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我这几年学写戏，老是写不好。……我可是相当努力，没闲着” ，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这么说，“我相当努力，可是老是写不好”。虽然这么说很有些扫兴，但前一种说法不也是对后一种说法的一点挣脱么？在不断的扫兴中老舍不断地总结着经验教训，探索着创作新路，并不因已经“相当努力”轻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这就使得他的滑坡因这不懈的努力不像另一些作家那样显得溃不成军。相反，滑中有持，降里有升，成为老舍大滑坡的重要特色。但滑坡既然不容置疑地存在着，就有必要分析一下个中原委。 　　 　　一、“生活不够”的背后 　　 　　　　对于创作滑坡，老舍不仅时刻觉察，也在时刻反省。据他总结，“写不好”的原因主要是：（一）生活不够，（二）思想贫乏，（三）技巧不高。 这三点老舍自己归纳的原因中，第三点一望可知是谦词，第二点是当时的套话，虽然老舍说时可能是满怀赤诚的，对于我们总结历史却也并不重要，唯有第一点是关键。从一开始便以“把社会的真面目加以正视”为公认“长处” 的老舍，何至于动不动就为“生活不够”大伤脑筋，这个问题引人深思。 　　 　　　　在远离“十七年”的今天细说从头，可叹惋的是，老舍为宣传，为赶任务，为配合新政策，放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毫不犹豫地应命而行，抛开了熟悉的题材，撇下了惯用的体裁，也时不时失落着（拾起又丢丢了又拾）独到的风格，自觉自愿地让自己的笔成了大街上刷标语工人手里的刷子和为突击宣讲婚姻法临时架起的麦克风。每当这种时候，“文艺界劳动模范”这个称谓 就带上了一层无可奈何的反讽意味。“劳动模范”之谓，当时是个至高无上的荣誉称号，要成就一个劳动模范，必须政治可靠，工作勤奋，业务过硬。老舍被称为“文艺界劳动模范”，即言，他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上从不懈怠，兢兢业业，其产品基本上能满足宣传教育的需要。老舍也从不讳言自己是这么要求自己的：“艺术应该为政治服务，而且非此不可” ；“我的劳动纪律很强，不管行政上的事务和社会活动有多少，我总设法天天写一点，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我不甘落后，也要‘增产’” 。但创造与生产不可兼容，二者的矛盾既难成就老舍昔日的风采，也使他在努力以文艺服务于政治时总是力不从心。新中国时期，为实现创造与生产的两全，也为了更好地完成宣传的义务，老舍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文学样式，并格外地致力于话剧与曲艺，却为成全宣传一度放弃了小说这种得心应手的文体（话说回来，当时流行的小说他也写不来）。然而，赶制出来的运动戏观念戏多半不得不以表面的热闹掩住了内里的空洞，生活实感的阙如使得很多作品成为仅靠政策骨胳支撑起来的空架子。同时，由于是“生产”一件合格的产品，写作内容乃至写作程序都从外部打没开始前就规定好了，这就造成不单他熟悉的生活常常用不上，而且偶尔用上且效果不错也会招致无端非议的怪现象——《茶馆》上演之际就有文化部领导人质问“《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 很长一段时期，每一项新政策的出台老舍都有份，国际国内每一个重大事件都和他有关，他写了许多与文学没有多大关系的诗歌话剧，写了许多与文学差不多属于风马牛的通俗文艺，甚至还写了许多连通俗文艺这样的“边缘文学”也算不上的火药味极浓的政论。这些作品，很少是需要丰厚的生活底蕴作后盾的，因为向老舍要求这些作品的人更看重——差不多是只看重——它们的宣传作用，在这个前提之下，“没有生活”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而且就在老舍为“生活不够”大发其愁的光景，这种只重宣教、过分实用的文艺观继续发挥着它的“多米诺效应”，摧枯拉朽般地从语言上改造着这位语言艺术家。“鸣放”中，老舍曾经很反感地描述当时很多人作文的通病：“现在许多人被语言管住了，它倒成了主人，一篇文章末了必须‘为××而奋斗！’不写奋斗行不行呢？” 想来他在自己的许多文章不得已而用三呼万岁这样的格式煞尾时心里恐怕不会太好受。公式化的作文法甚至让老舍连散文都不大会写了：《北京的春节》（1951年1月25日《新观察》第2卷第2期）在描绘了旧京的过年风习后刻意加上了与全文风格极不协调的反迷信的内容，《金黛莱》（1958年11月25日《大公报》）满贮深情地叙写了朝鲜人物风光的美丽之后，结尾却是“我们一齐向美丽的英雄的朝鲜人民致敬吧！”