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所谓“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归根结底是一个以宣传取代艺术，以功利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苦痛。也就是说，问题虽然集中于通俗文艺，但不仅仅限于通俗文艺。当我们把目光从通俗文艺转向更广阔的的文学空间，老舍为国家主义作的牺牲和他承受的苦痛才真正显露出来。 　　 　　　　问题不仅仅限于通俗文艺，但首先是指向通俗文艺的。“旧瓶装新酒”的“旧瓶”就是当时为整个抗战文艺界所津津乐道的适宜于宣传的恰切形式。老舍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创制了一批抗战京剧、鼓词等。它们大多数是合格的宣传品，却很难说是相称的艺术品，即使从通俗文艺的角度看来也是这样。老舍集中制作于1938年上半年的一组通俗文艺作品集中地体现出“旧瓶装新酒”方法的机械和生硬。无论是抗战京剧中人物的自报家门、定场诗、下场诗、下场对还是夹在剧情中的直白的抗敌宣讲都不但无法完成京剧艺术所要求的和谐统一的美感，反而由于过于鲜明的时代感和既有的的戏曲程式的不协调显得颇有些滑稽和突兀。通俗小说《兄妹从军》 是一篇严格按照评书套路经营的尝试性质的通俗文艺作品。小说中既有诗篇（定场诗）又有赋赞（英雄赞、美人赞），通篇充满了评书中习见的句式如“话说……”，“这且不言，单表……”，“按下……不表，单说……”等等，然而这种改良版的评书仅仅袭得了一般评书之形，独缺乏达成评书精神的龙蛇笔法和环环相扣的情节安排，人物不但类型化而且失去评书中民间人物的生动性——这是评书艺术和其他曲艺品种掩盖人物类型化缺欠的制胜法宝——这样，这篇通俗小说就仅余了作者的一些宣教的意念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完成的文学作品，非但顿挫了新文艺的正常行进之路，而且损伤了通俗文艺本身的艺术美，从而这一轮宣传与艺术的争夺，以宣传的大获全胜告终。完全以宣传取代艺术也便没有了艺术，因此，老舍在事后有这样的反思和检讨：“等到抗战的时间愈长，对于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也愈清楚，愈深刻，因此也更装不进瓶里去，一装进去瓶就炸碎了。” 　　 　　　　在新文学创作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在宣传使命的激发下自觉地放弃小说这一文体并开始话剧习作的心理过程。 　　 　　　　老舍的第一部话剧《残雾》创作于1939年4月至5月间 。《残雾》的写作表明老舍的创作重心已从通俗文艺转回新文学。从“旧瓶装新酒”的歧路折返，但仍放不下国家至上、宣传第一的沉重使命，这是老舍开始话剧创作尝试的首要动因。老舍说：“我之所以要写剧本是因为（一）练习练习；（二）戏剧在宣传上有突击的功效。” “近来出版的书，以剧本为最多，小说仍然缺乏，特别是长篇，这大概是因为（一）剧本有突击能力，写成即可上演，马上收到宣传的效果；（二）写家们穷，天天由于到口的挣钱吃饭，不能把牙支起来，在长期绝食中撰制长篇小说。” “突击”二字直接点出了缘由所在。话剧是抗战文学的第一分支。自卢沟桥事变爆发起，话剧就自觉地担负起了宣传抗日的任务，随着数十个救亡演剧队、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深入战地、大中小城市、农村（“下乡入伍”），《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作品深入人心，真正收到了鼓舞民心、宣传抗日的即时功效。然而宣传与艺术的冲突也同时尖锐地形成。仅以上面列举的这三部话剧而言，它们的共同的集体创作的性质便天然地造成了它们的艺术上的粗糙性，而当完成宣传几乎成为唯一宗旨的时候，话剧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活报剧的意味，并应和了通俗文艺的相当一部分特征。 　　老舍战时创作或参与创作了九部话剧，大多具备了强烈的宣传意味，总体文风偏于昂扬，人物多渗透作者先设的理念。宣传意味的强烈是因为作者的使命感使然，昂扬气息的浓郁是因为悲观的驱除和大幅度弱化，而人物的理念化脸谱化则不能不说与作者的宣教意识、通俗文艺思路的影响直接有关。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的人物刻画已有夸张化脸谱化的倾向，老舍虽曾一再提及狄更斯的影响 ，但我们已可以从手法上发现民间戏曲曲艺，尤其是评书艺术的强烈的左右力。这种浮面的招笑后来日渐被山东时期沉淀了悲感的幽默所取代，因而成就了老舍在30年代的独树一帜。然而，抗战时期，随着悲感的驱除，通俗文艺的提倡和宣传作用的强调，老舍幼年间熏濡的通俗文艺的积淀得到了最强有力的反弹。这种反弹不仅体现于老舍的通俗文艺创作，也体现于话剧甚至小说中。例如无论是话剧还是小说中都是泾渭分明的“好人”（理想人物）与“坏人”（反面人物）的设计，就是在老舍的早期创作中有过，而在山东时期已被生活实感的追求所击退的理念性创作观念的指导下所形成的。