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回归北平是老舍为写作《四世同堂》作的另一个铺垫。 　　 　　　　抗战初期的写作以实用性为原则，注重的是对“当下”有用，故而以宣传品尤其是通俗文艺为多，这些作品多以标语口号为支撑，偶有故事性，也是以投军、战斗为主要内容；同时，有限的小说和戏剧，多是就地取材，以武汉、重庆或者虚拟的地点为背景 。而如是种种，都是老舍所不擅长的。老舍一生中唯一弹无虚发的题材领域就是北平（/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那是他实践自己创作生命的制胜法宝。老舍的第一个创作顶点就是在山东时期，以北平和幽默两个鲜明特色为支撑而达到的。他在《三年写作自述》中承认：“在抗战前，我已写过八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虽然我在天津、济南、青岛和南洋都住过相当的时期，可是这一百几十万字中十之七八是描写北平。” 这一表白不但证实了北平之于老舍的重要意义，更因它发表于1941年1月1日标识了老舍抗战后期艺术回归的自觉和全面。文中，老舍进一步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他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济南和青岛也都与我有三四年的友谊，可是我始终不敢替它们说话，因为怕对不起它们。流亡了，我到武昌、汉口、宜昌、重庆、成都，各处‘打游击’。我敢动手描写汉口码头上的挑夫，或重庆山城的抬轿的吗？决不敢！”老舍借这段表白深深表露了他不得已驾驭自己所不熟知的题材时的困惑，同时也是老舍第二次“求救于北平” 的一个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老舍所认为不敢动手描写的武汉挑夫和重庆轿夫正是可以与他所一向善于描绘的北平的车夫、巡警群族相对应的一类人物。正是这一类人物的阙席造成了老舍以武汉或重庆为背景的一批作品的空疏，又正是这一种空疏促成了老舍的艺术自省，使他有可能向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进行回溯。 　　 　　　　话剧《谁先到了重庆》（1942年7月）就是在这样的自我要求中创作的。这是老舍战时单独署名的最后一部话剧作品。它后来被老舍认为由于“不懂技巧，而强耍技巧”，以至于“在人物方面，在对话方面，它都吃了点亏。” 但是，综合审视老舍战时的话剧作品，我以为，《谁先到了重庆》一剧对“技巧”的格外重视和对于事件背景的精心选择都是有着充分理由的。老舍之所以“用了复壁，用了许多只手枪，要教舞台上热闹” ，更重要的是，用了倒叙和悬念等艺术手段，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前此老舍的剧作无不有过于忽略技巧、舞台调度、冲突营造的缺陷。这些缺陷有的可能可以通过出色的语言效果加以弥补（如《面子问题》），有的或者可以经由导演演员成功的二度创作得到改善（如《残雾》《国家至上》），但是它们毕竟妨碍了这些剧作成其为经得起各方面检验的优秀剧作。因而《谁先到了重庆》的技巧化尽管不乏简单和幼稚之弊，但是对以往的剧作试验无疑是一次自觉的突破。同时，《谁先到了重庆》把地点放在北平皇城根，可能有一部分因素就是为了弥补过于技巧化可能导致的人物的欠丰满和语言的欠生动。由于这一设置，结果是，读者非常欣喜地从这一剧作中找回了在老舍创作中睽违已久的北平底层民众，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为处世，他们的性格特征，他们的生活环境。一切都是曾经在老舍山东时期的创作中早已熟识了的，而其中最为鲜活的章仲箫的形象更是直接从大杂院群落中信手拈出的普通一员。唯其是信手拈出的，这个人物身上方才令人信服地具有北平市民根性中难以祛除的善良、狡诈、愚昧和怯懦，这是老舍揣摩透了的一种人物类型，故而不须斟酌，不须拔高，也不须丑化。正是在这一点上，话剧《谁先到了重庆》获得了毋须置辩的成功。 　　 　　　　《谁先到了重庆》扑面而来的地方气息和生活气息明白地宣告，作家老舍在“北平”这一特定的描述环境和“北平人”这一特定的描写对象中寻回了自己的艺术自信。也可以断言，正是《谁先到了重庆》在“写北平”这一点上的成功促使老舍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艺术定位，从而为《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的写作进行了适当的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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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19:3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