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名篇《猫》（1959年8月16日《新观察》第16期），先用神来之笔将猫儿们的习性活现纸上，随后一本正经地讨论起来“老鼠已差不多被消灭了，猫还有什么用处呢”和“谁能因耽忧驴马没有事作而放弃了机械化呢”这样的奇怪问题来。然而此类奇事只要放入背景就不奇怪了，谁叫这篇奇文出自“大跃进”高潮虽过，天气稍晴忽又转阴的1959年8月这种奇特年月呢？这时的老舍，已不仅是“生活不够”，而且也处在渐渐失去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语言风格的危险之中。我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自有老舍自己的文章为证。在1959年初古巴刚果民族独立运动之时，老舍有两篇涂满惊叹号的文章《谁抗拒时代谁注定灭亡》（1月26日《北京日报》）和《正义斗争必将胜利》（2月1日《世界文学》第2期），其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人类历史正在改变面貌：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都在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进行斗争。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时代洪流，无可抗拒！谁敢妄想抗拒，谁失败，谁死亡！”此外，1964年为越南战争写的声讨文章，全文如下：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一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美帝侵略越南，中国人民不能、绝对不能坐视不救！我们永远是怎么说，就怎么办！美帝若敢继续扩大侵略，我们一定与越南人民站在一起，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作家们也和中国人民一样，全力支援越南人民，以笔杆为枪杆，声讨敌人的罪行，伸张正义。我们将瞄准敌人射击，歼灭敌人！我们高呼：越南人民必胜！美帝必败！ 　　 　　　　立意行文，遣词命句，全然新华社电文的翻版，不看署名，谁会知道这是老舍亲笔呢？1930年，在归国后的第一篇文论《论创作》里，他就一针见血地看出了当时革命文学的某些弊端：“伟大的创作，由感动渐次地宣传了主义。粗劣的宣传，由标语而毁坏了主义”，并将创作定义为“抛开旧势力的重负，抱着批评的态度，有了自己的思想，用着活的文字，看着一切的问题”这一系列精神活动的成果。那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终于有一天他自己的文字也堕落到了“粗劣的宣传”的地步。 　　 　　　　尽管老舍不止一次地提醒文艺工作者们注意文艺与标语口号的区别，却难以控制自己落进标语口号阵的凌乱脚步。因为那时那步履已不是他自己的了，他的语言，他的风格，随之，他的积累了一生的生活，也都不仅仅是——很多时候可以说主要不是——属于他自己的。套用《骆驼祥子》中的一句名言，“生活不够”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生活不够”却另有原因。而这原因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老舍在狂喜中以为文艺与宣传，创作与生产可以是一回事。为了“有生活”，老舍下过工厂，走过街道，上过战场，扛着铺盖卷去过三次乡里，诚心可嘉，收效甚惨。其实老舍第一次下乡（1964年夏赴密云）之前早已经从写政策戏的屡屡失败以及写《茶馆》《正红旗下》的成功中悟到了有才能的作家应当“写他亲手掘成的那口‘井’” ，“作家的生活经验积累是一辈子的事” 这样关于“生活”的基本原理，再做出这样的极端行动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可见是被某些“新政策”逼得走投无路了，由此也可领悟老舍心底难诉的悲凉。 　　 　　二、忙与盲 　　 　　　　在友朋的讲述中，老舍是个格外急公好义的人。抗战时，即有“要他卖力的时候他卖力，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要他委曲求全的时候他委曲求全” 的公议，解放后更是当仁不让地以主人翁自许。据李长之回忆，他曾在故宫的绘画馆入口向一个吸烟的游客提出劝告：“我顶喜欢抽烟，我都不抽了。你把烟掐了。”