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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敬爱的雪光同志走了,噩耗传来,令人十分悲痛,记得今年春我在电话里,问候他的健康情况,他说平安无事,显得非常自信和乐观,如今却走得那么匆忙,那么突然。然而他又是勇敢从容的走完88年的人生道路。雪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作为一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1949年夏流沙解放成为普宁县新县城,我跟随方明生同志等走出南阳山进驻流沙,李雪光同志从“边纵”二支九团政委调任中共普宁县委书记,至1954年调任揭阳县委书记,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雪光同志手下工作,同时也是他的最后一位县委秘书,雪光同志心怀坦荡,光明磊落,作风民主,顾全大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同志,团结外来干部(含部队参加土改的同志)一起工作。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都称他为李湘(仙)同志,同志之间,上下之间亲密无间,和谐相处在革命的大家庭之中,革命年代的物质生活工作环境虽然比较艰苦,但同志们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很高,精神生活是快乐的,其乐融融。 记得1952年春,铺开普宁最后一批土改,我被任命为土改工作队分队长,分配到十二区(即梅林区)负责领导大坪和田心两个小乡的土改工作。有一天接到县里通知,李雪光同志要到大坪检查土改工作,我旋即陪同一起骑单车到田心乡的粘田村调查了解划阶级的情况,到村后雪光同志不顾从流沙到粘田60多公里长途跋涉的劳累,放下单车即到下面了解情况,下午听取土改队驻村同志汇报情况,然后雪光同志要我先对该村土改工作发表看法和意见,最后他才讲话,提出指导性意见,我听后心里甜滋滋的,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和鼓励;同时我意识到这不失为雪光同志言传身教,培养干部的一种好办法。当晚在山村住下来,他的通讯员赖发同志把单车尾捎来的被帐解开,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在学校教室里用四张课桌并凑成床铺,把蚊帐挂起来,让雪光同志上“床”休息,我等则与土改队的同志合铺睡觉。 1960年春普宁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雪光同志(时任汕头地委副书记)同张正文同志(时任地委党校副校长)带领地委工作组,进驻流沙公社(我时任县常委兼流沙公社党委书记),蹲点(南山大队)带面指导运动,当时主要是为了整顿纠正农村公社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浮夸风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还有干部队伍存在的“懒,馋,占,贪”不良风气。在运动中,雪光同志、正文同志一面带头到农村食堂吃饭,同群众同甘共苦,当时“大跃进,放开肚皮吃干饭”之后,到了1959年,1960年,群众生活已经陷入困境,强制维持的食堂,吃的很稀的三条薯丝扛一粒米的稀粥,能吃上空心菜就算幸运了,在这种情况下,雪光同志等领导带头到食堂与群众一起喝稀粥,实在令人感动;另方面雪光同志在指导运动上,坚持正面教育为主,思想教育为主。记得当时根据他的建议,动员社队干部观看正在流沙演出的潮剧“思凡”,意即启发教育干部在“懒馋占贪”红尘滚滚的面前,要善于避开尘扰,洁身自守,寓教育于文娱之中。 1970年9月14日早7时左右,揭西横岗水库垮坝酿成大水灾,殃及普宁,练江边的桥柱农药仓库受淹,如果让“1605”乳剂剧毒农药外溢,流出练江,将会招致下游几十万群众饮水中毒,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汕头地区革委会几乎每隔一小时一次电话,命普宁革委会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中毒险情发生,在这情况下,我临危受命带队前往桥柱清理转移剧毒农药(我原是普宁县委副书记,“文革”被打成“死不改悔走资派”,1969年12月底宣布“解放”并任命为县农林水战线革委会主任),可是当时因消毒防毒手段过于落后,而未能完成任务(后请部队防化连处理善后),且工作第一天即造成30多人不同程度的中毒(其中重伤的3人),当然我也是中毒患者之一,当晚撤出仓库被送到县医院时,我已不省人事,后经治疗出院。又于1971年春带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到里湖公社冷美大队开展工作,不久病情复发,骑单车晕倒在回流沙的公路上,至此我即请求到广州治疗,当时县革委主要领导冷冷的答复说“一不派人二不派车,要去自己去”,后因得知彭绍凤同志在广州中医学院工作,我即打电话向老领导雪光同志求援,当时雪光同志答复非常干脆,说你只要能到广州来一切都好办,随后由老伴找到石牌华侨农场富有同情心的归侨朱司机,我俩一起搭乘他的货车到了广州,那时雪光同志亲自冒雨到约定地点接车,并把我们安排在文德路的省文化局招待所附属的房子后,他又回到家里搬来盆碗等食具,以解决我们自己开膳之便。安顿下来第二天彭大姐即带我们去广州中医学院附属中医院诊病,西医则到中山医学院诊治。由于得到老领导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尤其中医院请潮安籍一位教授级的名中医为我诊病,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原先中毒后的主要后遗症——由于前庭神经混乱引发的不规则阵晕,由一天频发几次到好几天才发作一次,加上回普宁后一段时间继续服药,阵晕的次数再逐渐减少,以至一年之内偶尔发生三几次。可以说当时到广州治病的疗效是很好的,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如果未能到广州治疗,这后半生的为人民服务可能要大打折扣,也可以说没有那次到广州治病,就没有我的今天,此情此景,令人久久不能忘怀,雪光同志及其夫人绍凤同志帮助治病的大恩大德,我永远铭记在心。 敬爱的雪光同志安息吧!你的慈祥而光辉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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