反面人物杨茂臣夫妇（《残雾》）、金四把（《国家至上》）、墨子庄（《张自忠》）、管一飞（《谁先到了重庆》）、赵秃子（《王老虎》）等无不有较明显的脸谱化的倾向，而一些理想人物（如《面子问题》的秦医官和欧阳雪、《归去来兮》的吕千秋和李颜、《谁先到了重庆》的吴凤鸣等）则在另一个极端上由于或重或轻的脸谱化而显出空洞和生硬来。通俗文艺思路的影响同样体现在人物结局的设置上，即鲁迅所指出的，“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报应” 。因缘果报的思路在老舍的抗战话剧中是如此彰显，如《张自忠》的墨子庄、《大地龙蛇》的封海云，都水到渠成地过渡到各自应得的下场，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而作者的宣教意识使得作者在话剧中本能地千方百计穿插正面人物的抗日宣传，这也程度不等地破坏了话剧的艺术性，如《张自忠》一剧中张自忠对战时各种问题的分析、《大地龙蛇》中赵立真的慷慨演说，皆是。甚至，老舍在不同的话剧作品中不惜以自我复制的方式安排了完全雷同的情节以助成话剧的宣传功能：《大地龙蛇》第2幕第1节中赵明德诉说全家遭遇，致使赵庠琛老先生深受感动的情节与《国家至上》第2幕马宗雄向张老师诉说遭遇的情节重合，这不能不说是老舍为追求宣传效果而留下的一点败笔。 　　 　　　　老舍抗战时期的以达成宣传目的为旨归的文学创作就这样在俗雅两个方面同时形成了不能令人满意的局面。这一时期，老舍本人也屡次对自己的创作表示不满，类似以下列举的自责的话充分证明了老舍在操起通俗之戈，完全改变了文学形式之后的难堪和他的艺术自信的降低： 　　 　　　　到汉口已两月余，还是日日拿笔。对政治军事，毫无所知，勉强写些文字，自觉空洞无物。（《南来以前》，1938年2月15日《创导》第2卷第7期，《老舍文集》第14卷第104页） 　　 　　　　在流亡的十个月中，并未能用全力写作通俗文艺；成绩不多，也不好。（《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1938年10月15日《抗战文艺》第2卷第6期，《老舍文集》第15卷第351页） 　　 　　　　事忙，文章写不出，成绩不佳……（1938年10月19日致胡风信，《老舍书信集》第80页） 　　 　　　　流亡四年中，简直没写出什么来。（《成绩欠佳，收入更欠佳》，1942年5月1日《文风》创刊号，《老舍全集》第14卷第2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我之写剧，多半是为了练习，成绩很坏。（《三言两语》，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编：《文艺写作经验谈》，南方印书馆1943年9月版，《老舍文集》第15卷第525页） 　　 　　　　剧本倒写了不少，可是也没有一本像样子的：目的在学习，写得不好也不后悔。（《习作二十年》，1944年9月《抗战文艺》第9卷第3、4期，《老舍文集》第15卷第529页） 　　 　　　　这些话是老舍的文学自责的开端。它们显示了老舍的严格的文学自律，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恰当地表明，老舍正是在宣传第一的指导思想下，以通俗文艺的大量创作为标志走入了他文学生涯的第一个波谷。这些自责之言与老舍新中国时期绵延十七年的不间断的自责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呼应，它们事实上是作家在以百倍的热情服务于外来命题时面向自我，充满困惑的一连串追问。 　　 　　　　抗战初期老舍由艺术至上的自由主义作家向宣传至上的功利主义作家的过渡过程我想我已经说得有点多了。老舍在艺术和宣传、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的困惑和迷惘也许用老舍在第三个“七七”纪念日的这样一段表白最足以说明问题：“否定的批评，艺术至上的心理，都有声有色的或默默的鄙视抗战八股，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又使抗战八股有所借口，尊崇艺术而也关心军事与胜利，并且知道民间读书能力确是低弱的人，却又深感不安，而不便开口。” 也正是这样的困惑和迷惘造成了老舍在以全身心投入通俗文艺创作之后收获的更多的却是“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以及在通俗文艺创作思路影响下的创作各种新文学范畴内文学样式——但是不免成为“抗战八股”——的苦痛。困惑和迷惘在别的作家也许只成其为困惑和迷惘，而在老舍则一定要易之以“苦痛”这样激切的表述，内中也包含了一定的个人的原因，但终于又归因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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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19: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