（《这就是老舍》）这种热心肠、公益心当然是一个公民的懿行美德，但作为一个作家，热中公益亦当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曩者曾有杨顒谏武侯“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三国志卷四十五》裴注引《襄阳记》），虽不可与老舍同日而语，却也是千古一理：岗位意识的薄弱，加上特殊时代里整个大环境对“士”的特殊的超高要求，在中华国土上不断地制造着一出出沉重的悲剧。但若说武侯事烦而夭尚在一个政治家的本分之内，老舍们管了许多闲事却耽误了大好的创作光阴——当然即便有时有闲在僵硬极左的“政策指导”下也未必就可以怎么样——则不管怎么说都有点儿冤。自然，我们中国作家不安本分是有传统的，就拿那位写下“西望长安不见家”的李青莲说罢，好好的诗人不做，偏要去济苍生，结果却反而越不得志时诗写得越好。中国文人群体只要存在，其报国劝世的使命感就永远不灭。在这个问题上“十七年”既是一个高峰亦是一个低谷。由于把宣讲政策当成了五四启蒙传统的赓续，中国作家就走进了一个越想启蒙越难实现启蒙的怪圈；同时，千年积淀的士心理在这些遭了半个世纪冷待，一旦感受知遇之恩又很容易在运思行事上偏于理想主义的人们心里极度膨胀开来。老舍说“中国作家今天所受到的党与政府的关怀，和人民的敬爱，是史无前例的” 时是深怀着满心的感激之意的，可能也有“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的几分得意在。在这个心理背景下，老舍当仁不让地担起来一大堆社会工作。我前两天从一本书里看到对这些工作的一个较完备的统计 ，它们包括了27个团体的30个职务近400言。因为全部转抄太占篇幅，这里为说明问题起见象征性地抄录几个：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分会副主席；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印友好协会理事；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委员；…… 　　 　　　　责任感也好，荣誉感（甚至一点点虚荣心）也好，知恩报德也好，为人民服务也好，总之，这么多职务无疑时刻牵扯着他的精力，这也是他创作出现滑坡的原因之一。老舍30年代前期曾经为做成一个职业作家煞费苦心过，虽然后来没有成功，却也尝尽了甜酸苦辣。正是因为有过这段经历，老舍解放后能为旁的事投入那么多，并不计较自身得失，才更显示出他的巨大的勇气。他写过一篇《高高兴兴的活着》（1951年9月26日《光明日报》），表示：“我并没管自己愿意干什么。有事我就办事，而且没忘了写文章。说真的，这么‘两头忙’教我的腿疾有增无减，头也有时候发昏。但是，我并没因顾虑身体，而放下‘两头忙’的一头儿。”这足可证明他的热情之高。但越到后来，沉重的社会任务就越是困扰他折磨他，终于成了一种负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其实许多职务只是虚衔，其实许多委员会只是借他一个名就够了，可偏偏他凡事都那么认真——“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但是，我想出一个办法，使我手不离笔。办法很简单：坚持每天上午写作，下午才去开会、办公。”“全国文协及北京市文联布置的各种学习，我必参加。各方面组织的报告，只要约我，我必去听。……上半天写作，下半天办公，平均每日工作十个钟头，到了晚上我已精疲力尽，我吃不消。” 附加的负担终于使他无法“高高兴兴的忙”（《高高兴兴的活着》）了。牢骚越来越多，发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关于宪法草案和报告的发言·舒舍予代表的发言》，1954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到了全国性的文艺会议上（《戏剧语言——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1962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给了《北京日报》的记者听（刘波泳：《老舍先生的创作劳动》，1956年3月27日《北京日报》），也发给了共和国的总理听（胡絜青口述，舒乙整理：《巨人的风格》，《周总理和艺术家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我是写东西的，我要继续写东西！一天不摸笔，我心里难受！” “我到底是作家。……时间，时间，给我时间！……我的确爱写、能写一点，而且多写了，可能写出一两部像点样子的。我已经五十八岁了，现在还不加劲写作，要等到何时呢？我又要下跪了！” ……压力过重，抱怨已变作不折不扣的抗议了。糟糕的是，抗议归抗议，那份无法或离的公益心还是领着他勇往直前。