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老舍就是这样似是而非地写了不少批判文章。虽说似是而非，但总体上说，跟形势跟得也不可谓不紧，听将令听得也不可谓不勤，而且在国内文艺界，他用功用得实在不可谓不劬，地位当然更不可谓不高，可是，事实上，他却一直在文艺界的中心之外。这是很富讽刺意味的，也确实令人心寒。 　　 　　　　葛翠琳先生曾在回忆文章里记述了老舍对每期《文艺报》都认真阅读却居然连向《文艺报》编辑部要一份脱期刊物都得不到的窝囊经历 ，进而指出：“这件事说明，老舍是文艺界的散兵，他不在某些文艺圈子之内”，这是对老舍真实位置的确切描述。老舍在各种文艺运动中从不冲在前面，1957年批判丁玲冯雪峰时他却突然有些兴奋，这也是他受到某些不公正的压制后的感情自然流露。丁玲冯雪峰的道德文章令人钦敬，他们的遭遇，和老舍的一样，是我们永远的警示牌，然而确实是他们（由于误解？由于性格？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由于党内的“特殊政策” ？）轻视过老舍这样来自国统区、不是党员，又过度致力通俗文艺的作家，以致于老舍这样一向与人为善的人带着怨气说出“有一次冯雪峰同志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 ，“丁玲同志，您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 这样的话。黎之先生最近在长文《回忆与思考》中谈到，“在作协召开的多次座谈会上许多党外知名作家在认真、诚恳地提出意见时，他们不甚了解作协党内领导层存在的复杂情况” ，这也正是老舍一贯紧跟一贯投入却从未受到真正重视与尊敬的原因，这大约是老舍在新中国时期最大的悲哀了。更可悲的是，有时他甚至连表面上的尊重都得不到。黎之先生还回忆过一个细节：1957年3月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老舍向小组会传达毛泽东与文艺界代表座谈的主要内容，正说得眉飞色舞时，“有一两位未参加毛主席接见座谈的名人似乎不愿意听下去，催着开小组会”，老舍发言就此被打断 。这种不尊重还常常借别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某某说一句话就可以把老舍刚刚完成的新作品枪毙掉。这样的次数多了，老舍自然就明白了自己的实际地位，从而有许多时候说话行事也要看看别人的眼色了。这真是要命。谁不知道老舍批判了一辈子国民的软弱根性，对苟且偷安尤其无法容忍？可是他也要忍了。不但在理论上创作上一退再退，连平素开会发言也变得十分不安，为防突遭不测，风声最紧的时候老舍的表现明显地异样起来。据艾芜回忆，“1957年北京文艺界在王府大街文联大楼开反右斗争的大会，老舍参加了。在这会上，大家都很紧张，老舍也不例外。他在会上发言，大声地说：‘我过去在重庆的活动，艾芜沙汀是知道的，他们可以作证人。’” 有案可查的还有（我不敢断定，不过这很可能就是艾芜所说的那次会议）1957年8月7日老舍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13次会议上的发言，8月18日以《为了团结》为题在《文艺报》第20期发表。在这次会上，老舍一反常态极力为自己邀起功来：“我情愿作义务党员”，“我不争待遇”，“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的副主席。”老舍之所以说出这样的惊人之语，一是对于长久受轻视的境况的一点抗议——他说了重庆期间的工作后，有这样的话：“来自延安的某些作家也许不知道这些，可是他们应该知道党的团结政策。”——二来则也不排除是出于害怕无端的灾殃落到自己头上而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的考虑。总而言之，这是一位始终在中心之外的全国作协副主席为保存自己而留下的惊人之笔，永远在那个特定的时空点上提醒着后来人，怎么做才是真正的尊重作家。令今人深可玩味的是，1960年丁玲从北大荒返京参加文代会时，在异样的孤单冷清中，“只有老舍在休息时与丁玲寒暄过” 。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很难指望老舍能做到什么，可偏偏他又对文艺界的不良现象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批评，当然不是刚才提到的批评冯雪峰的那种。与刚才所言老舍所受的最大委屈相对应，这正是老舍最可敬的精神品质的体现。葛翠琳先生在长文《魂系何处——老舍的悲剧》（《北京文学》1994年第8期）中，以老舍秘书的特殊视角，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孤独的老舍，一个矛盾的老舍，一个在许多问题上想不通的老舍，同时，一个正义感很强，常常直言无隐的老舍。他是“文艺界的散兵”，所以孤独；“面对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中的现实，他挣扎得很艰苦”，所以矛盾苦闷；他又赞赏花椒树：“它有坚硬的刺，还有青红色麻辣味儿的果实”，抱着花椒树的品格，在批《文艺报》时，他却有为《文艺报》申辩的言论，批“士为知己者死”，他表态曰“我办不到”，还有，“于是之是大演员，不会有第二个于是之”，“我认为，从哪方面看，汪曾祺也是难得的干部”，“端木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没有了他，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创作部长呢”……说这样的话是需要勇气的。或者也因为只是“文艺界的散兵”，他才和某些人说了不一样的话？这些话与他在批判吴祖光、刘绍棠、从维熙时说的是那么不同，仿佛是两个人口里说出的话。也许那正是两个人说的，一个是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另一个才是老舍他自己。在提倡“双百一推”的年代，这一个真正的老舍如鱼得水。《谈讽刺》（1956年7月30日《文艺报》第14期）、《救救电影》（1956年12月1日《文汇报》）、《自由与作家》（1957年1月16日《人民中国》（英文版）第1期）、《论悲剧》（1957年3月18日《人民日报》）、《三言两语》（1957年4月21日《文艺报》第2期）……一篇又一篇带着怨气，含着欣喜，充满期待，亦不无火药味的文章如涌泉喷薄，可叹的是，正是因为“我们的民主生活还没有很长的历史”（《三言两语》），这个“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竟是昙花一现而已。 　　 　　　　因而，老舍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沉默的。对于他不在其中但决定着整个文艺界——当然也决定着他——进退止息的那个圈子里的问题，他也看出了一些端倪。只是有些话实在不大好说，故而不看不说为妙，实在憋不住了，也须尽量说得委婉曲折，以不让人抓住把柄为度。几十年文学创作生涯练就了老舍看人看事的一双慧眼，使他的发言总能切中一些要害。在对文艺界现状的发言中，他强调的中心是团结问题。不论是在对曲艺界的号召里（《向相声小组道喜》，1951年1月19日《新民报》），还是在全国文代会上（《两点意见》，1953年11月1日《文艺月报》10，11月号），也不论是在双百春风吹得最劲的时节（《多民族的新疆必将成为极其美好的百花齐放的园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代表会议的讲话》，1957年7月5日《天山》7月号，按这是是年5月的讲话），还是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为了团结》），“我们在工作中，很可能在无意中就产生了宗派主义” ，“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把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工作者，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些话表面无所指实则所指甚确。历史遗留的恩恩怨怨在建国后对各种文艺小宗派小团体的各种人物造成了无法修补的伤害，当他们正在酣战中难以自拔的时候，又有谁能听得到一个本不为他们所十分重视，又从来就在中心之外的“小资产阶级”无党派作家的轻声叹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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