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老舍的毫不犹豫地投身于通俗文艺，并且在这个方向上不停顿地一直走到生命尽头 ，以他的个人而言，既取决于他的源初的市民身份，又导因于他的性格因素。 　　 　　一、底色 　　 　　　　北京底层市民的身份虽说只是老舍最早一段生命旅程的标识，却构成了整个老舍的喜好、观念、关切点、知识面以及由之延展开的创作、思考和一切行为的底色。关于老舍从抗战时期向民间俗文艺的投入开始的创作方向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即可以说是本来就深烙着民间印记的老舍向着既然的身份的一次探索性的回归。 　　首先，民间形式对于老舍来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这自然得益于老舍从幼年开始即自觉不自觉地承受的民间俗文艺的熏沐。老舍1959年在悼念自幼的好友罗常培时有这样的回忆：“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 这种童年经验造就了老舍对戏曲和曲艺的几十年如一日的热爱。这种热爱与熟悉非常显明地透露于老舍战时（并且同样绵延到新中国时期）的数量可观的通俗文艺论文中。比如《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一文中就有大量的对《三国志演义》《铡美案》《施公案》《彭公案》《剑阁闻铃》《黛玉焚稿》《秋胡戏妻》《武家坡》《汾河湾》等通俗文艺代表作品的如数家珍的分析。这热爱与熟悉从而也使得老舍比一般的作家更为主动也更为迅速地进入角色，遽然成为一名通俗文艺工作者。在1938年的一次文协座谈会上（老舍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作家们指出，建立和展开沦陷区域的文艺工作，要求“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文人”为了民众“改变生活”，清除“精神上的积习”。这是指向隔膜于民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并且从当时的文坛大势看，显然不单纯针对沦陷区。而相形之下，我们不难觉察，对老舍来说，决不存在“改变生活”和清除“精神上的积习”的问题；恰恰相反，这次面向民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彻底的大众化运动——与老舍的创作之旅一样，它也绵延到了新中国时代，并且延续到70年代后期——唤醒了老舍心灵中深藏的那份对通俗艺术的知根知柢的喜爱，使得他的“大众化”显现出迥异于当时绝大多数文人和作家的特异的真诚和执著。 　　 　　　　其次，对民间形式的熟悉也使得老舍抗战时期的走向通俗成为一种相当彻底的倾向性的转变。从自幼熟悉的通俗形式中，老舍除了习得了许多形式的技巧之外，还从精神上传承了其中包含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因素。这一切无不在老舍抗战时期的通俗文艺创作中得到体现，并且借助于某种惯性影响了他的相当一部分新文学创作。 　　这方面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老舍自幼喜爱的武侠小说的思维范式在抗战时期的浮现。老舍曾经这样回忆童年时期的武侠小说（评书）阅读（收听）经验：“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 类似的场景后来我们可以从带有自传性倾向的《牛天赐传》中读到。从《老张的哲学》开始就不断出现的侠义者从天而降解决冲突的构思方式（《老张的哲学》：孙守备救李静——《赵子曰》：赵子曰救谭玉娥，李景纯救王灵石，李景纯刺杀贺占元——《离婚》：丁二爷杀小赵救天真一家——《牛天赐传》：王老师救牛天赐——《骆驼祥子》：曹先生救祥子）无疑与这种“黄天霸情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与狄更斯小说的解决模式也有关系，但是老舍之所以在英伦对狄更斯一见倾心，和他童年已经形成了的接受兴趣与狄更斯作品的近似无疑也有密切关系），小说《断魂枪》的写作更是老舍对武侠小说的喜爱的直接印证——老舍：“《断魂枪》……本是我所要写的‘二拳师’中的一小块。‘二拳师’是个——假如能写出来——武侠小说。我久想写它……” 从以上种种见出，老舍从民间武侠故事中汲取的主要是个中渗透的侠义精神，即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品格和“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企图。老舍对武侠小说的理解是合于中国文人的道德规范和阅读期待的，这从他与梁羽生各自对武侠（剑侠）小说的评述中可以见出： 　　 　　　　老舍：行侠作义，好打不平，本是一个黑暗社会中应有的好事。但倘若作者专向着“侠”字这一方面去讲，他多少必能激动我们的正义感，使我们也要有除暴安良的抱负。