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暴露和讽刺”问题的发轫，大致上是起自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在1938年11月被译介到日本，于是有人质问：“为什么他们不译载《差半车麦秸》呢？”并且提出：“‘华威先生’这种可鄙的人物……他出现在日本读者的面前，会使他们更把中国人瞧不起，符合着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而增强他们侵略的信念。一句话：我们是‘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志气’了。” 同一时期，又有人发现“黄药眠的《陈国瑞的一群》（原载《抗战文艺》第三十四、三十五期合刊），和巴金的《公式主义》（原载《见闻》第？期）被汉奸报纸巧妙地转载。” 一场以文学创作的题材性质为关切点的论争就此展开，并前后持续一年多。这里所谓的题材性质是从政治立场出发作的判断。它关心的固然不是选取或避免何种题材有利于或有害于创作本身，却甚至也不是选取或避免何种题材有利于或有害于创作所负荷的社会意义、政治价值，而是作品的政治效果，即作品已经独立于作家时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由于老舍选取题材的尖锐性，他的作品很快被点了名：“老舍的剧本《残雾》上演的时候，听说观众之中颇有几位先生大摇其头，以为其中所暴露的会摇动人们的抗战信心，甚至认为破坏抗战。这是当场的一位朋友亲闻亲见的。” 老舍事后坦言：“……许多关于《残雾》的批评，十之六七是大骂特骂”，并且不无负气地说，“批评者得到骂人的机会，而不骂，就大大的对不起他自己呀。” 　　 　　　　无端卷入这场论争，使老舍得以更为清醒也更为从容地审视这一场抗战文艺运动，上引老舍对构陷者的揶揄即是基于清明思考基础上的一次聪明的应对。在写《张自忠》的过程中，老舍又遭遇了类似的问题：“一谈困难与问题就牵扯到许多事，而我们的社会上是普遍的只准说人人都能成圣成贤，不准说任何人任何事微微有点缺欠” ；“我们的社会上是普遍的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因此，我的手既不能自由，到了非有衬托不可的地方，我只好混含。” 但是正如老舍自白的，他以中庸“混含”的方式避免了暴露过多“不准说”的问题，《张自忠》因此把批评焦点完全集中到虚拟人物墨子庄的身上，也正是这种策略的写法使得作品的质感大打折扣。老舍对“混含”方式的一再解释即出于这个原因。这种妥协固然损害了作品的完善，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促进老舍对“暴露和讽刺”问题的深入反思。这两篇文章，《没有“戏”》和《写给导演者——“声明在案”：为剧本〈张自忠将军〉》就是老舍在事后的一次刻意的检讨和申诉。只要稍加留意，即可以明白地读出老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对“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批评态度的大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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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19:4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