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在从“现象”（三重回归表征）上理解了老舍的回归和从“关系”（老舍的回归与文坛论争）中分析了老舍的回归的发生之后，我们将进入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从“本质”上解读老舍1941年前后的回归：由功利主义折返自由主义。 　　 　　　　从老舍抗战时期之前的文艺理论著述中明白地透露出老舍的文艺主张集中于这样两点：一，“文学……是解释人生的” ；二，“文学……是自我的表现” 。抗战后期老舍的回归主要表现于向这两点思想上回归。即，一，在价值指向上回归《论创作》的“对于生命与自然由认识批评指导” ；二，在文学理念上回归《文学概论讲义》对表现说的坚持。 　　 　　　　前文曾经论及抗战初期老舍在“为人生”的笼统理念下非常自然地趋近于功利主义，并且提到“为人生”的价值预设本身包含有的功利主义因素。然而在充分认识到“为人生”的价值预设中隐含的对文学本位论的反动性的同时，更应看到的是，由于特殊的国情和民情，“为人生”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演进到二三十年代时自我生发出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态度。正是这个态度促使中国文学得以自觉地正视社会人生，并且，以鲁迅为代表，负荷着改造国民性的使命感艰难掘进。老舍抗战之前的重要作品《二马》《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等无不冠有如是的严肃主题，并且严格地贯彻了老舍“解释人生”的文学主张。 　　 　　　　前文亦曾论及抗战初期老舍由于抑郁的释放而解除了对国民性主题的关注。这一事件与老舍将“解释人生”的写作指向一转而为“抗战第一”的事件是同时发生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抗战后期老舍在《怎样写小说》《形式·内容·文字》等文章中重提小说是“对人生的解释” ，小说中，“我们不仅报告，也解释，好使读者了解人生” ，并且借《张自忠》《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不成问题的问题》《火葬》《四世同堂》等作品重新表现出对国民性问题的强烈关注，也与多年战时生活再次叠积的对种种世象的沉稳观察有关。这些经历至少是促成了老舍再次将国民性问题纳入思考空间，而这又进一步促使老舍将文学创作的价值指向定位于比实在的宣传更具有超越性的问题上，从而在一定的时空范围里远离功利主义。 　　 　　　　重新关心形式、技巧、文字等表现层面的文学因子是老舍回归自由主义的又一表征。山东时期，老舍曾经把“怎样写出”视作“文学的成功”的首要因素，而“说什么是次要的” ，抗战前期在功利主义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变为“艺术每逢专重技巧，便到了她的末日” 。到了1941年前后，可以明显地发现老舍在许多文论中重新开始强调技巧与形式的重要性。这当然与老舍抗战前期由于过于强调宣传至上导致的艺术滑坡有关，也关涉到同时期文坛上普遍的艺术粗糙、“抗战八股”盛行的状况。老舍经过反复思考，把表现问题重新提到关联于文学作品质量的高度，甚至重新指出：“读小说，第一能教我们得到益处的，便是小说的文字”；其次才是小说的内容 。这很明显是对《文学概论讲义》的呼应和对抗战功利主义的有分析的扬弃。与此同时，老舍借不少文论对“文字”也即文学语言的重要性作了多次的强调，并伴随着对自己的“文字”的认真反思，这在《我的“话”》（1941年6月16日《文艺月刊》6月号）、《略谈抗战文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抗战四年》，1941年8月13日出版）、《献曝》（1942年1月《文艺青年》第5卷第1期）和《形式·内容·文字》（1942年6月20日《文学修养》第1期）等文中有非常集中的体现。在总结文坛也总结自我的长篇演讲《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中，老舍明确提出：“文艺应该是现实的，综合的，和本位的”，进而认为，“战争的延长，文艺此后会依着上面三个原则渐渐发展下去，生长起来”。 这可以认为是老舍为他经过反复和修正之后的自由主义文学观作的一次宣告。 　　 　　　　老舍在文艺思想上回归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有趣的表现是他对幽默文学的看法再次发生转折。老舍山东时期对幽默的坚持是与他当时标举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相助成的，抗战前期站在革命文艺的立场上有看似漫不经意的扬“趣味”而贬“幽默”的言论，并伴随着对“打倒幽默”的默许 。