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在讨论了老舍新中国时期理论、创作、生存的三重苦闷之后，我们终于又来到了“老舍之死”这个话题前。这是一个折磨人的话题。无论如何，要一个没有经历过红色风暴的人重构一位饱经风霜无限苦闷的老人在1966年8月自杀时的心态，请原谅我无法做到。但这篇文章已写到这一步，讨论老舍之死已成为它的宿命，正如老舍在将走完他的“十七年”时，自杀已成为他的宿命，“就是躲过了八月二十三，他也躲不过九月二十三或者十月二十三。” 　　我之所以说自杀到了一定时候成为老舍的宿命，从新中国时期的读解中列出以下三大理由。 　　 　　　　首先，最后十七年的所感所受为老舍最后的抉择积累了势能，本篇既有的所有文字即可证之，试借本段简括之。一、老舍性格上脆弱的一面使他在一开始时意气风发与过于豪情万丈。以领袖崇拜为核心思想，老舍应和着新形势调整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却也一度无可挽回地失落了宝贵的理智。故而在重新寻回理智，中青年时代，尤其是山东时期常常伴随他的悲观情绪突破虚妄之希望的雾障弥漫开来溢满他的身心的时候，他注定了只能被吞没。二、在文艺理论上的迷失、探寻、回归和在多变的政策风向中的不由自主的共同煎熬下，素来极有主见的老舍陷于越来越尴尬的境地。越到后来他越理智，话也越说越少，而一旦到了“深居简出，除了到作协（引按，可能是‘文联’之误）办公室独自处理公事外，他几乎没有也不想和任何人多谈话” 的程度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三、与理论的探寻同步，老舍在创作上也经历了苦痛的摸索：他跋山涉水，寻寻觅觅，找到了症结，也抓住过机遇，终于却抗不过极左的强冷空气，除了宣传科学养猪的快板什么也不敢写写了也是白写，创作走入绝境时老舍也进入了此生中空前的失意状态。四、在此起彼伏的运动的夹缝中，老舍艰难地企图为自己保留一小方立锥之地，表态文章不能不写，违心之论又不愿多讲，于是这人越来越难做，到1966年8月也就做到头了。这一二三四其实用《茶馆》里老王掌柜的几句话就可以概括：“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为什么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天知道老舍有没有想到过原来老王掌柜就是他自己的化身。 　　 　　　　其次，在探讨老舍之死的文化动因上，前辈诸公已经把话说得很充分，我没有异议。近来学界常常争论老舍之死是文化殉难是舍身取义还是对“文革”的抗争，我认为这些观点之间并无不可调和的分歧。从老舍一生的爱憎与他的性格来看，文化殉难、舍身取义、激烈抗争、警世谏主都是可以自然推导出的结果，或许参与争论的各方携起手来倒可以得到一个更接近本真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认为，老舍之死是作家在失去生命价值的依托，并且自认为它极难复得的情况下不愿苟活、以死维护生命尊严的行为。老舍以文学、以国家、以气节、以文化关怀作为生命价值的寄存处，而“文革”恰恰全盘扰乱了这一切。老舍之死可以理解为殉难，也可以理解为身谏，但首先是从作家的生命意义角度出发的一次终极抉择。 　　 　　　　再次，越来越强烈的暮年意识直接为老舍之死营造了一个黑色的心理背景。很难说这种意识是何时何地最早萌发的，但它确实是一年比一年更强烈地折磨着老舍。老舍老了。在北碚时就患上的晕眩症、从美国带回来的坐骨神经痛、在新中国时期发作的腰脊神经炎、高血压等各种病痛仿佛是提醒着老舍他的确是老了。而我现在写下的这些病的名字都是从老舍自己的文章里抄来的，足征正是老舍自己不时地在对自己说“我老了”。病痛的搅扰在创作生涯越来越难以为继的时候益发惹得人心烦意乱。一方面是“我已经五十八岁了” 或者“我们六十多岁的人” 的紧迫感排山倒海般迎面压来，毛主席给的新的文艺生命却眼睁睁要白白断送；另一方面，亲朋好友洪深、杨今甫、石挥、王统照、程砚秋、罗常培、于非闇、梅兰芳、郝寿臣、欧阳于倩……一个个撒手尘寰，屡写屡频的祭文对敏感的老舍而言不啻一声声尖利刺耳的警报声，也给已经在为“年齿加长” 深深苦恼着的老舍增添着忐忑。随着这种惶惑的与日俱增，他变得越来越爱怀旧。除了《茶馆》和《正红旗下》这两个极端的例子，在日常散文里，我们也发现他日益把自己定位在了垂暮老者的身份上。1958年1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散文《贺年》是一个较明白的信号：“说起来有点奇怪，回忆往事，特别是幼年与少年时代的事，也不知怎么就觉得分外甜美。”这是老年人才有的感受与口吻。此后，尽管听到了不少评论者指责他写《茶馆》时“悼念心情太重” ，“流露了一定程度的感伤情绪” ，也无法遏止自己沉入童年、回味旧事，以寻找一二甜美感觉的冲动了。也是在1958年元旦，老舍在《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元旦试笔》的两首律诗，这是老舍在新中国时期第一次发表旧体诗。这也是个值得注意的信息。