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抗战时期对老舍抗战之后的文学道路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前期的创作实践赋予了老舍一整套带有极强目的性也即功利性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方法。这一套服膺于“国家至上”写作宗旨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方法迥异于老舍山东时期及山东之前的极端个人化的写作方式，但是与新中国时期的却极为接近。因此，抗战对于老舍来说，首要的意义毋宁说在于“适应”，或者说，预先适应。这种适应避免了老舍发生于1949年12月从美国回北京之后的对新的文艺政策不适应的可能，从而将老舍顺理成章地带入新中国时期。这里所说的老舍在抗战时预先适应了的写作方式，指的是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以宣传任务所要求的内容为内容，运用更加合乎宣传需要的文体，进行尽可能迅速的写作。这一方面包括对自己所不熟悉的题材领域进行一番了解之后即着手创作，如《张自忠》《火葬》即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不很成功的两部作品；另一方面，则包括将极大一部分精力投注于民众所热中的，所能够理解的文艺样式，通俗文艺创作中，并且为此承受“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这一套写作方式用老舍的概括来表述，就是“要向民间与军队中取得故事与字汇，以民众的语言道出民众抗敌与建设的牺牲与壮举” ，再概言之，就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期间大后方“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写作方式与解放区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允许、提倡和鼓励的“应从学习群众的言语开始” 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方针无论在精神上、方向上还是具体的策略上都具备一致性，这当然是它们的共同的功利主义特征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抗战时期老舍的功利化只是一次预演。尽管它已是一次很重要的预演，但是真正引起严重后果的正式演出还要推延到1949年12月之后。 　　 　　　　第二，抗战时期自由主义的轻易弃守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在类似的政治空气之中老舍将会再次以功利主义易自由主义。这里“类似的政治空气”是指以国家主义为旨归的老舍认为自己必须服从的大局面。后来新中国的成立造就了这样的局面，自由作家瞬即从文坛消失。老舍的身份也在那时从自由作家转变为中国作协、文联、北京市文联等单位的领导人，不但个性化的创作无从继续，而且由于负有一定的政治身份，在绝大部分时间，必须作为文坛的一个重要零件而发挥他的政治作用。新中国时期，老舍有文章《为人民写作最光荣》（1951年9月21日《人民日报》）、《要为目前的政治任务写作》（1951年10月27日《新民报》（日刊））、《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1963年3月4日《北京文艺》3月号），仅从题目上就可见出仅属于那个时代的功利主义特征。这种功利主义倾向当然首先是因了权威理论的倡导、扶持和客观的政治需要才形成的，但也与作家本人的入世特质、对政治力量的依附性有关。老舍抗战时期之所以轻易地就放弃了山东时期坚守的自由主义立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老舍山东时期的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本就是由于对政治的失望而造就的。既然如此，那么当这种失望有所解除的时候，当老舍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有一股政治力量确实有利于江山社稷的时候，他的转向也就顺理成章了。在标志老舍抗战初期重要转向的散文《三个月来的济南》中，老舍有言：“政治的力量或者大于文艺。” 这是很可分析的一句话。从中透露出老舍的立场是如何因为家国之忧从文学本位移向政治本位的。这种明白的以实用为趋赴的政治本位立场又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中国传统固有的臣民意识的襄助。抗战时期，老舍的鼓词里有“服从最高好领导，万众一心义感天” ，“得道者多助，证实了委员长的苦心孤诣” 这样的句子。对于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领导全民抗战的成绩和作用，老舍不但赞成，而且由衷地服膺。