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仁厚積德的家庭 　　 　　　　蔡先生字鶴卿，別號孑民，浙江省紹興縣人。出生在前清同治六年（西元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於民國二十九年（西元一九四○年）三月五日逝世，死時七十四歲。 　　　　他的先祖以種植山林出售薪木為業，到蔡先生高祖以下，始改為經商。祖父名嘉謨，字佳木，做過當舖經理，以公正著名。父親名光普，字耀山，做過錢莊經理，對待朋友極為寬厚，不僅有貸必應，而且不忍心向人索債，因此死後幾無積蓄。 　　　　蔡先生十一歲喪父，兄弟三人全靠母親周氏撫養。母親非常賢能，當蔡先生父親去世的時候，世交朋友以蔡先生兄弟孤苦無依，擬替他們募捐以贍養他們，並供蔡先生讀書，但被周氏婉拒。她時常典押衣飾，克勤克儉，撫養諸兒成立，每以「自立」「不倚賴」勉勵他們，常對他們說：「每有事與人談話，先預想彼將作何語，我宜以何語應之，既畢，又進省彼作何語，我曾作何語，有誤否？以是鮮僨事。」蔡先生日後能夠寬宏大量，不苟取，不妄言，都是受家庭教育的影響 　　 　　二　貫通中西的學問 　　 　　　　蔡先生在童年跟他的叔父銘恩讀書。銘恩是清末廩生；工制藝；並治詩及古文辭，藏書不少；所以蔡先生從小就翻閱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說文通訓定聲各書。十三歲時拜經學名宿王子莊為師，學八股文及宋儒之學。王師尤服膺明儒劉宗周，故蔡先生對於宋明理學的造詣甚深，對小學、經學、駢體文都有研究。二十歲又跟紹興徐樹蘭學習，並兼校對刻書的工作；徐師藏書極多，因此蔡先生能遍觀他所藏的書，學問大有進步。 　　　　蔡先生對於中國舊學曾下過苦功，所以他能連試皆捷，十七歲中秀才，二十三歲中舉人，二十四歲中進士，二十六歲補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歲補翰林院編脩。他在少年時期，已名動公卿，曾被常熟宰相翁同龢譽為：「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才也。」由此可見蔡先生舊學根基是如何的深厚。 　　　　蔡先生不僅對中國舊學有相當的基礎，而對西方的學術也很有研究。他在四十歲未出國以前，曾閱讀西書的翻譯本；又閱讀日文書；四十歲以後曾赴德、法等國留學，他對西方學術的興趣甚為廣泛，學問相當廣博，舉凡哲學、文學、人類學、文化史、心理學、美學、民族學等都喜歡研究；尤其對於實驗心理學、比較文明史、美學等頗具心得，而在美學方面的造詣尤深。他曾發表有關美育方面的文章多篇，如「美育代宗教說」、「美育實施的方法」、「我的歐戰觀」、「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與時代畫報記者談話」等；他更將美感教育列入教育宗旨。此外，他對於西方的科學精神和方法也有深切的認識。不過蔡先生對於西方的學術，並非只是一味的吸收，而是於吸收之外並加以消化和批判，而且和中國舊學加以比較，所以他實在是貫通了中西的學問。蔡先生對於中西文化問題的看法最足以說明這點：他一方面推崇中國舊有的文化，一方面又主張對國故以客觀態度、科學方法，重新估價，重新整理；他不諱言中國文化的缺點，但也批評西方文化的弊病；他雖然主張吸收歐美文化，但並非無條件的模仿，而主張有選擇的吸收；他又主張融合中西文化的長處，創造適合時代的新文化。這些言論惟有貫通了中西學問的人，才能見到，才能說出。 　　 　　三　孜孜不倦的為學 　　 　　　　蔡先生在學問和事業上都有大成就，一方面固然靠他的天資，而另一方面則靠他的勤勉。他從小就勤於讀書，考中秀才以後，更勤研苦讀，博覽群書。這時他舊學根基已很深厚，然而他並不以此為滿足，所以在升補翰林以後，又開始閱讀譯本西書，藉以吸收西方文化。他為閱讀日文書籍，更學習日文；後來他任教南洋公學時，尚指導學生翻譯日文書，可見他的日文程度相當不錯。在前後不過三年的時間，他對日文能有如此的成績，這不能不歸功於他的勤習不懈。 　　　　蔡先生一生隨時隨地都在學習中，四十一歲得駐德公使孫寶琦資助學費，和商務印書館訂定每月致送編譯費百元，遂赴德國。到德國後，他首先學習德語；一年以後，進入萊比錫大學苦讀，三年之內選讀了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心理學、美學等科目，只要時間不衝突，他都盡量選聽。