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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人的问题,毛泽东在1943年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然而在“文革”时,这六十一人全部成了被任意揪打凌辱的“叛徒集团”,株连所及,冤狱遍布全国。 _1975年邓小平就说过。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 胡耀邦打开突破口,汪东兴釜底抽薪。 针锋相对,“两个不管”决战“两个凡是”。 1936年,中中央为了营救关押在国民党北平监狱的同志,批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可以让他们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g启事”上签字出狱,以便尽快投身抗日救国运动。然而,3O年后,他们却因为此事而被康生等人定为“叛徒集团”。 图: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1981年). 一边进行决战的外围战,一边为平反“文革”中的一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的斗争,也在紧张尖锐地进行着。 这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于文、杨献珍、赵林、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 案。所谓“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蚕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g中央的特殊批准,这些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同志,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g启事”上签个字而离开监狱,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 那时候,这些同志都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政府北平反省院。他们当中,有北伐战争前1924年人党的老党员,和土地革命战争及“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白区工作的老干部,也有1936年在监狱中被狱中秘密党支部吸收的新党员,还有当时还没有人党入团但积极要求抗日的热血青年。 他们都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有些同志在被捕前,已担任了党或团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特委书记或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尽管道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一直与敌人进行多种顽强斗争。有些人刑期早满, 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g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中中央北方局。其时日寇魔爪已深人华北,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开展工作严重缺少得力干才。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少奇同志建议,可以让这些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他们还进一层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了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转押到南京去,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党央研究决定。党中央经过缜密研究,让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 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让李葆华迅速派人巧送狱中党支部立即执行。李葆华和徐冰委派孔祥祯,通过秘密渠道,向狱中党支部转达了这个决定,但狱中党支部一致拒绝执行。他们的理想是: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将来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走出敌人的牢门。 1936年夏天,柯庆施等人再次写信,让孔祥祯辗转送到监狱去。信上说“你们知道谁给你们写这封信的?他就是中中央代表胡服同志。”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等几位同志都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这才勉为其难地着手研究如何执行这个决定。从1936年9月开始,他们才断断续续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了监狱。 事后,柯庆施对薄一波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 1943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与代表团一起到了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与毛长谈时,他曾说到这段往事。 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在这个记录上批道: “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了话。在谈到出狱一事时,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也与毛泽东谈了话。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作了同样的表示。 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山东渤海区,帮助搞土改。l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渤海区党委所在地—— 惠民地区阳信县何家湾——过春节。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清康生和土改 工作团全体成员吃饭。 饭后,康生与团员张琴秋、毛岸英、凌云、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同志出狱的事。 康生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抗日高潮又已到来,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平津敌人的监狱里。 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一这些同志就只有全部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都照办了,唯有不属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八年牢。 这个“饭后漫步闲谈”足以说明,康生对这段往事的曲折过程也清清楚楚,并不觉得薄一波等人自己对这件事该承担什么责任。所有党的领导人对这件事的历次表示,更说明这些同志自身在这一点上都清清白白、苍天可鉴。 正因为这些同志的狱中表现甚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功勋卓著,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被党的“七大”和“八大”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乃至中央政治局成员。党的“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都只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 薄一波等同志于 1936年奉党中央之命,以那种方式离开敌人监狱,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日月轮转,三十个寒暑过后,这突然成了特大问题。1966年8月4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呼应彻底整垮刘少奇,下令在已很庞大复杂的“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与刘少奇密切相关的“1936年” 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老同志中已有十九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为人民壮烈捐躯,或在建国前后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另有二人在战争的生死关头,没能经受住新的严峻考验而叛变,被自己人处决。 “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四十人,其中二十二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另有十三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他人为一般职务。 对所有幸存的这些同志,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成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予以揪斗迫害。 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 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接着康生又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去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在这个杀气腾腾的过程中,尽管周恩来多次出面劝阻,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发电报,说明这个问题由中央负责,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给正在广州养病的薄一波发电报,叫他“千万不要回北京”;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动,各地纷纷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把过去所有被敌人逮捕过但已作过正确结论的同志的旧案统统翻了出来,甚至无中生有,制造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冤假错案。 