李宗盛有个歌，叫《忙与盲》，歌中唱道：“忙忙忙，盲盲盲，忙得已经没有了主张忙得已经失去了方向”，在“十七年”的大多数时间，老舍就是这样不无盲目地忙碌着，忙得失去了方向。 　　 　　三、批评空气 　　 　　　　对老舍创作状态发生影响的还有一个外来的重要因素，那就是随着时势急转的风向忽而晴空丽日忽而雨雪霏霏的批评空气。前文提及，老舍写作“生活不够”即与此有关，而进一步看，粗暴批评与外行建议对老舍创作（制造？）不少次品废品（老舍说，“尽管我劳动甚勤，还是免不了出次品、废品” ）要负直接责任。 　　“十七年”的中国文坛，与创作的相对岑寂相反，文艺批评倒是一贯处于畸形的活跃状态，抛开《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这样的大事不说，小的烽烟也是隔三岔五常常有。老舍从来是相当重视自己作品的社会反馈的，他以为“……文学批评的功能，在他本身是要作成文学的哲理，在它的宣传是要指导文学与社会” ，也曾经因某些作品反响不佳而迅速调整写作路数（如《猫城记》之后的“返归幽默”与“求救于北平”（《我怎样写〈离婚〉》））。确如他在《文学概论讲义》第12讲中引述的王尔德《批评家即艺术家》所言：“唯有批评，不承认有不易的定理，不肯为任何教门派别的肤浅陈腐之谈所束缚，能养成沉静哲学心境，能为真理而爱真理，虽明知真理不易达到，也一样地爱她。”在“十七年”的大多数时候，恰是因为违背了真理，背弃了批评家的信仰，为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目的，仰给于某些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肤浅陈腐之谈”，本应成为创作家良师诤友的文学批评渐渐蜕易为令创作家闻之觳觫，谈之色变的紧箍咒，随后把中国文学引入长达10年的几近空白的断裂期。 　　 　　　　老舍在新中国时期曾经从善如流猛改《方珍珠》，曾经应声而作痛责所谓“右派”，曾经在风声鹤唳中收回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有悲剧的“怪论”，曾经在四面楚歌里战战兢兢地搁置了《正红旗下》，一搁就搁成个覆盆之冤。没有办法，某些批评甚至信口褒贬对作家有生杀予夺之权（老舍满怀热望受命（且是受毛周之命）而写的电影剧本《人同此心》和投入极大热情改写的讽刺话剧《澡堂》，就遭过胎死腹中的厄运 ），处身火山口的老舍不能不小心提防，结果却常常是小心了又有什么用。在对待批评的问题上，老舍虽也说过糊涂话：“若说不该批评，我们的社会便是不讲真理的社会。好，大家批评了他，难道是因为他的学问不小么？难道是因为他写的对么？” 但那是在“反右”之风最猛烈的时候的应时之言，或是热昏了头，或是受了指令不能不写，却决不会是深思熟虑得出的由衷之言。因为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之后，老舍在维护文学尊严抵制庸俗主义批评上态度一直相当坚决。从《方珍珠》因听从了七嘴八舌的修改建议而称为一部半失败的作品之后，老舍心中就萌生了对不恰当的外行的文艺批评的警觉。他当下就剀切地连写《暑中写剧记》（1950年8月1日《人民戏剧》第1卷第5期）、《方珍珠的弱点》（1951年1月11日《新民报》）、《谈〈方珍珠〉剧本》（1951年1月25日《文艺报》第3卷第7期）、《学习当先》（1951年3月4日《人民日报》）等一系列文章分析得失，直言“作家并不是一口‘意见箱’”（《方珍珠的弱点》），批评者“不要在题外发言”，“不要用题外的思想与效果来责难作者”（《学习当先》。按他随后幽默地说：“作者的主题若是垂柳，而批评者说他没写出来黄花鱼，就一定没有什么好处”，可见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过分随意的批评方法将会导致何等严重的后果）。之后，他又借各种时机提醒文学批评家和作家们：“行政干预，不论动机如何善良，总会妨碍作家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乱打一通，不能鼓舞人们进行好的创作，反而毁了它。” （——这是写于双百春风里的话。）“理论应是作家阔步的指南，而不应是捆绑作家的绳索。” （——这是1958年9月的私下谈话，其时老舍已从“反右”“跃进”的昏乱中有所挣脱。）作家自己“不要老是检讨，也不要老是感谢。人家说你写得不好，你可以说明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要那样写。” （——这是“小阳春”之中所讲，诚如林斤澜先生所言，“好比‘促膝谈心’这么个标题，那是错前一年错后一年都不作兴的。须知到了‘骨节儿’上，几个字也不容易。” ）“这两年有的人写现代戏出了一点不必要的‘事故’，如《洞箫横吹》受到了粗暴的批评……” （——当时八届十中全会虽已开过，老舍却还沉浸在广州会议之后终于可以扬一下眉吐一口气的兴奋之中。