他又進入實驗心理學研究所和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讀，並在課餘另請講師到他寓所，為他講授德國文學。蔡先生以翰林之尊、年屆不惑，遠涉重洋，學習如此多的科目，其苦學精神實在值得欽佩。尤其可貴的是民國元年夏天，他辭去了教育總長之後，立刻攜帶眷屬再赴德國，再度進入萊比錫大學聽講，並又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繼續研究；民國二年至五年又赴德、法等國考察，在法國曾習法語，並攻讀哲學；十四年秋又到德國漢堡大學研究民族學。 　　　　抗戰爆發以後，蔡先生因年老病足，不良於行，乃避難香港。他在病中仍然時常研究哲學，臨終前猶手抱西洋巨著閱讀。蔡先生真可說做到「學而不厭」、「活到老、學到老」的地步。 　　 　　四　獻身教育的生涯 　　 　　　　蔡先生以教育為終生志業。他在十八歲至十九歲，便開始當塾師。二十八歲時，任北平李氏京寓家庭教師半年。三十二歲受聘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三十五歲任上海南洋公學特班教授。光緒二十八年和蔣觀雲等創辦愛國女學校，其後兼任愛國女學校長。是年秋冬間，吳稚暉、章太炎等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蔡先生曾被推為會長。同年十一月南洋公學學生反對教員的專制，相率退學，論者歸罪於蔡先生提倡民權的影響，他乃引咎辭職。後循學生的請求，代為籌款成立愛國學社，聘請吳稚暉、章太炎等擔任教師，蔡先生自己則教授倫理學一科；由於愛國學社的成立，遂使南洋公學的退學學生得以維持學業。光緒二十九年曾代理澄衷學堂校務一月。其後，又任紹興學務公所總理，並在京師譯學館教授國文，兼授西洋史，雖然只有幾個月，但頗受學生歡迎。 　　　　民國成立後，蔡先生擔任教育總長。六年起，主持北京大學。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又主持大學院兩年，中央研究院十餘年。 　　　　綜觀蔡先生一生，從十八歲起，即開始教師生活。三十二歲以後，除教書外，更從事教育行政工作。其間除了到國外讀書考察以外，始終沒有離開教育的崗位；這種獻身教育的精神，極值得我們欽佩和效法。 　　 　　五　救國救民的宏願 　　 　　　　蔡先生的一生，雖然辛勤不斷的為學教人，但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同時還是一位救國救民的革命鬥士。在他二十八歲時，已抱著徹底改革政治的決心；光緒二十四年戊戍政變以後，他已經認定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圖強無望，非徹底革命不能救國。光緒二十八年他創辦「蘇報」，作為倡言革命的根據地。他還和同志在上海張園舉行演說會，公開攻擊滿清。由於蔡先生等人的言論鼓吹，使東南人士風起雲湧，紛紛加入國民革命的陣營。也因此引起清廷官吏的忌恨。首先，由兩江總督滿人恩壽，向上海道指名拿辦為首之人；其後清廷又嚴諭繼任兩江總督魏光燾逮捕革命黨人，兩次名單中蔡先生都高居榜首，幸經其兄元堅和朋友們的勸告，避赴青島，得免於難。同年他在南洋公學教書，在批改學生所寫的日記及月課中，也灌輸學生以革命思想。光緒三十年，又和浙江革命同志龔寶銓相攜手，參加光復會的組織，蔡先生被推舉為會長，積極進行革命工作。他們發行「日俄事件警聞」，取代被封閉的蘇報；不久又擴充為「警鐘日報」，蔡先生以「鍔青」、「孑民」、「蔡民友」、「蔡亞培」等筆名，發表犀利無比的革命言論，激起熱烈的反響。 　　　　蔡先生於光緒三十一年，由楊篤生、何海樵的介紹正式加入同盟會，並參加暗殺團，試製炸藥和彈殼，積極參加革命。他主要的目的是在完成救國救民的宏願，所以他對於當時極端排滿而充滿種族仇恨的意見，並不贊同。他曾說：「滿人的血統，久已與漢族混合．其語言及文字，亦已為漢語漢文所淘汰。所可為滿人標識者，只有世襲官位，及不營實業而坐食之特權。假使滿人自覺，能放棄這特權，則漢人決無殺盡滿人之必要。」由這段話看，可知他的從事革命是要救國救民，有其遠大的志向，絕不是意氣感情之爭。他曾昭示青年：「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正是蔡先生自己的寫照。 　　 　　六　高風亮節的人格 　　 　　　　蔡先生對待別人非常寬宏大度，但律己卻極嚴格，他對待學生向重身教，以身作則，故能事事光明磊落，時時無所愧怍。