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但是，毕竟老舍是一位深谙艺术之真谛要义的大作家。“赶任务”一旦离了格，到了明显违背艺术规律的程度，他立时就会有反应。也就是老舍，一面“高兴的‘赶任务’”，声言“任务就是灵感，任务也是责任” ，一面发现自己的作品“因临时赶任务，成了新闻翻版”，尴尬地询问“赶任务即是凑数儿，如何是好！” 创作的尴尬是理论幼稚和政治幼稚的必然结果。正因为老舍一开始把什么都太当真，接踵而至的苦恼也比旁人更多。对于我们，搞清楚老舍在最初时为什么会不问后果地倾心投入，则成为把握他这最后十七年曲折心路的一大关键。 　　 　　一、再论抗战作为纽结点 　　 　　　　诚如杨义先生在《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文艺研究》1987年4月）一文中指出，老舍是一个风俗文化型的作家，他从一开始进入文坛，字里行间就带着鲜明的民俗烙印，并渗透着浓厚的文化意识。幼年京都底层文化的薰沐使他一辈子也脱不了“俗人”的底色，这不仅指他带着俗人的身份写俗世绘俗景雕俗生像，也指他素来擅长以一种超脱于俗人的眼光反思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民间。感同身受的民俗体验与沉痛悲哀的文化批判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共在。当二者相激相荡时，往往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精采：伴着恨铁不成钢的苦痛，耳熟能详的京城叫卖声更加清晰可闻；深深地陶醉与摩玩一回后，又猛省其中蕴含了必须革除的民族劣根性。可以说，老舍的每一次成功都源于这种既来自俗人又高于俗人的特殊定位，一旦他离开了这种定位，比如说，离开了他对之知根知底的人群去写抽象出来的假想空间，并滔滔不绝地发表并不一定十分到位的议论；或者抛弃了批判意识而以大众为师，把自己降格到民众一切思想意识的学生位置，任何一种情况下他的创作都会出现偏差。滥觞于抗战，在建国后达到积重难返的程度的思维偏差首先就是老舍个人定位的失当造成的。从抗战初为了宣传而日益离开文化批判的立场开始，老舍逐步学着把自己还原为一个最初时候的俗人，虽然当中也有反复，但毕竟是在赴国难时已经熟悉了“配合”“赶任务”“下生活”（当时叫“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些以后长时期占领文学界的重要操作步骤，到捧读《讲话》，从理论上服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人民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这种提法强调了工农兵方向的调整却导致了非知识分子化倾向的泛滥——时，老舍的“立足点”便自自然然地移过来了。站在“俗人”的位置上考虑问题，的确轻松了许多，脱了许多沉重的负担，却也丧失了启蒙者的思想立场与在形上意义上引导民众的可能性。 　　 　　　　值得深思的是，启蒙立场的放弃在现代作家中不是个别现象，不论是“革命文学”时期，“红色30年代”，抗战，解放区，还是“十七年”，都不断有作家因解决不好救亡（革命、斗争、服务政治）与启蒙的关系而丧失方位感。共同的迷津要从共同的时代因素与文化背景上寻找原因。中国文人从来就是不能超脱于世俗的群体，现代中国又内忧外患频仍，一直处在动荡不宁之中，两者的一拍即合使现代文学注定了成为一种入世的文学形态，这就是老舍思想巨变的心理背景。其实，自幼研习桐城古文，深慕陆放翁、杜子美的老舍又何尝真的“出世”过呢？如果出世，他又何必留下《猫城记》那样的冒险之作；如果出世，他也不会面对这悲惨世界连连苦笑，只为掩盖内心深处无法言传的焦虑与绝望，结果把自己打磨成了一个幽默作家。 　　 　　　　抗战是承前启后的纽结点。全民抗敌的信心荡涤了老舍的绝望，他显得生机盎然，意气风发。除了上述抗战期间文学观念上的转向外，也是在抗战中，老舍的政治立场明显左倾。在周公的引领下，他第一次亲近了中共，这为他日后无牵无挂地投身红色巨浪埋下了伏笔。友朋的记述中，“他的桌上由《大公报》换上了《新华日报》”；老舍说“共产党的话，就是老百姓的话”，又在延安对毛主席说“主席身后有几万万呀”；老舍也对各处报刊的约稿“无不迅速应命”；在写过《国家至上》后，老舍由衷地说“谁说文艺不应当负起宣传的任务呢”…… 而混合剧《大地龙蛇》里对“大中华民国50年”和平自由生活的遐想，既透露出他当时对黑暗政治的失望，更是他不灭的新中华幻梦。这梦做得久了，就越急切地巴望它能成为现实，更何况他是打小就“爱读乌托邦与君子国之类的故事” 的呢？抗战中培养起来的激进情绪历美国之行得到强化，从而为50年代的猛然调头准备了足够的势能。在美国，他接受了王莹、谢和赓、史沫特莱等人的红色宣传，对时局有了一个清楚准确的估计：“蒋介石完全失去了民众的信赖”，“中国不久将获新生了”。 并且，更为难得的是，他由衷地说——“我过去写坏了《猫城记》，对共产党缺乏认识，真是太遗憾了！” 这是一种得自实践的无欺的真诚，新中国时期的开始是老舍自己意志的抉择，这是毫无疑义的。混和着思乡的哀愁，老舍越来越觉得美利坚这片国土上有许多令他难以容忍的事物：好莱坞、肥皂剧、诈骗、“禁止黑人进餐”的牌子，好端端的小说被翻译篡改， 于是，茫茫然“就像一条丧家之犬” 。他毅然拒绝了发自台湾与英国的邀请函 ，回到朝思暮想的新北京。一半是受着这新人新事新景象的感动，一半是苦闷太久盼望太久思念太久之后的急切，老舍对这个新政权从还没开始时就存了深深的好感。这成为他接受其领导，听从其指挥、为之敢死效命的先决条件。 　　 　　