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诚如老舍自己谈到的，——那时也叫“表态”——回国后的思想巨变“来自对新社会的观察与热爱”，是因为“确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了革命的事实”，因为“亲手摸到了革命” 。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表态的真实程度。曾经在童年饱经忧患，在中年颠沛流离的老舍，随着生命历程踏入50岁（进入老年），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故乡，有了切实的生活保障；在白色恐怖下没法写出心腹话来的老舍，“得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得的尊敬与重视”，受到政府从生活到疾痛到心灵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以故乡北京为代表，城市乡村百废俱兴，经受过旧秩序伤害的老舍便理所当然地认为终于是“见到了良好的社会秩序，与幸福生活的开端” 了。一时间，他的精神状态变得分外亢奋。并不完全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外来要求，他逢人便说新社会好，新政府好，共产党好。感激与狂喜充填了老舍整个的心灵，又从内心深处汩汩涌出，流淌成一篇又一篇虽艺术价值不高却一定是豪情万丈的文字。老舍也不惜为了一项又一项政治任务投入（有时毋宁说是抵押进）自己的整个艺术生命，理由出奇地简截明了：“政治热情激动了创作热情，我非写不可，不管我会写不会” ；“我必须拿出些思想教育，加强文艺的影响，不这样，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社会” 。 　　 　　　　理智的阙席豫酿了苦酒，老舍却不大觉察，有时是偶有觉察也轻轻放过了。其实提倡双百方针的年月老舍对自己50年代初的政治幼稚已经有所发现，比如，在杂文《三言两语》（1957年4月21日《文艺报》第2期）和《有理讲倒人》（1957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中，他就曾反复陈言“我们的民主生活还没有很长的历史”，要求青年为造成民主社会应有的风气而努力。这样的理智深度是解放初热血沸腾的当口无法企及的。如果他把这份清醒不间断地葆有下去，恐怕最后的悲剧也不会来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可叹惋的是，“反右”的错误并没有及时提醒老舍，反而，他在“反右”运动中还一度表现得相当积极（老舍后来对“反右”的政策错误是有所认识的，我这里指的是运动的“当时”），更有甚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很快又陷入“大跃进”的海市蜃楼难以抽身。这后一次的狂喜又是来得无可救药地痴，所以当终于意识到这只是一场大梦后，跌得也格外地痛。 　　 　　　　“大跃进”的狂涛中老舍多少是有些走火入魔。除了与北京人艺一起赶制《红大院》这样全然是图解政策的观念戏、“运动戏”，离开《茶馆》之路再次蹈了《青年突击队》的覆辙之外，在散文、杂文、曲艺作品里，“跃进”一词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然而在读惯了老舍话语的人看来，老舍这样不为语言所役的人如此不得法地频繁使用这种新兴语汇，多少有些可悲。比建国初的狂热更加狂热，这次是不等亲眼看到事实他就自顾自地激动起来：不但在运动之初相信了“西瓜大，大如缸” ，“粮食如山遍地流铁水” 的现代神话，兴致勃勃地为钢产量翻番与人民公社里吃饭不要钱高唱颂歌 ，而且在饥馑年代已经到来之际还在喜孜孜地鼓吹“解放十年一天更比一天好” ，乐观勇敢地宣称“我们天天戴起新的跃进花冠” 。1958年10月，刚刚完成《红大院》的老舍发表文章《写人民公社》（1958年10月15日《戏剧报》第19期），说：“我们不是在幻想空中楼阁的乌托邦，而是结结实实地按照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建设我们的理想国。”老舍这话说得很认真，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和全国人民一起在乌托邦的幻境里陷得很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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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19:5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