他一生的言行取捨，皆以「禮」為準則，真是做到孔子所說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地步。他自奉非常儉約，先後做過三年的部長和大學院院長，做過十年的大學校長，又擔任十餘年的中央研究院院長，但除了幾千冊圖書外，兩袖清風，毫無積蓄。他在上海所住的房子，還是由朋友和學生集款購贈的。他逝世以後，家庭的開支，子女的教育費，還時常靠朋友和學生的接濟。蔡先生持身的廉潔，由此可見。 　　　　蔡先生待人和藹，對人有求必應，相信別人，同時更尊重別人的意見；不了解他的人，以為他是「好好先生」，其實，他一生的出處進退絕不含糊。他在二十四歲時，擔任上虞縣志總纂，因所定條例，不能獲得各分纂贊同而辭職。三十三歲時，他看到戊戌政變失敗，不屑和清廷官僚為伍而請假離京。他擔任中西學堂監督時，又因袒護新派而和舊派意見不合而辭職。三十五歲時，他任教南洋公學，也因校方無理開除學生，調解無效，憤而離去。民國元年夏天，袁世凱排擠國民黨，他不滿袁的梟雄作風，又和國民黨閣員同進退而辭去教育總長；袁慰留他，他不顧，別人挽勸，也無效。「五四」之後，繼以「六三」，北洋政府濫捕學生，他雖認學生愛國運動有點過分，但他了解學生愛國的出發點，因而不惜以辭職為保釋學生的條件；學生既獲保釋，他便實踐辭職的諾言。民國十二年間，北方軍閥交鬨，他不滿軍閥作風，知道和他們難與共處，因而辭職赴歐。十六年，中國共產黨野心暴露，他和吳稚暉、李石曾、林森、張靜江、張溥泉等各中央監察委員提議清黨。從這些事情看來，可知蔡先生對於一己的名利榮辱和成敗得失，完全置之度外；對於是非邪正的辨別，卻非常嚴格認真。抗戰前二年，汪精衛長行政院兼外交部長，已有親日的表現，蔡先生曾義正辭嚴，聲淚俱下的予以勸阻，其耿介真誠的人格，更加表現無遺。 　　 　　七　寬宏大度的胸襟 　　 　　　　蔡先生對人非常寬宏大度。別人如有長處，他總是公開讚揚；別人如有過錯，他總肯原諒。故臺大校長傅斯年先生曾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一文中記載說： 　　　　「蔡先生第二次遊德國時，大約是在民國十三年吧，那時候我也在柏林。蔡先生到後，我們幾個同學自告奮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無事不辦一個稀糟。我自己自然覺得非常慚愧，但蔡先生從無一毫責備。有一次，一個同學給蔡先生一個電報，說要從萊比錫來看蔡先生，這個同學出名的性情荒謬，一面痛罵，一面要錢，我以為他此行必是來要錢，而蔡先生正是窮得不得了，所以與三四同學主張去電謝絕他，以此意陳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說：論語上有幾句話，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你說他無聊，但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無聊嗎？於是我又知道讀論語是要這樣讀的。」 　　　　由這件事，可以看出蔡先生是如何的寬宏大度，樂於與人為善。 　　　　蔡先生的寬宏大度的胸襟，又可在他主持北大時，對於聘請教授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見到；當時北大有提倡白話文的胡適和錢玄同，有極端維護文言文的黃季剛和劉申叔，有拖著長辮子的辜鴻銘，有樸學大師章太炎，有洪憲六君子之一的劉師培，有戊戌維新的梁啟超，有講崑曲的吳梅，蔡先生都讓他們各本所學，盡量地發揮各人特長，在我國大學教育方面留下美談和典範；這固然是由於蔡先生深刻而明智的遠見所使然，但若不是他有寬宏大度的胸襟，實難做到。 　　 　　八　進步求新的思想 　　 　　　　蔡先生的思想是不斷的進步和求新的。他不墨守陳規，不故步自封；只要是時代潮流所趨，他會毫不遲疑地接受而迎頭趕上。 　　　　光緒二十四年蔡先生任教中西學堂的時候，喪妻王氏，不久，說媒著紛至沓來。他乃提出下列主張：(1)女子須不纏足者。(2)須識字者。(3)男子不娶妾。(4)男死後，女可再嫁。(5)女婦如不合，可離婚。這些主張，尤其是後兩項，在當時簡直是駭人聽聞的，難怪無一合格的人。過一年，蔡先生才找到合適的對象黃氏，當他們行婚禮的那天，曾於午後開演說會以代替鬧房。這些雖然是小事，已足以看出蔡先生思想的進步和新穎。 　　　　