图:胡耀邦与杨勇 l967年3月16日,中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随之,过去在南京、苏州、济南、太原、新疆等地国民党或侵华日寇监狱中囚禁过的老同志,以及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集团”;株连所及,冤狱遍布全国。 此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也被正式肯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四十位老同志悉遭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的成千上万。 邓小平说: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 中央专案组的人大发雷霆: “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的头上来啦,这还了得?”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说: 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由于“四人帮”捣乱作梗,这个问题不但没能得到解决,而且中央专案组及郭玉峰主持的中央组织部还再次派人对这些同志进行威胁,强迫在北京已被解除“监护”的老同志离开北京:安子文去了淮南,刘澜涛也去了安庆;与“三六”专案毫无关连的 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陕西。他们也勒令薄一波去河南南阳,并派来了河南省公安局的三个人要押着去。薄一波坚决不从,并再三抗议,才被勉强留在北京。 专案组的人警告薄一波:“你讲这个问题(指1936年出狱经过),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你有利;讲了就对党不刮,对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们的意见办,将来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从宽考虑。” 对薄一波的这类警告或“提醒”,不止三次五次。 对刘澜涛等人,专案组的人也是这样说: “不要写36年履行手续出狱的事‘中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这一历史事实抹掉,重写” 粉碎了“四人帮” ,尤其在l977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原有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 1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党支部转达过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样祯,此刻也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 “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我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殒;而亲自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 孔祥祯在信中还特别强调: “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时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孔祥祯在信中还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李葆华和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指示,以及后来薄一波等人出狱的经过,等等,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但是,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的一些人依然冥顽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离开北京城。薄一波也照样坚决不去。正在这无法调和的相持中。胡耀邦到了中央组织部。他觉得,必须迅速掀掉扣在薄一波等同志头上的这口大黑锅。对此。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却大为震怒。大发脾气:“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极,都翻到我们的头上来啦,这还了得?” 胡耀邦看了邓小平和汪东兴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申诉信,决定了彻底平反“三六” 大案的突破口 恰巧,这时与“六十一”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 申诉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 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才二十二岁。 “九·一八”事变他十七岁,在北平读大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担任支部书记;1933年1月加人共青团,同年7月转为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他去从事兵运工作,他就毅然离开大学,去国民党军队当伙夫、车夫、勤务兵、马弁,积极发展军人党员。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奔走呐喊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敌人逮捕人狱。 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奉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特委书记、地区党政军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师政委、军副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人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分工委书记,指挥部从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又担任中西z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西z军区副政委。 虽然王其梅功高位显,但他一直艰苦朴素,对文恬武嬉骄奢淫逸之风深恶痛绝。 1955 年实行军锅制后仍十分注意节俭,除买书和接济困难同志外。 他从每月三百多元工资中省下二百元。虽然他与王先梅已有五个孩子,需要抚育,而他认为让孩子们自幼多吃苦,有好处。“三年灾害”期间,他将五年来节省下的一万多元全部献给国家,以解国困于分毫。据认为,这是当年有此义举的唯一高干。 康生等人酿造了“三六” 大案,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月就被害辞世。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是十四岁(1938年)参加新四军、十五岁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此刻与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分住四处。年岁稍长的大女儿要求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或云南农场都被打了回来,说是“没资格”。为了生存,她自己执火车去了内蒙阿荣旗插队务农。王先梅后来把分住几处的八岁到十六岁的两儿三女都收拢在一起,去了她所在的轻工部江西“五七”干校。 1973年5月,江西干校撤销,按规定,没工作的孩子应随父母回北京,王先梅才把孩子们带回北京。周总理再次批示,才开始发给这些孩子的生活费。 但轻工部仍未能对这些孩子一视同仁,而将他们的户口,转去河北固安县五七干校。后来,大男孩掌握了制作和修理大小提琴全套工艺,并会修理钢琴做道具,报考海政歌舞团,文化素养、艺术技能、个人历史等等全部合格,只因其父在“三六”专案中一直悬而未决,而未被录取。 小女儿在外地读初中,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到北京读高中,又被评为三好生,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优秀团员。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召开的毛主席追悼大会和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学校其他各班的团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参加了,唯独她这个团支部书记不能去,也因其父是“三六”案成员。 历遭如此许多不平事, 王先梅心境很难平静。1977年12月8日,她向小平同志写了申诉信,信中简单叙述了孩子们的遭遇。 经过一番辗转投递, 此信到达邓小平面前已是12月25日。 邓小平当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看了也接着批: “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才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当天下午三时许,胡耀邦委派的中组部一位副局长王建梅和王盛湖两位同志,就找到了右安门王先梅家的两间房,传达了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胡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和她的子女都激动得流着泪,一再表示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从政治上解放了他们。当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王先梅说: 对王其梅的结论应该重新做。至于我自己,组织上已经十年没让我工作了,我要求尽快恢复工作。另外按党的政策,应该给孩子们出路,够参军条件的,就该让他们去。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回到了轻工部,担任科研室外事处长,仍做外事工作;大儿子被批准参军,去了海政文工团;学医的二儿子,去了北京市政府附近的植树医院;小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1978年2月18日, 《人民日报》 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并经中央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广泛反响。 