写旧体诗是一种逃遁，逃遁某种文体，逃遁某种形式，逃遁某种语言，更是逃遁某种写作心态；写旧体诗也是一种回归，回归到内心，回归到本然，回归到故往，回归北碚乡间“坐听青蛙断续鸣” 的畅快，忘却今夕何夕。在自造的不无伤感的怀旧氛围里，老舍第一次谈起了《骆驼祥子》《月牙儿》《断魂枪》的种种好处来 ；他也一次又一次不厌其详地描述着自己苦寒的童年，借着作今昔对比的机会，追寻一点流年梦影 ；他像所有老人常常做的一样，如数家珍地忆起那曾经与母亲的笑脸一样熟习的旧京风物——他谈曲艺，细数刘宝全、白云鹏、德寿山、桂兰友、群信臣的各成一派 ；他讲旧戏，则有汪桂芬、孙菊仙、谭鑫培、刘鸿升、汪笑侬的唱段“街头巷尾，老少争鸣”的情景重现纸上 ；郝寿臣故世，老舍追念起郝先生不辞劳苦整理失传剧目的风范，伴着《打督邮》《打曹豹》《打龙棚》这些戏名的一一历数，心里生出难言的惆怅 ；而对刘宝全鼓曲艺术的精雕细绘 则更充满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怀恋、憧憬与失落相交织的复杂情感……以三呼万岁格式结尾的文章日写日少，琐碎的昔年景象却无边无垠地铺展开来。老舍在忆旧中终于找到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那个家园：它不在首都，却在北京，它不在长安城的朝靴响亮里，倒是在长沙郡的玉笛悠扬中。这一次的回家是彻底的回家。这是以老舍最后十七年的生命历程的甜酸苦辣和曾经生气勃勃、精力健旺、被称为“文艺界劳动模范”的老舍的自认衰老为代价的。老舍是个使命意识非常强烈的人，已然“把生命交给文艺事业” ，终于弃文艺事业独自归去，表明他对文艺事业对自己的生命都失去了自信，近十年来越来越强烈的暮年意识就是他为自己最后放弃自己的生命作的又一个长长的铺垫。 　　 　　　　老舍之死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以上所言也确是我们任何愿意正视老舍悲剧的人不能轻易规避的。林斤澜先生回忆道：“辞世前几天，我听见老舍先生以沉吟口吻，说过一些回顾往日的话，……比如老舍先生说，后悔年轻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 这一席话出自现代中国仅见的几位大文学家之一老舍先生口中，是透着当时空气中的肃杀之味，滴着艺术家的痛楚之泪的。作为老舍，竟说出这句话，可见他的心已经凉透凉透。哀莫大于心死，既然心已如死灰，对于老舍，余者就更不在话下矣。老舍曾经将检讨会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批判写进鼓词相声和话剧 ，他没有想到自己终于竟是在这些曾经狂热地激动过他心灵的新事物的围攻之下，最后地下了死的决心。老舍这些曾有过的狂热使得他最后的悲剧益发显出不可收拾的可悲来。尤其可悲的是，老舍只是这样先经历了狂热又堕入无望深渊的“一个”作家而已。幸而步入新时期的作家们回顾往事时纷纷发出的感叹可以帮助我们更彻底地反思既往。1981年3月22日，弥留之际的茅盾说：“建国后我没写过小说，三十多年白活了！” 1985年2月8日，巴金说：“倘使我出席了大会（引按，指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倘使我也流了眼泪，那一定是在悲惜白白浪费掉的二三十年的大好时光。” 1986年10月18日，曹禺借京剧《八大锤》痛发感慨：“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 1993年，病中的曹禺又说，50年代以后“创作时总感到心里似有什么东西附着，写不畅快”，“可我已经年逾八十，现在才感到这问题的严重” 。大师们异口同声，是遗憾，是痛惜，更是忠告，是警策。历史无法重来，也不容假设。但设若老舍果真从“文革”浩劫中脱身，在新时期，他也会发出这样的叹息的吧？历经30年代的争论、自由主义的横遭指责，抗战的烽烟、40年代自由主义的再次被批判，新中国的整肃、自由主义的彻底被制止，以至于新时期的观念解放、自由主义问题重新被提出——关于文学自由论之是非曲直的争论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老舍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地就是一个自由主义无法也根本不可能坚守的悲剧。在世纪之交，我们反思老舍在走过的弯路，再探他的死因，既是为给历史一个交代，更是给我们自己一点警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既已品尝过失落理性失落自我失落文学家园的苦酒，就不能听任这样的悲剧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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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20:3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