他任教南洋公學的時候，已經開始提倡西方民權、女權等學說；他並於光緒二十八年創辦愛國女學校，成為我國最早的女校。後來任北大校長，更開風氣之先，不顧教育部的反對，自行決定招收女生。有人問他：「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他說：「教育部的大學法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由。」這是男女同學的開始；接著各大學也仿行而蔚成風氣，教育部看到大勢所趨，終於默許了。當北大開始實行男女同校的時候，不僅一般頑固守舊的分子反對極烈，就是平日極力主張女權的人，對於這種制度的創行，也不免有幾分疑慮；蔡先生不顧一切，做前人所不敢做的事，不僅可看出他思想的進步，而且可見其高瞻遠矚的眼光以及過人的勇氣。 　　　　此外，蔡先生對白話文運動曾力予贊助支持。白話文運動是民國六、七年間胡適先生所倡導的。當時社會流行的文字，原是文言文，多數人都認為白話文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所以白話文運動很受社會各方面的責難。蔡先生證諸古今中外的歷史，看清時代的潮流，認定今後白話文派必佔優勢，乃極力予以贊助和支持，真可說是一位「聖之時者」。 　　 　　九　博大精深的理論 　　 　　　　蔡先生不僅是一位教育實行家，而且是一位教育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貫通中外，而其五育並進的理論，實為蔡先生教育思想的精華。所謂五育即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和世界觀教育。 　　　　蔡先生鑒於我國近百年來，屢受列強侵略，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為國家生存計，不能不提倡軍國民教育；又為防止軍人階級的專權，也以提倡軍國民教育為最佳的方法。軍國民教育的意義在使全體國民都具有軍事的自衛能力，以求國家的富強。 　　　　蔡先生又鑒於我國社會素極貧困，人民失業極多，而且地利未開發，實業不發達，遂採用歐美實利主義的教育以謀補救。實利教育的意義在使全體國民都具有生產的能力，以求國家的富裕。不過，軍國民教育和實利教育雖為當時救國所必需，惟若提倡不得其法，則極易發生流弊。前者如提倡不當，易驅使國民趨於私鬥，甚至造成一批供帝國主義利用的侵略工具；後者如提倡不當，易造成貧富懸殊的現象，甚至引起資本家和勞動者衝突的慘劇。於是蔡先生又提出公民道德教育以資補救。公民道德為一切教育的根本。公民道德教育就是法國革命時的「自由、平等、博愛」三者，在我國就是「義、恕、仁」。所謂自由（義），是指內心的絕對自由，只要是義之所在，雖威脅利誘，也決不為所動；而且自由不僅在求個人的自由，還要尊重他人的自由。所謂平等（恕），就是施諸己而不願；此是消極的恕；同樣我不以不平等待人，也不允許他人以不平等待我。所謂博愛（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可說是一種積極的恕。 　　　　蔡先生最高的教育理想在求世界觀教育的實現。他以為公民道德教育雖為一切教育的中心，但仍然是隸屬於政治的教育。政治的目的，在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政治的理想，在達到大同旳境界，但這些仍然不超越現象世界的幸福；教育家不僅要追求現象世界的幸福，還要懸一更高的理想，以追求實體世界的幸福為鵠的。蔡先生以為現象世界和實體世界如一紙的表裏，不可強分為二。政治家致力於現象世界之事，並以追求現世的幸福為鵠的，失之過近；宗教家致力於實體世界之事，並以擺脫現世幸福為作用，失之過遠。唯有教育家始能認清彼此的關係，立於現象世界而有事於實體世界，亦即以實體世界之觀念為其究竟之目的，而以現象世界之幸福為其達到於實體觀念的作用。 　　　　此外，蔡先生更以美感教育為實行世界觀教育的方法。他認為唯有藉美感教育為津梁，才能達到實體世界。因美感教育雖以現象世界的種種現象為資料（現象世界有創造，也有破壞；有可喜可樂，也有可駭可怖），可是一入圖畫詩歌，則完全不同，它卻能予人以美的感受，使人渾然忘我，破利害，忘悲歡，而達到與造物為友的境界，此種境界實已接觸到實體世界的觀念。 　　 　　十　宏大不朽的偉業 　　 　　　　蔡先生對於教育文化事業的貢獻至大。