二、“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 　　 　　　　这时老舍的政治热情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已经成为一股推动着他使他欲罢不能的强大力量 。全民建设新国家的热情使他无法抵御。既然当年抗战爆发时他就曾那么积极主动地投入过，那么如今对于这个新政权的这种态度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问题是，老舍直到抗战前一直是个所有时髦潮流之外的冷眼旁观者，在内心深处既孤独又自尊，他在小说里设计的人物结局则往往是悲观得一塌糊涂的走投无路，虽不曾刻意钻研过文艺理论，却也毫不含糊地讲过“文学本身是文学特质的唯一的寄存处”（《文学概论讲义》），何以竟会变得既功利又乐观，的是深可玩味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压抑过重导致了后来的释放过开（当然也就隐含了再以后更沉的巨石压顶时的难以招架，以致于转瞬之间灰飞烟灭），而这正是老舍性格上相对脆弱的一面造成的。30年代的过分抑郁与50年代的占主导地位的狂热看似两个极端，实则一件事的两个侧面而已。老舍在很多时候情绪极易受波动——就像他自述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从而易走极端。我们都记得1944年日寇兵临城下时老舍讲过的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豪语：“我早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江水便是我的归宿！” 这固然显示了老舍的崇高气节，却也是他易走极端性格的具体流露。到了50年代，这种性格又表现为易激动、易冲动，动不动就“狂喜”：拿到人代会选票，他“心差不多要跳了出来”，“手心上出了汗”，“不知道怎样才好” ；读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他心里是“那样的不安，快活极了的不安” ；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他“兴奋与狂喜” ；即或读到一篇新闻报道，他也会被感动得“屡屡要落泪” ……无羁的情感对于造就一个文思飞扬的优秀作家往往是一种助力，但过分放任，没有理性的明睿作引导则不免会导致无可挽回的艺术失败乃至人生失败。 　　 　　三、“万岁”声里十七年 　　 　　　　老舍这一时期常常放任得过度的情感每次都是在提到一个名字时达到最高点的，这个名字就是毛泽东——在当时也是全中国人民热烈情感的聚集点，现代神话中一个最牵魂摄魄的名字。我们民族自远古以来就孕育发展了一种对圣贤的崇拜传统，这种国民心理期待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密等级秩序达成天然的默契，从而在每次政权易主之初——也就是动乱甫定之时——格外地崇拜起新的君主来，现代人格神毛泽东的造就即是裹含了诸多文化深因的。民谚“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与知识分子从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礼记·哀公问》），“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观念同时在民间与庙堂两个层面上达成了对君王崇拜的方法论共识，保证了华夏文化中那种根深柢固的奴性。这种奴性在“十七年”充分膨胀，迄“文革”衍化为不可收拾的全民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舍即是死于他曾真诚投入过的这种貌似激进实则古朽的领袖崇拜。抗战中，他曾沉郁地检讨国民的奴性人格，喻之为“三期梅毒”（《四世同堂》），但随着“立足点”的转移，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他不但放弃了这种检讨与反思，反而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去，一心一意当个好臣民，为受到重视而感恩戴德，把歌功颂德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责任，口口声声的“拥护”“感激”“恩人”“救星”“万岁”“英明”则在实际效果上把由衷之语也变得类乎谄谀之词，因为这些语句，不管老舍本意如何，都从骨子里透着奴性的谦卑。写到这里我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因为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老舍一样，饱含着感激崇拜的热泪，由衷地说过：“我们的方向是一个，已由毛主席给我们指示出来……” “我要听毛主席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 “真理，光明，政治地位，都是谁给我的？伟大的毛主席！” …… 　　 　　　　就是在这样发自内心的欢呼声中，老舍开始了他的最后十七年的曲折路途，这狂喜的情感之浪将老舍带向了一个离家很远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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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20:0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