他特地以《洞箫横吹》受粗暴批评为例子陈明问题，原因除了他确实为海默叫屈，主要恐怕还是由于这是广州会议点名平反的作品。）“必须对作品进行准确的艺术分析”；“应当允许批评者应有批评的自由，被批评者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把批评的战斗性和简单粗暴作风严格区别开来。” （——这是1963年在北京市第三次文代会上作的报告中所讲。这一部分（“准确地开展文艺批评”）虽也例行公事地讲了“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侧重点却在“艺术标准”之上。其时，老舍已经九曲十八弯而对文坛上的某些是是非非洞若观火了。）…… 　　 　　　　这一系列对粗暴文学批评的清醒抵制是老舍本人的经验之谈，是在《方珍珠》《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等剧失败后痛苦反思得出的结论。以《西望长安》一剧的写作为例。《西望长安》的失败在于老舍为防备某些批评过于审慎地处理了“李万铭事件”。在完成剧本后，老舍反反复复地讲了一些站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看显得难以理喻的话：“我的确知道我们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只是在某些地方有缺点，犯些错误。我只能讽刺这些缺点，而不能一笔抹杀他们的好处，更不能通过他们的某些错误而否定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虽然难以理喻，从这些话里我们却不难体会为了体现“我们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这个精神老舍在创作《西望长安》的过程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心情。怀着这样的紧张心情创作的《西望长安》于是不能不称为一锅夹生饭。即使栗晚成的原形，骗子李万铭亦认为：剧本“只是写了一些现象”，“现象都写到了，但写得不够，……人物形象简单化了，行为都写到了，而支配行为的动机没表现出来”，导致“当人们知道老舍先生要写中国的‘钦差大臣’时，寄予厚望，估计他会酿出一瓶‘茅台酒’，而老舍先生端出的却是一瓶西凤酒。” 应当记取的历史教训中，“讽刺干部就是讽刺社会主义”这一奇怪逻辑很久以来一直是悬在作家们头顶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上文提到老舍后来为之鸣冤叫屈的《洞箫横吹》就是因讽刺了官僚主义被扣上“明目张胆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帽子的 。李万铭所谓“只是写了一些现象”「“支配行为的动机没表现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骗子”形象不允许写，没法写，对干部们的形象则不敢写，不能写。正是因为怕犯一些奇奇怪怪的忌讳，老舍终于把一部讽刺剧写得半生不熟，《西望长安》也和他当时的多数作品一样，“不见佳”了。 　　 　　　　更“不佳”的却还不在这里。从维熙先生在回忆录里提及，“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 我找到了老舍的这篇《中苏文学的亲密关系》（1957年11月20日《北京文艺》11月号）。文中，作者义正辞严地批驳了“我们国外的的人和国内的右派分子们”“假借‘干预生活’这个含混的口号，来提倡‘描写生活阴暗面’”，引证了“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得出结论：这些作品“只能教育人们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受过粗暴批评伤害的老舍也难免落入粗暴批评的迷魂阵。平心而论，老舍在新中国时期这种不负责任的话是说得相当少的，但既然是他说过，我们也没必要为他隐讳，究竟当时大多数义正辞严的批判者（包括老舍）会对好端端的作品提出如此既不合情理又有违作者本意的批评，这现象本身就证明了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他们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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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20: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