上引鼓词里的两句话固然由于通俗文艺的宣传特性而不免有着以古语比附今义的牵强，但是这种比附又透露出深藏在老舍人格心理深处的臣民意识。小说《四世同堂》多处出现的祁瑞宣家国之思的内心独白更是将这种意识的因缘情由表述得纤悉无遗。中国古代有“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矣。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文言·地卦》）的说法，五四以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的新人格理想的倡扬对于破除这种依附心理起过很好的作用，老舍山东时期的自由主义倾向即显示了这种叛逆的自主性。然而老舍毕竟与他的祁瑞宣一样，是个新旧两个时代之间的人物、理想和世俗之间的人物，并且，传统性和世俗性在早期教育中构成了他的人格底色。因此，当“国家至上”成为一种无可抗辩的理由主宰了他的身心的时候，对自由主义的离弃竟成了老舍唯一可能的选择。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新中国时期，老舍都是在这个理由之下离弃自由主义的。 　　 　　　　第三，老舍的抗战时期与他的中年时期（38岁至46岁）重合，浓重的中年意识很恰当地佐助了他的使命意识的高扬。老舍正是在中年立身、中年立言的心态之下把自己和自己的创作牢牢地维系于时代之旗，并且以此为基础过渡到他的老年时期。1942年夏老舍致梁实秋的信中附了他作的6首七律，诗中的这些句子集中地反映了他当时强烈的中年感—— 　　 　　　　中年喜到故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 　　　　…… 　　 　　　　中年喜静非全懒，坐待鹃声午夜收！ 　　 　　　　半老无官诚快事，文章为命酒为魂！ 　　 　　　　中年无望返青春，且作江湖流浪人！ 　　 　　　　这样的中年情绪是老舍40岁以前没有流露过的。这样集中地，不加掩饰地表现更是充分说明了老舍当时的身心正充溢着这样一种情绪。中年感对于抗战时期的老舍，主要的作用在于激励。正如他在一些文章和书信中表白的：“我们四十多岁的人，一点也不比他们年轻的气弱，专凭我们这股热烈劲儿，正直劲儿，就使他们无法不尊敬。” “白发就是白旗，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不向时间投降的呀！……时间要我们投降给‘死’，可是我们还没等到时间拔去我们的牙，封闭了我们的耳目，我们自己就先把腿迈到地狱去，这才真可悲哀！” 即使在剧作中，老舍也借人物之口道出：“别教岁数卡注我们，我们得吓住岁数！” 以上所引，言辞之间充满了对生活与事业的热爱和抓紧时间、有所成就的自我鼓舞。很难想象，这就是山东时期那个对周遭的世界满怀忧郁和失望的老舍。而这样的振奋却是与抗战的时代情绪相一致的，也与新中国时期的昂扬相衔接。确切地说，正是抗战时期老舍对自己中年人身份的确认辅助了老舍的自我激励，而这种激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舍的新中国时期。 　　 　　　　第四，由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身份的确认，抗战时期才可以被认作是老舍真正进入“文坛”的时期——这个“文坛”的所指有点类似于梁实秋在《编者的话》中的所指。这一次的凭实际工作的努力为“文坛”服务，为“文坛”承认和拥戴，使得老舍有可能并有机会卸去自己山东时期“文坛”旁观者的暧昧身份——差不多仅借幽默作品发言，而有所发言便说明并不是决无发言的欲望——真正站在“文坛”制高点上看“文坛”内部的林林总总、明枪暗箭（唇枪舌剑？）。老舍抗战时期不少文章中对团结问题的强调便应从这一角度进行解读。老舍亲历又不直接参与几次论争的态度也只有从这个角度上看才可以理解得更为透彻一些。“文协”对于全国文艺界团结御侮的功绩有目共睹，因而抗战时期问题的论争之多、之频繁、之激烈，并由此导致的文坛分化之剧更是众所周知。老舍就是在投入对文坛团结事业的热情建设的同时被卷入某些论争的。我们也不可能想象身为“文协”负责人的老舍对抗战文坛的许多意气之争、宗派之争、人身攻击居然会毫无觉察或者无动于衷。由于老舍特殊的身份，从老舍的文章中，我们固然更多地读到他对文协团结气象的赞美 ，但在字里行间我们同样可以读到老舍对某些无谓的文坛争斗或吹毛求疵，有碍于精诚团结的文坛现象的不满。如1940年5月致郁达夫的信中，老舍语气激烈地说：“我希望海外各地的文人也都能这样，把私心与疑心去掉，不说别的，只谋抗日！假若今日说东，明日说西，早上疑神，晚上疑鬼，必至一事无成，而根本耽误了抗日！认清了敌人，消灭敌人，别的都是多事！” 1943年初，老舍在总结1942年文艺界现象时更明确地指出，当时有“一二有名无实的作家，因妒忌与无聊曾经写出诟骂别人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小文” 的不和谐音的存在。抗战时期，老舍身处文坛要津，又与文坛论争的几个焦点人物如梁实秋、胡风关系莫逆，对京派文人如沈从文等则保持着不错的印象，并有着良好的私交。