作，“画出这个英雄的面貌，与他的精神”。总之，吕千秋有一颗赤子之心。不谙人情世故，是一个可亲可爱的“老小孩子”。但对国家民族大事，他是非分明；对丑恶势力，他刚正不屈。最后，他决定上前方：“画出抗战的历史！”由于作者有血有肉地写出了这个人物的性格、命运的独特性，剧本的抗日思想便被更深刻地表现了出来。在《归去来兮》中，守寡的大儿媳李颜的形象也起着重要的艺术作用。她有点精神病，但往往疯话露真情，一语中的而叫人觉得贴切自然。丈夫死于前线，她守节不嫁。这位个性倔强的妇女最关心抗日，因为抗日就可为丈夫报仇。她的精神病就是因报仇之愿未偿而急出来的。听说老画家要为丈夫画像，她立即要把“宁可死了，也不肯舍掉”的订婚戒指给他，去卖钱买作画的材料。看到乔绅与那些什么“公司”洽谈买卖打电话，她说：“又是公司，又是弄钱。好像钞票可 　　以代替儿子！”家里人说她有神经病，她反驳道：“他们才疯了呢！放着大仇不报，一天到晚只管弄钱，反倒说我有神经病！可笑！可笑！”她那在烈士遗像前的心灵剖白：“他们有钱，可是没有心！你不能怨恨我吧？不是我不愿报仇，忘了报仇，是他们不听我的话呀！”她对优柔寡断、思多于行的二弟乔仁山的不顾情面的指责：“老想！老想！把国家想没了，把哥哥的骨头想烂了，还想，想，想！”以及当二弟终于上前线时她那情真意切的送行：“我要在这儿坐着，日夜给仁山祷告：身体好好的，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多咱我看见了他回来了，得胜回来了，我就跪在江边迎接他，捧一把江里的清水，洗去他脚上的尘土；用野花编成一个花圈儿，戴在他的头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种疯癫的状态中表现出来的。这个人物并不是作者点题的傀儡，她的言行是合乎她自身性格的。她那些吐露真情的疯话，正是被压抑的人民抗日热情的艺术反映。 　　老舍的话剧有独到的艺术风格。第一，他善于将他在小说创作中惯用的幽默和讽刺的笔法运用到话剧中来，收到了良好的喜剧效果。他所追求的喜剧性不像丁西林那么“雅”--多反映一种带有绅士味道的知识分子的情趣，而是以“俗”求“雅”--表现市民阶层的美学理想；也不像丁西林那么“淡”--笑得过于含蓄，而是显得更加富有色彩--笑得颇为有力，他的笑又较为温和。第二，得力于写小说的经验，他善于写人物，善于写人物的对话。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几句话一说，就把性格和心灵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和观众的面前了。所以，他的剧本文学性较强，有时，“虽然不是好戏，而有些好的文章”。建国以后，他的话剧创作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写出了《龙须沟》、《茶馆》等优秀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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