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纪念园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老舍条目
樊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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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she
老舍 (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 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 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 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 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 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 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 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 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 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 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 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 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 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 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 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 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 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 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 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 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 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 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 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 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 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 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 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 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 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 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 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 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 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 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 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 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 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 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 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 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 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 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 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 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 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 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 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 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 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 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 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北京小杨家胡同8号老舍出生地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 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 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 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 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 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 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28年老舍在伦敦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 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 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 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 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 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 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 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 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 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 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 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 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 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 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 《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 (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 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 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 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 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 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 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 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 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 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 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 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 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 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 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 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 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 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 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 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 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 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 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 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 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 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 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 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 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 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 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 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 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 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 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 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 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 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 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 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 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 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 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 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 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31年老舍在济南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 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 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 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 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 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 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 （《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 ～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 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 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 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 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 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 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 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 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 《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 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 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 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 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 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 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 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 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 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 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 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 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 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 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 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 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 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 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 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四世同堂》插图丁聪作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 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 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 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 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 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 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 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 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 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 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 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 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 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 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 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 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 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 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 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 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 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 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 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 (《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 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 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 (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 (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 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 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 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 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 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 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 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 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 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 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 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 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 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 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 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 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 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 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 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 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 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 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 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 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 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 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 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 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 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 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 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 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 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