1942年夏，老舍再次明言：“在抗战之前文人的文艺为游嬉并不是大逆不道的，就在今天也并不是没有用。” 这一表态与山东时期“幽默是伟大文艺的一特征” 和“有些无理取闹的游戏文字可以算作杰作，幽默……成为文艺的重要分子……” 的坚执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仍不失是老舍回到文学本位立场上理智思考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同一时期老舍首先在小品文创作上透露出的回归幽默的信息。 　　 　　　　在梳理老舍1941年前后开始的向自由主义、文学本位论的回归的时候，必须格外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可以以1941年前后为界点划分出老舍在战时的前后期，并且分别予以“功利主义”和“回归自由主义”的标示，尽管老舍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方向经过1941年前后的再转逆确实呈现了一个更多地面向文学本身的面貌；但是，这一次转逆相对于1937年老舍在进入抗战时期的转逆而言，只不过是在文学自觉度上有所省察而已。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将老舍带入了一个空前陌生的情境，他本人负荷起文协的重任，他的创作负荷起宣传的重任，他的思想更是经历了充满痛苦的改塑。正是抗战把一个自由撰稿人老舍改变成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这一身份的确认不仅使老舍在抗战八年中不可能在根本意义上回复文学本位的立场，而且在新中国时期更漫长得多也复杂得多的文学岁月中注定了要一次次经受新的磨炼与煎熬。老舍在新中国时期也有过数次面向自由主义的折返，但是终于是被恶劣的政治环境和文学环境窒息，最终绝望于世界，绝望于文学。对于这个结果我想不妨可以从早一些，更早一些的时空点上找找原因。因此，抗战八年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关键时期。 　　 　　　　正是出于以上原因，老舍在抗战后期对形式、技巧的强调和重视虽然比抗战前期要多得多，但从总体上看，老舍的关切更多地还是指向文学的社会意义。对文学特质的理解由“文学本身是文学特质的唯一的寄存处” 转为“越是靠近社会任务的文艺，越是主流的文艺” ，对文学评判标准的认识由“说得漂亮与否，美满与否，笔尖带着感情与否” 转为“关心社会的便好，不关心社会的便坏” ，这样的使命意识就是抗战八年给老舍的文艺思想增添的新质。由于增添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关切背景，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显出厚重与坚实，但这只有建立在对文学本身至少是同样程度的关切的基础上才成立。抗战后期的《四世同堂》和新中国时期的《茶馆》《正红旗下》程度不等的成功和创作于抗战时期、新中国时期的更多得多的宣传本位的作品的程度不等的失败都印证了这一点。 　　 　　　　以上分两章从创作、论争和文艺思想三方面评述了老舍开始于1941年前后的抗战后期面向自由主义的回归。有所回归，是因为有所偏离，更因为对偏离有所觉察。值得分析的是，从关于“暴露和讽刺”、关于“文艺大众化”、关于“民族形式”、关于所谓“与抗战无关论”、关于“文学自由论”的数次论争反映出一个值得警惕的规律，即凡是论争中持反“文学自由论”意见的一方的立论无不得到政治家的首肯。 老舍在抗战后期是凭着他作为一个自由作家的警觉适时地回到了有所修正的文学本位的立场上，但是当时序转至1949年12月之后，当老舍满怀狂喜开始了他的新中国时期的时候，当老舍再一次把全部身心投注于政治的时候，老舍开始以政治家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因而才不可免地陷入了空前的创作困境。新中国时期的再度迷失也证实了抗战后期老舍回归的不彻底性。将老舍1937年的迷失，1941年前后的回归，1949年的再迷失，1956年、1957年“鸣放”时期的再回归，1957年“大跃进”时期的摇摆，60年代又几经反复之后的终于把持住自我的一波三折的历程作一番分析，不失为一个理解老舍，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新的思路。而在这一波三折之中，抗战时期的迷失和回归由于是初次的迷失和回归，因而更须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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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19:4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