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基金会 　　在中国，有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他原本来自另一个国家，但他同中国人民一道参加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并且为此经历了种种坎坷、波折，甚至生死关头的考验，却始终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并。他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就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爱泼斯坦。 　　在《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爱泼斯坦这样写道：“在我生命的夕阳余辉里，有人也许会问：你对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中国人民占全人类的五分之一，在整个世界的命运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人民革命这一过程中，如同在一切其他过程中一样，有欢乐，有痛苦，也有曲折。但总的说来，它的道路是向上的，是对国家和国际的进步做出贡献的。” 　　今年4月20日，爱泼斯坦将在中国度过九十寿辰。我们不知道能够用什么方式表达对爱老深深的感谢——感谢他七十二年来为中国及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 　　 　　1915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两岁时，他随同父母来到中国。他的童年是在哈尔滨、天津度过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国土，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无比苦难之中的情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三十年代初，年仅15岁的爱泼斯坦进入了《京津泰晤士报》社工作，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不久，他结识了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授的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受到深刻的影响，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声震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爱泼斯坦积极参与了接待南下请愿学生的活动，如实报道了中国的局势，预见到中国终将战胜侵略者的未来。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爱泼斯坦毅然向世界报道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真相。随后，他目击了天津的争夺战，又在南京、武汉报道了政治、军事事态的发展。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毅然奔赴炮火连天的抗日前线，报道了著名的山东台儿庄会战。他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深入采访，向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军民痛歼日寇的情景。 　　 　　1938年9月19日，爱泼斯坦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宋庆龄。这次会见成为爱泼斯坦“以后整个生涯和活动的分水岭”。与宋庆龄的相识使他对整个中国革命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宋庆龄的事业中。在交谈中，宋庆龄邀请爱泼斯坦加入她在香港建立的战时救济组织 “保卫中国同盟”。 “保盟”的任务是动员国际反战力量捐助医药等物资来支持中国的抗日。宋庆龄对宣传工作是非常看重的，因为只有把“保盟”的工作，把中国抗战的真实状况介绍出去，才能争取到国际的支持与援助。 　　关于“保盟”的名字，还有一段小插曲：曾有不少书刊把爱老列为“保盟”的创办人之一。因为宋庆龄在1977年4月25日给爱泼斯坦的信中提到“保盟”的名字是他取的。对此，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传》中专门做了纠正。爱老说，这是老年人常有的记忆上的差错，他实在不敢掠美。他已在回信中向宋庆龄说明了事实经过。这件事虽然很小，却体现了爱老实事求是的高尚品德。实际上，“保盟”宣布成立是在1938年6月，而爱泼斯坦是9月间才在广州应邀参加的，同年11月在香港接手了“保盟”的宣传工作。从此，爱泼斯坦同宋庆龄和宋庆龄事业密不可分的工作关系持续了半个世纪。 　　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爱泼斯坦主编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广泛争取各国人民的援助。在此期间，爱泼斯坦还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解放区的第一手报道，并根据他所看到的中国抗战的情况，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人民之战》。宋庆龄称赞它“不同于其他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抗战的书，因为它是第一手的分析性报道，并把目前的斗争同过去的历史和对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斯诺说它“是一本极好的战争新闻，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了同情和理解” 。 　　 　　1941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爱泼斯坦在 “保盟”办公室里紧急销毁文件，为此错过了撤离的时机，被关进了日军设立的赤柱拘留营。在这里，他一旦身份暴露，就会受到严刑拷打甚至被处死。生死关头，爱泼斯坦显示了他的勇敢与机智。经过周密的策划与筹备，他和其他四位难友一起，仅仅凭借一条被废弃的小船，逃出了拘留营。逃离的过程充满着危险和艰辛，在环绕拘留营的道路上，大约有20多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巡逻；在海面上，他们惊骇地发现“水里充满了发光的磷，船头一碰到水，浆一划动水，在许多英里之外都能看到。一点光、一点声音都可能使我们暴露” 。