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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爱泼斯坦九十华诞

原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主任张爱荣

      我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简称和爱称——艾培)相识20多年了。1984年我调到宋庆龄基金会分配在研究室工作。为研究宋庆龄,亟需搜集、抢救有关宋庆龄的资料,我与艾培一起采访了一些与宋庆龄生前交往密切的同志。如赵朴初、连贯等人,并一起整理搜集到的资料和采访记录。同时对分别搜集到的资料也经常进行交换。我们收集到的宋庆龄的书信、文稿大都是英文,对其中的疑难问题,我经常向艾培求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详细指导。在多年的交往中,我们成了革命事业的亲密战友,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七十多年来,艾培以全部精力投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并用他有力之笔,向世界人民真实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
  
  一、以笔作武器战斗的七十五年
  
      他1915年出生在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1年16岁的他就步入记者生涯,曾在《京津泰晤士报》、《联合劳动新闻》、《时代》等英文报刊任记者,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和红军长征的信息进行报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美国合众社记者身份,先后在南京、武汉、广州等地从事占地报道,并采访了著名的台儿遍地开花战役。1938年他参加了宋庆龄在香港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和编写《保盟通讯》。他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揭露日军残害中国老百姓的罪行,并号召世界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日斗争。在香港他写了系统介绍抗战头两年战况的《人民之战》,并参加了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的翻译。香港失陷后,他奔赴重庆,继续他的记者工作,并从事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活动。1944年6月他突破国民党的封锁,以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记者身份,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采访。记者团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认真听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向记者团介绍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他还采访了毛泽东。他抱着追求真理的目的;怀着强烈的对中国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事的感情,把在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忠实的记录下来,写了大量的报道和通讯,传达给世界人民。1944年9月访问结束,回来后他出版了《访问延安》一书。1945年—1951年即使在英国和美国,他仍继续到处演讲和发表文章报道中国内战和揭露美国支援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情况,并迎接中国的解放。1947年他出版了重要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他用凝结了大量心血的作品,歌颂中国军民浴备战、鼓舞斗志、迎接抗战的伟大胜利。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加《中国建设》杂志的筹建工作,《中国建设》是个综合刊物,它以多种文版向世界报道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农业的飞速发展,城乡人民生活的极大提高,以及国民经济建设的巨大变化。在《中国建设》艾培积极工作,为刊物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从1955起每10年访问一次西藏直到1985年四次去采访。他每1次去西藏采访都看到那里在工业、农牧业等方面发生着巨大变化,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过去的农奴今日当家作了主人的天壤之别,于1975年他在地震棚里完成了《西藏的变化》一书的著作。他对西藏有着浓厚的感情,他说,等西藏通了火车,他要坐火车去看看西藏人民及那里的蓝天、白云。看看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经济发展的大好情况。
  艾培是宋庆龄的亲密朋友,从1938年艾培参加宋庆龄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开始,到1981年宋庆龄去世,他们之间在四十多年的相交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宋庆龄最信任的朋友。就是艾培在1945年至1951年离开中国去英国和美国作记者期间,他们也不断有书信往来。1951年艾培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筹建《中国建设》杂志后,他们的联系就更为密切。由于他们有相同的志愿和相同的奋斗目标,在思想上也自然相通的。因此,宋庆龄在世时就委托艾培为她写传记。由于种种原因,宋庆龄在世时,艾培与宋庆龄没有对如何写“宋传”进行计划和商量,这对后来写“宋传”带来很多不利因素。为写好“宋传”,艾培在70岁时着手准备,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信件,在繁忙的工作中,条件极差的环境下进行“宋传”写作。当时人们还不熟悉电脑时,他就用电脑直接输入写作,以便于修改。由于电脑不太灵,也许是他使用的不熟练,曾有三次将他输入电脑所写的材料在修电脑时丢失。记得他眼泪汪汪地告诉我这件事。我当时也非常难过。他整整用了十年的心血,在宋庆龄诞辰百周年时,完成了他的大作《宋庆龄——二十世纪伟大女生》。这部“宋传”,不仅是宋庆龄的传记,而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好教材,它不仅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伟大女性的一生,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进入八十年代他又着手写自己的回忆录。虽然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远不如从前,但他却以顽强的精神,于2004年完成了《见证中国》一书。人们可以从这本书中更加系统的了解艾培的思想、经历和业绩。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是出自肺腑的。看出他把自己的生命是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二、他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工作、热爱生活
  
      1938年他作战地记者时,在武汉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经常去八路军在武汉的办事处采访,了解八路军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情况以及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罪行,向世界进行宣传。1944年在延安访问期间,他与毛泽东主席畅谈并共进晚餐,毛主席还亲自送给他一张有毛主席签名的石印肖像,他把这张肖像视为珍宝,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至今还挂在他住所的墙上。他热爱党,热爱人民,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厄运。1968年3月至1973年1月,以莫须有的罪名,他与原夫人邱茉莉被捕入狱五年。即使在狱中他仍然相信党会还他一个清白。在狱中他孤独,没有书看就以五颜六色的牙粉包装纸、一个苍蝇或一只壁虎为伴。他特别对小动物产生了感情,他喜欢苍蝇的敏捷,但又恨他飞到马桶边后又落在茶杯上。艾培的这种幽默感很多。记得他在宋庆龄故居又闷又热的资料库著书时,有一次我看他出神地在思考,嘴里还叼着大烟斗。我怕因此引起火灾,赶快回办公室拿来一个烟灰缸放在他面前,他笑了,我也笑了。原来他没有吸烟,而是像小孩子裹干奶嘴那样品偿着烟斗的味道。因为身体健康状况不好,他的夫人黄浣碧已帮他戒了烟。
  
      艾培和原夫人(邱茉莉因病去世)出狱后,他们不仅没有怀恨共产党,反而对革命事业更忠诚,对党更有信心。艾培对工作精益求精,极端负责,从不马虎了事。他身兼数职,只要对工作对社会有益的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如,宋庆龄基金会和宋庆龄故居每年都有数次活动,他总是很高兴的参加,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他都尽力协助去做。他每天的日程都由夫人黄浣碧给他排得满满地。除读书、看电视新闻、写作,还要接待国外、国内及北京和外省市的上门采访者,有的是拍电影、有的拍电视、有的要资料,有的访问各种问题,这些事都要他亲自陪着做,也从没有拒绝过。而且总是非常热情地接待来访者。他对人热情,诚恳,也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艾培把自己的满腔热忱和汗水酒在了中国这块土地上。正像他书中所述。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艾培九十华诞之际,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祝他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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