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走入通俗文艺的迷宫是老舍文艺思想变异的一个重要信息，在这样的状态中，很难指望一个作家再会把文学的纯洁度、自足性看得能有多重了。然而老舍的迷乱是有限度的，不论后人将怎样评价他，也不论他因为何种原因在迷途上确确实实是走了有多远，至少有一点他是做到了的，那就是生命不止，追求不息。他在狂热中追求过文艺与政治结合的新途径，虽然后来为历史证实了此路不通，但探求的精诚不容抹煞；他也在每一阵狂热过去之时不间断地追问过真正的文艺的个性何在，直到幡然猛省后成为一位沉默的智者，个中苦痛更值得我们深思。 　　 　　　　王行之先生在《我论老舍》（1989年1月21日《文艺报》）一文中提出一个观点：老舍在解放后“把极其可贵的独立批判精神以及作家的历史责任感轻易泯灭或异化了”，我认为这个提法是可以再讨论的。细察老舍新中国时期的文艺思想，其真实形态显得意想不到地复杂，以“异化”或“进步”作笼统概括都不解决问题。事实上，老舍在“追悔和感激”（《我论老舍》）的同时，从未放弃过他的“极其可贵的独立批判精神以及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否则，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痛苦，有这么多解不开的结，也不会有最后的愤然一跃，他只是在激情澎湃时把感情用事当成过至理真知，无可如何地迷过路。 　　 　　　　“十七年”间，政策方向好似黄梅季节的天气——我们小时候常比之为娃娃脸的那种天。位处风口浪尖，身为全国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一开始就对新中国的一切表现出近乎盲目的信赖与推崇，又不愿轻易放弃完成一个自我所应据有的一切，老舍不由自主。他只能让他的思维状态常常处于情与理的冲突之中，时而被裹挟着不容分说地冲向最前方，时而又被卷到半空再狠狠地掼在礁石上。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自文学与政治结合的试验开始以来，文学就被结合论者当成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和武器。在这一点上，有不少作家前仆后继地为之努力，但取得两全之效的凤毛麟角，普遍的弊病是：因为情感虚假，造成人物虚假；为赶时效，未经充分酝酿提炼，表现为作品描绘的生活浮面浅薄；因为以宣传为出发点与依归，语言也是空洞生硬。老舍的文艺论文越来越频繁地冠以这样的题目：《人物、语言及其他》（1959年《解放军文艺》1月号），《语言、人物、戏剧》（1963年1月20日《剧本》1月号），《人，物，语言》（1963年《北方文学》2月号），《语言与生活》（1963年5月20日《剧本》5月号），《人物，生活和语言》（1963年11月《河北文学·戏剧增刊》第1期），如此等等，正是他充分思考了人物、生活、语言对于文学作品的三位一体的重要关联后得出确定无疑结论的表现。在清楚地意识到文艺政策、舆论导向、文学批评与讨论方法上的种种弊端的前提下，老舍曾不止一次不满地批评过新创作的质量问题。新中国时期，老舍的文艺观点更多地显出变动性（这多与政策有关，后文将详细讨论），但在批评作品的创作质量上却是从不含糊，虽然他对于国家的现状与前途往往受外界影响而盲目乐观，但对作品现状却没有不顾事实地乐观过。早在解放之初，他就敏锐地指出，“新的作品，在质上，有的很不错，有的并不很好” ，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长篇小说热中他还在说，“我们的文字还嫌粗糙”，“我们写的对话往往软弱无力”，“我们的某些小说似乎还缺乏艺术的控制”…… 甚至提出《林海雪原》“起码可以删减几万字” ，这在当时也可算是空谷足音了。老舍对新作品的不满主要针对两类对象。一是通俗文学——主要是曲艺作品。他在政治热情最高的时候对曲艺的关注也最多，这以50年代初与“大跃进”为两大高峰，如50年代初谈及曲艺创作时，他就曾经不客气地指出，“一年来的曲艺创作量上虽然不少，可是在质上还差得多”（1950年10月） ，新曲艺作品“文字难免粗糙……故事性不强，思想性也薄弱”（1952年6月） ，甚而干脆说新段子里“坏的很多，艺人不愿唱，群众不爱听”（1953年10月） 。随着时间的推后，对曲艺的关注虽仍不时牵动他的心魂，但他的主要关心点却明显地偏转到另一类对象——新文学（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纯文学）这一边，评论文字也越来越讲技巧——也算是“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吧？——总体表现是建设多于批评，立多于破，正面鼓励多于反面责备。在这方面我们不必苛求老舍，情势使然，环境使然，一味埋怨他没做到什么无济于事，在考察他“做到”了什么上，我们还做得太少。 　　 　　　　老舍新中国时期的文艺思想虽然常受时势左右，但有一些基本思想是始终不变的。虽无系统框架，但围绕“人物、生活、语言”三大中心点，老舍还是提出了一系列互相有机联系着的文学建设论点，它们都是针对当时的文学现状有感而发，成为歌舞升平中几声宝贵的不和谐音。因为老舍谈“人物，生活，语言”的文章实在太多了，其基本思想也不难领会，所以这里仅就其中一点举例说明老舍所持的基本态度。 　　 　　　　这就是把文学的功利作用无限夸大时必然遇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经典作家曾概述为“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的冲突（〔德〕马克思：《致斐·拉萨尔》）。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虽然与政治有着密切联系，但决非政治之附属物；文艺也确有干预生活的作用，但即使是起最功利的社会功能，也必须通过审美，通过形象，通过情感——恩格斯明确表述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致敏·考茨基》）。在这一点上，老舍显示了一个作家的卓识。他不遗余力地捍卫着这个真理，在数不清的场合公开表示对传声筒式的文学作品的否定。这一方面是出自对于认真经营好可以更好地完成宣传任务的文学作品的殷切期待，一方面却正表明了作家捍卫文学自性（哪怕是下意识地）时的坦荡胸怀。“我们不能只扯着脖子喊口号” ；“话剧中的对话是依照一定的剧情而产生的，不是绕着圈子把所有的口号与宣传大纲都放在里边的。对话离开剧情便成为讲演” ；“文学有它本身的规律性。名为文学作品，而全由政治术语堆砌而成，是谁也不愿意看的” ；“不由人物性格与生活出发，而专凭词藻支持门面，必定成为‘八股对话’” ……这些议论，虽然有的还是针对通俗文艺而发的，但连通俗文艺都不允许充填以标语口号说教，不正证明了老舍在某些方面的严苛么？

浏览：1397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20:0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