鉴于这样的情形，老舍对于后来严重影响中国文学走向的宗派问题不会不有所发觉。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宗派问题发端于二三十年代，又分别在1936年前后、抗战后期形成了两个高潮，并终于在五六十年代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宗派问题的存在固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不成熟的直截表征，也与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过于政治化和功利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老舍是个自始至终自觉地居于宗派之外的作家，但是宗派的、以及类似缺乏理性的文坛内耗也在老舍逐渐政治化的过程中对老舍的思想、行为乃至创作构成了一定的负作用。新中国时期，老舍对团结问题的强调就是建立在他对宗派问题的意识之上的，而这一意识同样必须追溯到抗战时期。 　　 　　　　第五，“文协”负责人的身份同时把老舍带入了这样一个情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事忙，文章写不出” ；“越忙越写不出东西来” 。一个“忙”字道尽了一切。由于杂多的日常事物，老舍无法作为“写家”安心从事文学创作，这是抗战带给老舍的又一大困惑。老舍固然本着“国家至上”的原则和宗旨以他的勤勉至少在表面上克服了这一难题，但难题事实上并未解决，并且将在新中国时期继续困扰他。老舍对于自己的克服有过这样的陈述：“军队里唱的歌，街头上演的戏，报纸上的报告文字，宣传的小册子，……战地服务团、宣传队、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各地的游击队……那些服务与操作，也许把写作的时间占去，把撰著的精力占用，成全了工作，而耽误了文艺。可是谁去管呢，抗战根本是肉血相拼的事，力量用在手上和用在脚上是一样的” 。老舍当时的忙碌情状，最真实的记录莫过于那些署名“总务部”的《会务报告》《总务部报告》《总务部账目公布》了。从那些琐碎的账目、会务报告、会刊通讯、活动简述中，老舍的勤勉历历在目；而从另一面看，确实正是这些事物占用了老舍大量的创作时间和精力。我十分同意陈思和先生关于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阐述：“知识分子的岗位也就是他的精神家园。……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道统与学统分离以后仍然会有他的安身立命之处。” 老舍抗战时期并新中国时期的大量岗位之外的琐碎劳作自然不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它们明白地传达出老舍的爱国心和公益心。但是，老舍为这些劳作殚精竭虑的热忱同时对他以作家的身份建设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事业形成了冲击，这是更可顾虑的。这种冲击在抗战时期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征兆，到新中国时期更是极大地阻滞了作家创作潜能的发挥。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确是给我们提供了深彻的教训。徐城北先生撰文说，梅兰芳建国后担任了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在内的许多重要社会工作，身不由己，终于死于心力交瘁。噩耗传来，盖叫天说：“我总以为，一个唱戏的，如果累死在台上，那是他的本分。如果累死在总结自身艺术经验当中，也很好，或者更好。梅大爷累死在开会一类不是他能适应的活路儿当中，还值得吗？” 新中国时期，梅兰芳和老舍成为好友，二人经常一起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以上轶事充分证明老舍的因参与政务、公务影响创作决不是孤立现象。又唯因其不是孤立现象，才更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第六，老舍抗战时期开始熟悉了一种“命题作文”式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方式也可以被认作对新中国时期写作的“预习”。老舍成名于30年代前期，山东时期即有为约稿而改变写作路数的经历。例如他曾经这样说明自己大量创作短篇小说的动机：“《五九》最早，是为给《齐大月刊》凑字数的。《热包子》是写给《益世报》的《语林》，因为不准写长，所以故意写了那么短。……赶到‘一二八’以后，我才觉得非写短篇不可了，因为新起的刊物多了，大家都要稿子，短篇自然方便一些。” 从这陈述可以看出，影响老舍山东时期创作的外来约稿主要地是在篇幅上和数量上对老舍提出要求，并不涉及内容。正因为这些稿约不涉及内容，约稿的刺激对作家创作的主要作用是正面的。