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我理会到：当今的文艺活动是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演为准则的。那就是说，文艺须为工农兵大众去服务。” 老舍经过改造后的基本文艺思想准确无误地围绕着毛主席《讲话》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展开，内中涉及的问题亦“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一、迷津之一：“为群众的问题” 　　 　　　　“为群众的问题”就是端正思想、转变“立足点”的问题，要求“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讲话》）。老舍生于底层长于底层，表现平民本是拿手好戏，但要既表现群众（比“平民”的外延要窄，而且在一段不平常的历史时期，“十七年”加上后续10年，越来越窄）又教育群众，对于老舍，虽曾于抗战时略试深浅，却终究是个新课题，更何况既有的纪录亦并不十分成功。说到底，表现群众也是为了教育群众，因为文艺是“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讲话》）的，对此，老舍就更外行了。然而，老舍硬是凭藉着那股常人无法企及的政治热情，极快地适应了新气候，理解了新理论倡导者对文艺寄托的厚望，带头写起了几乎是仅仅具备宣传一项功能的曲艺作品来。他这样做的理由日后由他自己归结为“曲艺是文艺战线上的尖兵”“又是表演艺术中的轻骑兵”，“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最锐利有力的武器之一” 。这些话后来广为传诵，一直是人们称誉老舍时所引用的，却很少有人析离出内中所含的悲凉意味。 　　 　　　　为教育民众宣传民众而向通俗文艺求救，是整个现代文艺界时不时钻入的一个牛角尖。30年代为文艺大众化争得面红耳赤过，抗战时又重提了这一问题，到“民族形式”争论时，向林冰等人干脆就视一切五四新文艺为敝屣，独尊“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而由延安直贯“十七年”的“通俗文艺热”则又是前一次争论未得到彻底解决之后的旧话重提。接着评书体小说、新章回体小说、民歌体叙事诗、民族新歌剧的余音，相声、鼓曲、快板、评书这些短小轻便的文艺样式极一时之盛，成为了文艺的中流砥柱。这一切，对自幼热爱民间曲艺，从抗战就领会了利用旧形式为宣传服务的重要意义，真心诚意拥护毛主席领导下的新政权从而对《讲话》奉若圣谕，又本来就爱走极端的老舍，无疑是很具有诱惑力的。 　　 　　　　因而，在老舍建国后的文艺论创作论里，曲艺艺术论占了相当的比例。这时期老舍的曲艺论篇目占其全部文艺论文的20％强。这些曲艺论文里，有纯粹的普及性写作技巧解说，也有潮流之上的应时发言，有十分内行的，也有相当不到位的。对曲艺定位的不到位是当时文艺界的通病，表现是以艺术没有高低贵贱为由，把民间文艺与新文学创作相提并论，这是以“宣传”“服务”为艺术唯一旨归导致的理解偏差。老舍不但未能幸免，而且因为血液里的一点钟爱成为这一理论的积极鼓吹者。他常常说：“一个作家不应当有对文艺作品分出等级的看法。……曲艺这种形式，劳动人民都喜欢，怎能说它低级呢？” 他也锲而不舍地企图说服作家们把新文艺和民间文艺结合起来，因此经常津津有味地探讨新诗和鼓词快板的差异与共性。在这个问题上，老舍似乎格外地固执。直到1961年他的文字处于新中国时期最为安详平静的状态时，他还在号召“诗人们把他们的热情带到戏曲与曲艺中来，给戏曲与曲艺以有力的支持” ，足显精诚，亦足显迂阔。 　　 　　　　曲艺来自民间归于民间，与新文学是两根蔓上的两枝花，“分出等级”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必须的文化归类，相提并论既不利于曲艺艺术的正常发展提高，也损害了新文艺的品格，所谓评书体小说即是二者嫁接之后长出的畸形果实。在这样的“结晶体”中，除了人物与事件是新的，骨子里的经营思想、建构方针无不是旧的，即便它宣传的新思想，多半也只是旧思想翻新而已。老舍曾说，“老一套往往是宣传封建道德的，如忠孝节义等等。说新书，不掌握正确的政治思想就说不好，说不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来。” 他其实是没有想到——或者是根本忘记了（1938年他在《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有完全相反的，然而是清醒得多的论述）——在封建思想并未肃清的时候大举倡扬起来的民间文艺是不可能离开忠孝节义之类的旧思想的，而新书宣扬的“正确的政治思想”中相当一部分，比如个人崇拜，却正是换了包装后的忠孝节义。 　　 　　二、迷津之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封建思想的难以肃清已是许多新悲剧的肇因，更兼提高与普及的二律背反难以解决，这就使得老舍在第二个问题——“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上也陷入了迷津。 　　 　　　　“如何为群众”，说到底，就是抗战时期就曾经争辩过的“旧瓶装新酒问题”“民族形式问题”的再次提出，是要求用群众能够、可以接受的艺术形式进行创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辩正地在提高与普及相统一的高度提出这个问题，这是相当正确的。但是，我们今天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样一点，即一旦把旧形式的利用和运用提到一切文艺样式的统率的地位，一个最直接的偏差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顾了普及，忘了提高。 　　 　　　　在这个问题上，起初时老舍对《讲话》论述的提高与普及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深信不疑的。他言及这个问题时俨然《讲话》的拷贝：“我们必须知道先求普及、由普及逐渐提高，以便达到真正普遍的提高，是我们必经之路。” 而且在普及与提高的权衡上，他更看重的是提高：“我们不可小看今天的工作，也不可忘了明天重大的发展。” 然而，与老舍对这一问题的最初领会相违，不久他就意识到，“当前的急务是先顾普及” 。因为是写给大众看的，“今天我们应该关切的是人民满意了现在的快板与评剧没有” 。这就暗藏了把提高的任务搁置起来，为迎合大众不计代价的苗头。这样，宣传必须通俗，提高先要普及，老舍并非愿意立时三刻忘情于支撑了自己半世生命的新文学（要这样就不会言必称“提高”），结果却是沿着普及之路越走越远。对比抗战时期他对于通俗文艺看法的改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新中国时期老舍走得有多远。1938年，老舍在通俗文艺制作上初试身手即深感“牺牲了自己的趣味，暂时离开文艺的正轨”的苦痛（《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1941年前后，经历过3年抗战文艺实践的老舍，更认识到了实用的宣传与深湛的文学难以并提，终于领悟到：“那些宣传为主，文艺为副的通俗读品，自然还有它的效用，那么，就由专家和机关去作好了。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困难，而更加深刻” 。可惜新中国时期，老舍对通俗文艺的看法从来没有达到过抗战时的理智深度。我们倒只是常常听他这么说：有人“以为‘普及’的工作有几个人照应着就够了，……这不对。” “在今天，文艺工作者的团结是越来越好了，可是……我们不由地感到仿佛在这里还有一条界限：有的专搞提高，对普及工作可以不大过问；有的专搞普及，孤立无援。” 我找不到别的理由解释他的这种反复——难道他真的是全然忘记了自己抗战时从实践中得出的写作教训？——除了用他那句很显牵强的自辩之言：“我有政治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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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