民國成立，教育文化方面百端待舉，他苦心擘劃，慘淡經營，尤其他主持北大和創設中央研究院，成為他宏大不朽的偉業。 　　　　蔡先生主持北京大學，首先糾正學生升官發財的求學觀念，要求學生立定正大的宗旨，以研究學術為天責，組織各種研究會以提高學生的研究興趣，和樹立大學研究學術的風氣。其次，他特別注重道德教育，要求學生敬愛師友，砥礪德行，負起力挽頹風以振興國家的重任。他自己更能以身作則，以偉大人格相感召。所以當五四運動以後，我國社會動盪，政局混亂，青年學子情感衝動或有偏激的行動，然而品行墮落敗壞風氣者卻極少，這不能不歸功於蔡先生人格的感化。為了研究學術，他廣攬積學的教授，強調「學」和「術」的區別，充實理科設備，歸併工、商科於北洋大學，而以北洋大學的法科併北大，完成了大學專研學理的理想，並奠定了科學研究的基礎。他又提倡研究自由，思想自由，鼓舞以科學方法探求真理的精神。此外，如溝通文理科，創大學分科制，改年級制為學分制，主張男女同學，注重研究院的功能，創辦北大校役夜班及平民夜校等等，都在高等教育方面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民國初年至北伐期間，我國社會充滿了腐舊的思想和勢力，而北大的師生，能夠不斷的向這些惡勢力進攻，摧毀了各種不合理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提供全國青年以一種新的理想和新的作風，這又不能不歸功於蔡先生的領導和影響。 　　　　蔡先生除主持北大為國育才外，並在民國十六年五月和李石曾，張靜江等先生於中央政治會議提議籌設中央研究院。同年十一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從此我國科學和學術的研究與獎勵，才算有了專設機構。 　　　　十七年十月蔡先生辭去大學院院長，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聘請專家學者，致力於科學學術的研究，直到二十九年他逝世時止，計前後成立有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心理、社會科學及動植物等十所研究所，奠定了我國科學研究的根基，為國家爭取國際學術上的地位，他的宏偉貢獻，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中，堪與比擬的實在不多。 　　 　　十一　深切遠大的影響 　　 　　　　蔡先生不僅是民國初年我國教育界貢獻最大和影響最深的一人，而且也是思想界和學術界貢獻極大和影響極深的一人。 　　　　他在中國思想史上和學術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他所倡導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由於他的倡導，遂產生了民六的新文化運動和民八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雖然不是蔡先生所直接推動的，但若不是他的倡導「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對於各家學說破除門戶之見，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焉能使各種不同的新舊思想冶於一爐，浸漬醞釀，而匯成一浩蕩的思潮？五四運動雖然也不是由蔡先生所直接鼓動的，可是當時的學生，如果沒有了解「思想自由」的意義，沒有受過他平日「思想自由」教育的薰陶，青年學生知識革命的種子，焉能發榮滋長；愛國情緒的激發，又焉能如火如荼的展延。 　　　　此兩種運動，後來又結合成一股巨流，激起了學術界的科學化運動，掀起了思想界的解放運動，於是使古代的舊思想大受批評，西洋的新思想大量湧入，造成學術界空前的大波瀾。另方面由於青年嚐過革命的成果，認識革命的效用，再加上思想的改變，更導致政治的革新，五四運動之於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的改組、及其後的國民革命軍北伐，也都不無間接的關係。這一連串波瀾壯闊而深切遠大的影響，我們不能不歸功於蔡先生所倡導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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