后来船又“不断地进水，除了划船的人外，其他的人都发疯似的往外舀水，我们疲劳极了……我们下半身都已湿透，即使是作为难民，我们的模样也是惨不忍睹” 。然而在回顾这段往事时，爱老却诙谐地引用一位难友的话，称之为“一次伟大的冒险行动”。 　　逃离香港的日本拘留营后，爱泼斯坦辗转来到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虽然经历了生死攸关的考验，他仍然全心全意投身于宋庆龄的事业中，因为他认识到，宋庆龄的事业就是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与他的妻子邱茉莉自愿继续义务地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在重庆开展“保盟”的工作比在香港困难得多。没有办公场所，他们就在宋庆龄住所的起居室里工作；无法搞到印刷设备，他们就将宣传品托友人在旅行时带至国外，再由国外支持“保盟”的团体印刷出版。 　　1944年，中国的抗战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宋庆龄发表《致美国工人们》，希望美国人民在物质上、道义上大力支援中国抗战，早日打败日本法西斯。爱泼斯坦通过联合劳动新闻社把这封公开信发到了国外。 　　同年，爱泼斯坦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了延安。他在那里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广泛接触了延安的各界人士。在访问延安期间，爱泼斯坦就改进边区的对外宣传工作，向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新华社当时发出的第一条英语新闻，就是由爱泼斯坦亲手修改，通过手摇发电机的电波，从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向世界播发的。 爱泼斯坦撰写了大量的新闻、通讯，完成了《突破封锁访延安》等著作。延安之行，给了爱泼斯坦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身上，从延安人民“充满自信的语言和行动中，从他们的每一次微笑和表情中”，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第二年，爱泼斯坦返回美国。朝鲜战争爆发后，臭名昭著的政治迫害运动——麦卡锡主义——开始横行。在中国问题上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备受迫害。在那样的逆境中，爱泼斯坦依然继续宋庆龄交给他的任务——宣传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和邱茉莉决定帮助由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开展工作。他经常在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性和地区性大会上发表演讲，并为委员会的各种刊物、美国和加拿大的报纸以及《联合劳动新闻》（供应数十家工会周刊）写稿，就中国、亚洲和其他国际问题发表意见。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已酝酿多年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他和朋友们在大洋彼岸的纽约进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他们高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扭起了解放区的大秧歌，还在委员会当月出版的一期《东亚聚焦》封面上刊登了五星红旗。这是在美国刊出的第一面全彩的五星红旗。 　　 　　新中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舆论封锁非常严重，中国的声音根本无法传播出去。为了帮助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周恩来总理与宋庆龄商议，建议由她来创办一个对外宣传的刊物。在考虑办刊的人选时，宋庆龄想到了爱泼斯坦。1951年夏，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应宋庆龄的邀请，克服重重阻力，由美国绕道波兰等国回到北京。当他们走下火车时，前来迎接的人递给爱泼斯坦一张名片，上面是他所熟悉的宋庆龄苍劲有力的笔迹“欢迎回家”。这让爱泼斯坦感到无比的温暖。此后半个多世纪，爱泼斯坦留在了中国。1957年，他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深情地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中国建设》开办初期条件十分艰苦，工作人员很少，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只好到公园里去找个地方讨论工作。爱泼斯坦夫妇为办刊日夜辛劳。他们每个月都要在火车上颠簸四天四夜，赶赴上海去审校杂志的清样并督印。靠着这样一种精神，《中国建设》不仅办起来了，而且越办越好、越办越大。 如今，它已成为拥有7种文字、8种文版，销行一百几十个国家的颇有影响的刊物。作为早期的执行编辑和后来的总编辑，爱泼斯坦通过几十年呕心沥血的辛勤工作，塑造出了中国一流的对外宣传杂志的风格和特色。《中国建设》有明确的宗旨，通过一种完全客观的、特别容易为外国人接受的方式反映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建设，向世界介绍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在当时政治偏见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建设》成功地让世界了解了新中国。这本以宋庆龄个人的名义创办的杂志，成为当时新中国对外宣传的唯一通道。在这个过程中，爱泼斯坦还着力培养了大批对外宣传人才。他谆谆告诫年轻的记者：“报道第一应该准确；第二应该使读者喜欢看。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经历。要有语言的新鲜感。要积累深厚的基本功，这就是丰富的知识……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有吸引力，有价值……” 　　作为宋庆龄的一位特别重要助手，爱泼斯坦在新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搭起的一座桥梁。他幽默、随和，有着非常好的性格，在中国的外国人当中，他也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团结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爱泼斯坦受到了迫害，被当作“国际间谍”关进了监狱。他在狱中反复问自己，“为什么？难道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真的会把朋友变成敌人？”