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件纷纷而至。熟知“六十一人案”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同志家属和子女的政策的落实,评论员文章又说了那样的一大段话,说明康生们蓄意制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只是迟早的事。 然而,人们对这种事常常想得太天真。 那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然而胡耀邦要求对重大案件进行复查处理时,汪东兴觉得有必要釜底抽薪。 一天,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又一次写信提议,是不是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汪东兴等人仍然不以为然。 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 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同时,胡耀邦与中组部同志的这些举动,都—一被人传到了汪东兴等同志那里。后者觉得,有必要予以釜底抽薪。 在搞的过程中,中央专案组当然也作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能需”的调查。他们所需要的,如获至宝;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会写到结论上去。而这没被写到结论上去的一些真实情况,如果光看那个“结论”是看不出其一丝痕迹的。所以,我这“另起炉灶”,就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之本来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当事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哪些责任应是组织领导方面承担的。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 说完,胡耀邦又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上复查结论,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谈完话正好吃午饭,胡耀邦也拿着自己的碗筷,和大伙边走边聊地向大食堂走去。他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得紧紧的。搞得美美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 进了大食堂,卖饭的大师傅一眼瞅见胡部长排在大老远队尾,连连大声招呼:“胡部长!您靠前来;您工作忙,靠前来广胡耀邦说:“大家都忙啊!你就顺着来吧!” 胡耀邦买完饭,像往常一样,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胡耀邦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儿又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风气:多跑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走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 “老贾,”他转脸对坐在一旁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 当天下午,贾素萍一行四人就去探望了无家可住而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第二招待所传达室,贾素萍一见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者” 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便十分热情地上前问候,并伸出手:“薄一波同志,您好!”薄一波顿即感动得涕泪交流。十多年来,不少的红卫兵、专案组无数次对他调查审问,从不称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更没有任何让人稍稍过得去的结果;而此刻站在面前的中组部派来的贾素萍等四人,不但亲亲热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是奉胡耀邦部长的委托特地前来探望他的,所以他激动异常。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贾素萍说。“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么样?” “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 边说着,薄一波就把贾素萍们请到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一吐十多年来的悲愤和夙愿。 从此,贾素萍一行四人冒着盛暑,在京城到处奔走。他们找到了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元、刘有光、朱则民、孔祥祯等多人并逐一交谈。孔祥祯在交谈中指着自己已经残废了的双腿说:“过去红卫兵和专案组的人多次来,口称调查,可是比审讯还凶。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全不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双腿都整残废了。他们后来再找我‘调查’时,我就不再同他们谈一句话,给他们吃闭门羹!这次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8月上旬,贾素萍一行飞到了安徽合肥。 一下飞机,江淮的炎热使他们好像突然掉进了蒸锅一样,但他们还是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找到了刘澜涛。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从西安被揪到北京,关押审讯了八年。1975年5月28日,他虽然被从监狱中开释出来,但专案组仍把“叛徒” 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给他自由,不许他和任何亲友见面,并逼迫他“下放”安庆。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 ,以表明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志。现在见到了“党员之家”派来的人,让他倾述他们当年在敌人的监狱中与敌人的斗争,以及他的一家在自己人的“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富有理智而坚强的刘澜涛不禁热泪滚滚。他热诚地要用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菜豆角亲手做菜,招待贾素萍一行。贾素萍说任务紧,婉言拒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仆仆风尘地赶到淮南去见安子文。 被幽禁于淮南的安子文,面对他在“文革”前做了十多年部长的中组部来的同志倍感亲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拧掐,遭受过许许多多的迫害与凌辱。以及康生们强加的“叛徒”罪名,原以为人们早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或仍然对他歧视敌视,谁知贾素萍一行不仅带来了部分同志的关怀与问候,还带来了平反冤案的希望。他刹那间苦屈难诉,呜呜痛哭不已。 贾素萍,行结束了在安徽的调查访问,又快马加鞭地赶到山东、天津和吉林,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我们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伊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 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患了心脏病。写证明材料的同志也争分夺秒。 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如今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四八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胡耀邦家。 胡耀邦连忙挑灯夜读。这一段时间,胡耀邦不但常常夜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归来,他都立即听取他们的汇报,认真阅读他们写的每一份调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先后批写了这样一些字句:“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 随后,胡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如何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复查报告。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胡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两个不管”对付“两个凡是”。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一场面对面的决战拉开战幕。 1978年9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胡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 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 正因为这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历来不爱宣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胡耀邦,这次却特别请来政研室和干市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胡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茬儿呢,你还送到门上去”’ 胡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 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