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通俗文艺和话剧是老舍抗战时期创作的两大重心。以1941年前后为分界点，随着对“民族形式问题”的思考，老舍自觉地放弃了通俗文艺的写作。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老舍开始考虑从宣传本位返回文学本位，从以话剧为首选文体逐渐转向以小说为首选文体，接续被自己中断了多年的小说创作之旅。 　　 　　　　这里有一个日期的巧合——但是以“1941年前后”这个分界点而言，我宁可认为这不仅仅是巧合——也是发表于1941年1月1日的《在民国卅年元旦写出我自己的希望》 中，老舍表示，自己计划“也许写一两篇小说”。这距离老舍在此之前发表最后一篇小说《一封家信》的1938年11月28日已有整整两年的时间。虽然在此之后老舍再度发表小说要再延后两年，即要到1943年1月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但这毕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传达出老舍对自己最初的几部话剧表示并不能十分满意，他已经在考虑重新以小说创作证明自己小说家的身份。 　　 　　　　诚如前文曾经谈到过的：“从‘旧瓶装新酒’的歧路折返，但仍放不下国家至上、宣传第一的沉重使命，这是老舍开始话剧创作尝试的首要的动因。”也正因为此，老舍甚至在1941年元旦前后已经明确地作出了返归小说的决定之后，仍然有两年的时间维持着这种以话剧作为首务，兼写各种应时应命的杂文的创作状态。但从其间老舍的不少文论——如《怎样写小说》（1941年5月22日《文史杂志》第1卷第8期）、《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1942年7月、8月《国文月刊》第14、15期）等——可以看出，他的关切点正在渐渐转向小说。不仅如此，老舍还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解释自己这些年来“放弃了小说” 的理由，如1940年11月17日在“文协”的小说晚会上说：“实在，要像《骆驼祥子》这样的东西，我已没有勇气再写了。我只觉得在生活上的经验不够，不敢写。” 《三年写作自述》中，老舍则进一步解释这种“在生活上的经验不够”的贫乏感，认为这种贫乏体现于：第一，对武昌、汉口、宜昌、重庆、成都各处的生活情状、民风民俗的隔膜感；第二，对于抗战中政治、经济、生产、军事各项的陌生。“依我的十多年写小说的一点经验来说，我以为写小说最保险的方法是知道了全海，再写一岛” 这个固执的创作理念使得老舍在对待小说这一文体上慎之又慎。可喜的是，1941年前后开始的对幽默风格和对北平题材的回归在“生活体验”的层面上为老舍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全海”，多年沉浮于中的战时生活的经验又逐渐培养了老舍在“写抗战”这一点上的自信，他终于又要写小说了。 　　 　　　　老舍的回归小说之路之所以在作了决定之后又经历了长达两年的顿挫，还有一个有趣的原因。这就是山东时期作为小说家的成功使得老舍把“小说”的地位看得过于重要。也就是说，写通俗文艺之于他是抗战急务，是为国效力，写话剧之于他是宣传的必要手段，也是练笔的途径，而写小说，则是他的文学生命的真实延续，是他的文学价值的切实体现。从这个角度看，对于老舍来说，“回归小说”比之于“回归幽默”和“回归北平”都是更重要得多的一件事，因为回归小说从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老舍的彻底的回归自我。老舍生平经历了两次同时发生的“回归幽默”“回归北平”和两次“回归小说”。第一次“回归幽默”和“回归北平”是1933年《离婚》的写作，他是以小说家身份实现这次回归的，同时从创作态势上看这一时期老舍的创作是稳定的和成功的；第二次“回归幽默”和“回归北平”即是从1941年前后开始，但是已经偏离了“小说家”的身份，所以与第一次“回归小说”达成同步，这证实了老舍在此以前经历了一段为宣传所役的迷失期；此后，老舍再也没有轻易抛弃幽默风格和北平/北京这一题材领域，但是，从新中国时期开始则又一次经历了对小说体裁的离弃，这无疑与老舍对当时的流行小说所（允许）涉及的题材范围（战争、建设、阶级斗争）的严重隔膜——甚于抗战时期在《三年写作自述》中表白的那种隔膜——有关，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他的第二次“回归小说”，即1960年冬“八字方针”提出之后《正红旗下》的写作和1963年初“写十三年”指导思想出台之后《正红旗下》的夭折。以上的简单梳理证实了“回归小说”对于老舍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老舍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单以1943年的“回归小说”而言，老舍就曾经坦言：“写小说而失败，就仿佛没脸见人似的” ，足见郑重。正因为老舍把小说的成败看作是他毕生以之的事业成败的标志，所以这一次“回归小说”从酝酿到实现的过程进行得异常谨慎和迟缓。 　　 　　　　正因为老舍把写小说看得与自己的文学声誉直接相关，是“返归自己的园地” ，所以“返归小说” 由计划渐至落实时，便焕发出一种冷暖自知的欣喜之感。1942年7月19日，老舍宣布，自己“打算，在今年秋后设法找个安静所在，去试写一篇长小说。” 果然，从当年10月下旬起，直到12月下旬，老舍在陈家桥闭门沉潜，拿出了四年以来第一个小说作品，《不成问题的问题》，“两万字写了足足两个月，慢得出奇”。 “我不写小说者已四年矣” ，从这句话中恐怕不难体会到作家终于在自己得心应手的文体中找到了自我时的愉悦。老舍这一次返归小说，正如上述，进行得十分谨慎。唯因其谨慎，才显出决断和认真。 　　 　　　　老舍1941年前后开始的回归就这样具体体现在对于幽默、北平、小说的回归三项内容上。综合以上的三项回归，便构成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构思和写作的一个深远的心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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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19:4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