例如上面引文中老舍自陈自己正式创作短篇小说是为了满足为刊物“凑字数”的要求；再如老舍接着又说：“工夫不易找到，而索要短篇的越来越多；我这才收起‘写着玩’，不能老写笑话啊！”老舍自己指出，这样为刊物认真创作的短篇小说包括《大悲寺外》《微神》《柳家大院》《歪毛儿》等17篇。 抗战时期老舍面临约稿的情形却不同，不但在量上远远超过山东时期，而且更多地是从题目到内容都作了规定的。老舍对此有一句值得玩味的牢骚，叫做“文章作我” ，一语道尽了写这类作品和文章的被动感。抗战初起，老舍本着难以抑止的爱国激情，“人家要什么，我写什么。” 但是“慢慢的，要求越来越多了，你要鼓书，他要旧剧”，他便“强迫自己”“把出力与实用放在最前面” 。这种倾全力投效抗战事业的热忱和牺牲精神促使老舍在最大限度上放弃了自我。为此，老舍甚至说：“我的作品已被凌迟，不错；可是，我究竟没有闲着：写鼓词也好，写旧剧也好，有人要我就写，有用于抗战我就写。” 以这种“命题作文”的方式，老舍不但写作了大量鼓词、旧剧、短文，而且创作了话剧《残雾》《国家至上》《张自忠》《大地龙蛇》等。这些作品无不以宣传性、时效性为它们的首要特征。仅从出题——调查——写作的操作程序看，它们无疑正是老舍新中国时期的应命之作《龙须沟》《柳树井》《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红大院》等的前奏。老舍说：“为稍稍尽力于抗战的宣传，人家给我出什么题，我便写什么，好坏不管，只求尽力” 。“好坏不管”的功利主义倾向正是这种“命题作文”的方式注定了要导致的一个结果。 　　 　　　　第七，抗战时期是老舍的政治态度明朗化的重要时期，这是一个对于老舍新中国时期以主人翁的身份介入政治影响攸关的事件。抗战以前，政治一直是老舍关心的一个维度。他主要是以民生问题为着眼点表示他的政治关怀的。这十分明显地体现于老舍山东时期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中。然而由于老舍无党派自由文化人的身份，这种关怀表达得远不如左翼作家那么强烈和执著，尽管从“出身”看老舍堪称20世纪中国作家中最为“苦大仇深”的之一。（正因为此，即使上面列举的体现老舍民生关怀最明显的三部代表作中依然同时体现出老舍在命运问题上的某种玄思。）抗战时期则大不相同。当老舍一进入抗战文坛这个环境，先前借以疏离政治的无党派自由文化人身份就被恰如其分地用作了各种政治力量借助的最佳原因。老舍同时与周恩来、冯玉祥建立的亲密友谊和因此确立的老舍“文协”负责人的身份 使老舍在“国家至上”的大前提之下初次为政治所用，而老舍也就此开始逐渐“向左转”。这八年多与中共领袖人物（主要是周恩来，也包括一些文艺界首脑）的近距离接触是老舍“向左转”的直接原因，而隐匿于这直接原因之后，尚有一些须要查究的间接原因。首先，老舍对国民党政府轻视民瘼的反感固已有之。除了上述山东时期老舍借作品表述这种反感，抗战时期老舍继续关心着这一问题，并且时常诉诸笔端尖锐的批评和指嘲。例如《吊济南》：“人家以经济吸尽我们的血，我们只会家捐添税再抽断老百姓的筋。对外将亲善，故无抵制；对内讲爱民，所以大家不出声为感戴。” 批评之余，老舍同时怀着美好的愿望进行规劝：“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事尚可为，过勿惮改。” 这种批评、指嘲和规劝在抗战初期更为多一些，渐渐地随着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坚决而淡化，或由对政府的笼统批判改作对个别腐败官僚的指责。即便如此，像《残雾》这样的作品仍撞上“暴露和讽刺”的暗礁并终于被取缔。 其次，抗战时期，老舍身处“陪都”，接近权力中心，目睹耳闻种种“怪现状”，尤其亲身感知人身、言论的不自由，不民主，这大大激发了老舍的左倾情绪。当局的文禁政策在山东时期就给老舍带来过深深的苦恼。为此，他曾借《一天》（1933年1与1日《论语》第8期）、《钢笔与粉笔》（1935年12月15日《益世报》）、《理想的文学月刊》（1937年5月25日《谈风》第15期）等予以嘲讽。而在抗战时期中共与战、全民总动员的情势之下，尤其是抗战后期民主声浪日渐高涨的时候，国民党的思想箝制更是变本加厉。上述包括《残雾》在内的116种剧本的取缔即是表征之一。在高压政策下，身为“文协”负责人的老舍曾带头抗议当局对鲁迅纪念会的冲击，曾出面为营救被捕的进步作家而奔走，曾在文章的开篇义正辞严地宣告：“我盼望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而没有人偷偷的跟在我的背后，没有人盘问我哪里去和干什么去，也没有人检查我的行李。那就是我的理想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爱写什么便写什么，正如同我爱到何处去便到何处那样。” 这样环环相扣的民主祈望的必然结果就是，老舍“喊出了他早已埋在心里的话：/‘你们要是不想要，我就扛着“文协”的牌子上延安！’” 再次，与此同时，中国作家贫病交加的生存现状强化了老舍对腐败政治的失望。“文协”八年，老舍几乎是在会务报告、各种关于“文协”的公文和自己的散文中连续不断地重复着一个话题，即“文协”经费的拮据和作家们的困窘。