尽管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的信念从未改变。他说：“我要置身于革命的行列，为革命而生，必要时也可以为革命而死。”“不论我将遭受何种命运，我们的事业必定会继续下去。我一定要活，为了不使我们的事业受到伤害，而且还要帮助我们的事业——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被欢迎回到事业中去）是这样；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不能再回去）也是这样。”他坚信历史是公正的。这就是爱泼斯坦——无论是在枪林弹雨中、在监禁中，还是在病榻上，或者是在各种逆境中，他始终对中国人民表现出无比的忠诚。 　　 　　爱泼斯坦同宋庆龄的友谊长达半个世纪，他是宋庆龄她最信赖的朋友之一。宋庆龄拒绝了许多人为她作传的请求，却委托爱泼斯坦来做这个工作。她说“我只信任艾培（爱泼斯坦）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 爱泼斯坦没有辜负宋庆龄的信任，他用最准确的描写、最真挚的语言，历经十年完成了这部50万字传记。传记里描述的每一件事，包括宋庆龄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出处，都是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以及和宋庆龄直接接触当中得来的。到目前为止，爱老所著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仍然是同类传记中最客观、最准确、最翔实的。 　　 　　为了弘扬宋庆龄的精神，1982年宋庆龄基金会成立。爱泼斯坦历任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身兼宋庆龄生前创办的中国福利会的副主席和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继续着宋庆龄的事业，在宋庆龄基金会中发挥了的重要作用。他虽然年事已高，并且由于担任大量社会工作而十分繁忙，但每次的宋庆龄基金会每次的常务理事会，他都要亲自参加，经常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往往能注意到被大家忽视的问题。 　　爱泼斯坦对宋庆龄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1985年，爱泼斯坦以宋庆龄基金会常务理事的身份赴日访问。在演讲中他称孙中山、宋庆龄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这正是“知己”之言。爱泼斯坦曾经反复强调：“不要把宋庆龄看作是当作古董。她不是古董，她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头。” 　　像宋庆龄一样，爱老也是与时俱进的。2001年，在宋庆龄故居举办的宋庆龄诞辰纪念活动座谈会上，爱老说：“如果宋庆龄今天在这里，看到祖国建设得这么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人民生活得到这样大的提高，她一定会特别高兴。但是我想有一件事是她一定不高兴的，就是两极分化。在这个社会中一些人富起来了，但另一些人还没有。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在解决，这很好。尽管原苏联解体，但这并不意味社会主义的失败，它有着国内外的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国际共运和自身的经验和教训，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取得了成功，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望。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深情地说：“我对中国的发展和前途，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充满了信心。” 　　像宋庆龄一样，他坚持原则，从不在原则上做任何让步。在一次在全国政协的讨论会上，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目前一些用作对外宣传的英文杂志虽然包装很漂亮，但内容却存在问题。”他向大家展示了一本英文杂志，说： “这本杂志对1月18日世界各地的反战游行所作的报道，角度不够新颖，观点过时。而且1月18日的事情，它2月27日才报道出来，这根本没有满足新闻时效性的要求，等于向国外报道人家已经知道的事情。” 　　爱泼斯坦很早就提出：应该让更多的儿童来宋庆龄故居参加活动。在《宋庆龄——二十世纪伟大的女性》的结尾，爱老深情地写道：“平时十分清静的园中这时到处是笑着叫着的小学生，现在这里成了孩子们的天地了……在古树绿荫、亭榭红柱及花坛彩色之间，小眼睛在闪着光、小辫子在快乐的晃动……在这样沸腾、欢乐的新生活里，安息中的宋庆龄将会感到何等忻慰呢。” 　　宋庆龄基金会成立20多年来，我们深感庆幸的是，能有这样一位宋庆龄的挚友，一位特别了解宋庆龄精神的人，在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对我们坚持正确的方向，真正继承宋庆龄的思想，是特别宝贵的。 　　 　　爱泼斯坦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也非常爱戴他。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在他生日的这一天，和他欢聚一堂，向他祝贺生日，并给予他高度的评价。他是全中国唯一享有这种礼遇的人。2003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爱泼斯坦的住所看望他，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祝贺他在华工作70年。温家宝说：“爱泼斯坦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见证人，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地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是我们真正的同志和真诚的朋友。爱泼斯坦和所有在华工作的外国老专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的一切贡献，中国政府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番话表达了我们的共同心声。 　　我们深深地感谢您——爱泼斯坦！ 　　 　　（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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