反之，倘若作者专注意到“剑”字上去；说什么口吐白光，斗了三天三夜的法而不分胜负，便离题太远，而使我们渐渐走入魔道了。 　　 　　　　梁羽生：我以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 　　 　　　　这样的侠义观念在抗战大形势的激发下借助通俗文艺的形式找到了很恰当的释放口。老舍抗战时期的具备情节性的叙事类通俗文艺作品无不具有武侠小说的某些特征，尤其在那些为国舍身的侠士侠女——不一定身怀武功——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小说《蜕》《人同此心》《八太爷》《四世同堂》等也程度不等地投射了老舍心中的侠义观念。这种侠义观念是与人物的脸谱化（善恶分野）、情节的雷同化（因缘果报）共生的，因而，当它作为通俗文学的构件时，与文体尚具有一定的谐和度，而当它为新文学作品一再援求的时候，就不可免地显露出缺陷来。堵西汀（《蜕》）和钱默吟（《四世同堂·偷生/饥荒》）的失败即可以追索到这一重由来已久的武侠因缘。 　　 　　二、性格因素 　　 　　　　除了曾经的市民身份对于老舍选择通俗文艺的左右力之外，老舍的容易情绪化的性格因素也要对此负很大责任。老舍事后反省抗战文艺的缺点时认为，“抗战文艺的缺点约可分两方面说”：第一，七七的反抗使“一般人狂喜到极点因而感情的爆发胜过了理智”，同时“文艺工作者也一样地没有看清这一点”，作品遂由于“缺乏理智”而“变成了空洞洞的标语式的宣传品了。”第二，“抗战文艺作者在思想上工具上的准备不够，使抗战文艺不能更深刻有意义，而陷于空虚或盲目的热情。” 这种理智向感情称臣的倾向是老舍一生中不少重要时间段罹逢的致命伤。老舍曾经自我分析说，“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 ，这一自我分析是极为中肯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破解老舍一生中几次重要转折之谜，如抗战初起时的由悲观者一易而为乐观者，又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又一易而为“狂喜”者，而从上引老舍的反省不难看出，老舍的通俗文艺的选择正是与理智的未能深入参与有关。正是由于理智的阙如，老舍的激情才得以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荡涤了山东时期曾牢牢盘踞在他心头的浓重的悲郁。也正是借着这一股强劲的摧枯拉朽的势头，老舍的类乎“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 的社会理想被激活，在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对“新中国”“新中国人”“诗的社会” 的真诚憧憬。这是混和了曾经作为普通市民的老舍和后来成为有着传统士大夫美好愿望的新型知识分子的老舍的双重身份之后的执著不去的理想，从而带有过重的空想意味。而老舍的激情正是在这样的更近乎空想的理想的支持下洋溢开来，并进而支持了老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通俗文艺的制作中的。 　　　　 　　　　以上简略地分析了市民身份和性格因素对老舍的投身通俗创作所起的决定作用。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老舍的这种易情绪化，易理想化，易偏激的性格弱点并不是老舍个人所具有的性格弱点，而应当被认为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时常为之困扰的普泛的弱点。它一方面承袭了旧士大夫的单向度思维的精神负累，非此即彼的运思和行事方式，一方面又紧紧地系联于时代的动荡、内忧外患的频仍所要求于中国人的以行动代思索，以求立竿见影解决问题的现实情状。应当说，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一再求助于“通俗化”“大众化”正与这种普泛的不成熟、易偏激、易理想主义密切相关，而老舍的抗战时期的一度放弃新文学创作和国民性批判而致力于通俗文艺的经历，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才能得到更明晰的索解。 　　 　　　　在对老舍投身通俗文艺前后的经历，由此带来的苦痛，以及这种经历和苦痛的原因进行了一番探究之后，我们将循着老舍的抗战之旅，研讨一下在深感“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之后老舍的回归自我的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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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19:0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