极而言之的，有这样的发言：“有的写家生病，一家断炊；有的写家死亡，全家也跟着饿死；有的写家自前线或沦陷区域逃来，无衣无食；有的写家惨遭不幸，家破人亡；这些，都应当救济，而文协无钱，爱莫能助。” 而这竟是对当时中国作家窘迫生活情状的直叙而已。叶紫、江村的早殇（叶：1939年10月5日；江：1940年5月23日），沈西苓、缪崇群的夭折（沈：1940年12月17日；缪：1945年1月18日），洪深一家的服毒自杀（未遂，时间是1941年2月5日），万迪鹤、王鲁彦的逝世（万：1943年1月12日；王：1944年8月20日）……关乎中国作家身家性命的一出出惨剧接连发生，“文协”在《新华日报》等单位的协助下不断发起援助活动，老舍成为当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这些事件和活动构成老舍“向左转”的又一层背景。1959年，在建国10周年大庆之际，老舍写道：“您看，由旧社会过来的作家多不多？不多。为什么不多？因为国民党当局对作家格外‘优待’，几乎每个作家都有个特务‘保护’着。一来二去，作家就被‘护送’到监狱或集中营去，‘享受’毒刑与杀戮。那幸而没有被‘护送’进去的，生活有没有办法。国民党当局原意略施小惠，以低价收买作家的灵魂。可是作家不肯接受嗟来之食。他们宁愿忍饥受冻，也得保住灵魂的纯洁。在这种无情的迫害下，作家怎会多起来呢？” 这基本上是老舍在抗战八年身处文坛要津亲闻亲历的事实。由这些事实反衬出老舍投身新中国新事业的发自肺腑的真诚。最后，老舍战时对于困顿生活的感受同时出自自身对窘迫生计的体认，这种体认至少是强化了老舍对国民党政府文化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反感。抗战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都是老舍独自一人漂流在外，以自己的勤奋为自己解决生计问题。对于战时生计的窘迫，老舍在《生日》（1939年4月1日《弹花》第2卷第5期）、《成绩欠佳，收入更欠佳》（1942年5月1日《文风》创刊号）、《在乡下》（1942年5月25日《大公报》）、《文牛》（1944年11月《华声》创刊号）和《多鼠斋杂谈》系列小品（1944的9月1日至12月24日《新民报晚刊》）等文章以及致胡风（1938年10月19日）、郁达夫（1940年6月19日）等友人的书信中屡次谈及。可以说，这一苦恼是贯穿老舍抗战时期始终的，而在1940年之后日渐烦剧起来。老舍在战后回忆说：“从二十九年开始，大家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压迫。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经常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 这样细致的陈述若不是亲身经历是难以作出的。类似的陈述还见于《何容先生的戒烟》（1942年6月25日《新民报晚刊》）中。系列小品《多鼠斋杂谈》更是从“戒酒”“戒烟”一直写到“戒茶”“戒荤”。战时的艰苦生活，当然首先须归于敌方的干扰和封锁，但也不可避免地关乎政府的无能。这种无能主要体现于一种灾难性的通货膨胀 ，并且类似的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一直持续到抗战之后。这样的经济政策、同时（因此？）发生的官僚腐败、人民负担日益沉重、知识阶层贫困化，逐渐将国民党政府推入绝境。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老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中“向左转”，走入新中国时期的。更开阔地看，这个历史的转折应归属于整整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整个儿地为政治覆盖的。 　　 　　　　第八，抗战时期的话剧创作实践为老舍新中国时期以剧作家身份立足于中国文坛作了准备。这几乎是一个极端陈旧的话题。但是话题的陈旧同时意味着它的不可忽略，而且这中间并不是没有不可再分析的问题。老舍由小说家主动转变成剧作家，这种身份的转变首先是策略的，同时更是功利的，这就决定了老舍的话剧作品在总体上并不具备与曹禺那样的剧作家相比论的实力。老舍首先是一个小说家，并且主要以小说的成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正因为此，即使在建国后作为一位有着突出成就的剧作家的老舍依然会为回归小说而心驰神往。与此相参阅的事实是，老舍最成功的话剧创作，同样也是“十七年”中国话剧的巅峰之作《茶馆》只有在新时期复出的时候才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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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19:5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