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以上评述了老舍由山东时期到抗战初期因为心态的转变导致的创作风格和文学理念的转折。这一转折的原因自然可以归于在老舍心中占据至高地位并且也是在当时支配文坛“话语权力”（福柯用语）的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是非常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一、“宗教” 　　 　　　　首先，在民族危亡关头，作家的这种义无反顾的集结和为抗战献身的努力昭示了某种凝结了历史传承的珍贵精神，无论它终于带来了什么副效应，这种精神依然须得到我们的呵护和肯定。“爱你的国家与民族不是押宝。……而应是最坚定的信仰。文艺者今日最大的使命便是以自己的这信仰去坚定别人的这信仰。” 老舍正是从“信仰”的高度理解国家主义的。稍早一些，他曾经这样描述骆驼祥子：拉上自己的车，“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 小说中，祥子为自己的“宗教”含辛茹苦，支付了了一切。战火中，老舍则把投身于战争视作了自己的宗教，以“把智慧与性命全献给民族与国家 为最大的荣耀和乐趣。为了实践这一信仰，老舍不但奉献了自己全部的热情，而且自觉地放弃了他在山东时期的文学立场。这种弃守换了任何别的理由都将是无法想象的。老舍以国家主义作为框范一切行为的准则，依据于这样的推理： 　　 　　　　一来， 　　 　　　　国民须抗战； 　　　　作家是国民； 　　 　　　　所以，作家必须抗战。 　　 　　　　——“四年来文艺的主流是抗战文艺，这是当然的，因为文艺是社会的良心，作家也是一个公民，在抗战时期，当然必须抗战的。” 　　 　　　　二则， 　　 　　　　文学属于作家； 　　　　作家属于国家； 　　 　　　　所以，文学属于国家。 　　 　　　　——“我们必先对得起民族与国家；有了国家，才有文艺者，才有文艺。” 　　 　　　　前一个推论从国民义务的角度框范了作家的义务，后一个推论从作家责任的立场派定了文学的责任。一个是不容质疑的三段论，另一个是不容讨论的传递关系推理，都是快刀斩乱麻式的。而这一切实是发自一种类乎本能的，淳厚的，深沉的国家主义，由于它是信仰，是宗教，是本性，所以为它可以鱼与熊掌，有所不取。 　　 　　　　老舍把国家主义称为信仰并为之献身，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举动与他早年的宗教皈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时代与写家》以“他已上了十字架”这样的语言称颂因投身抗战而受伤的兵士 与《双十》所忆年轻时曾“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 只是直接体现老舍身上的宗教献身精神的两处比较明显的实例。而老舍整个抗战八年中对牺牲精神及其与抗战建国崇高目的的关联的诠释堪称不遗余力。这除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义利抉择观和士意识的作用力之外，也导因于已经隐匿并固化于老舍精神结构深处的基督崇仰。前文论及老舍为抗战中的文学功利主义牺牲了文学自由主义，集中地体现于为实践事功原则而放弃了形式、表现、技巧、情绪、想象等文学的重要构件。在批判地看待这个具备普泛性意义的文学抉择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在放弃这些文学构件的时候作家老舍同样发自内心的真实的痛苦。因为山东时期对自由主义的强调程度，立场之鲜明实在与抗战初期对功利主义的强调不相上下，我们当然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老舍的这一转逆理解为毫无痛楚的一蹴而就。抽空了形式美、情绪性、想象力之后文学自然不成其为文学，这是不证自明的。因此，老舍的放弃文学创作，转而从事通俗文艺制作，被他自己认为是“苦痛”的。《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 一文中，老舍直率地吐露了“那几乎完全是仗着一点热心——这不是为了自己的趣味，而是为了文字的实际效用”，“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乐趣”的写作通俗文艺的“工作上与心理上的双重别扭”，也坦言了自己用以克服这别扭和苦痛的唯一方法：“除非认准了这是非作不可，而且必须为它去牺牲——牺牲了文艺，牺牲了自己的趣味，名誉，时间，与力气！”“有了牺牲的决心，才能把苦痛变为快乐。”同文中，老舍喊出：“起来，不惜牺牲了文艺的人们！”可见牺牲文艺——文学 ——已是老舍所能想象到的最大牺牲了。老舍把文学称为“生命中最善的努力与成就” 并有“生命”之喻 ，出于以牺牲为本分，把一切交付抗战事业的动机，才有可能下决心作这最苦痛的牺牲。唯因“感到牺牲是必要的” ，所以才有“为稍稍尽力于抗战的宣传，人家给我出什么题，我便写什么；好坏不管，只求尽力” ，有了文学的牺牲。为了国家至上的信仰，为了那“凡是救世的都须忘了自己，丧掉了自己的生命” 的带有强烈宗教意味的信念，老舍开始了他的抗战时期，从此，文学与政治难分难解的纠结成为老舍人生之旅的第一主题。 　　 　　二、不可忽略的若干问题 　　 　　　　同时，尽管这种国家主义极其值得宝爱与阐扬，内中却隐含着诸多值得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在国家主义总主题的掩蔽下抗战文学至少在发轫之初是走入了误区，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一时的狂热冲动中，“国家至上”成为全民的唯一理想，也成为许多畸变的借口。为了这个理想不计任何代价，于是就埋下了诸多隐患。文学的事功在中国诚然是有传统的，远可溯及先秦，近则推到尚未完全走出的“红色30年代”。然而抗战之所以尤其值得瞩目，是因为它筛滤了种种关乎阶级的、阶层的、党派的、以及功名利禄的因缘，以“国家”这个顾念牵系住林林总总的团体和个人。而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违拗的类乎血缘的牵挂，尤其对于中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在这样的时候，再有理由的自由主义也将失语，偶有因真实地忧虑文学命运发出的自由主义之音——如施蛰存、沈从文等人的发言——也被视作嘲哳之声并贴上了“反动”的标签，更遑论那一味坚执于自由主义，置国家主义于不顾，终于背上了汉奸恶名的周作人了。正是因为有过这个抗战，许多老舍这样的自由主义文人从此开始亲近政治，直到终于有一天，不单文学的自足性无从谈起，连作家自身也被政治淹没。 　　 　　　　自由主义难以固守，这至少可以理解为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不成熟，也与缺少传统有关。顾准未完成的笔记《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在探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专制主义（黑格尔用语）政体和希腊古代城邦制度在体制、文化孕育等方面的区别时引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话：“蛮族王制（是）僭主性质（顾准按即东方专制主义式）的王制……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政治学》，第159页（顾准注））顾准指出，这段引文只是“从亚里士多德起，许多西方史家对此作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斩钉截铁的解释”之中的一种代表性解释而已。 在这个背景下以抗战时期为转捩点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面政治化似能得到更为清明的索解。 　　 　　　　中国现代作家对自由主义的放弃给中国现代文学的质量带来了一定的损失，然而诚能有益于抗战，也是在时代与道义的要求下某种必要的牺牲和无法避免的顿挫而已。更为值得讨论的是，同样与缺少传统有关，在战时，包括作家在内，又以作家为首当其冲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审视自我和民众。如老舍小说《一块猪肝》 对男女主人公林磊和光妫立场鲜明的评价即显示了这种新的眼光。林磊——近于同时期小说《蜕》里的洗桂秋——能思索，时刻不忘“自己的立场”“自己的主张”，也时因年轻的冲动而有家国之忧，唯独“无论如何决不肯与难民为伍”——这种心理又近于《选民》的文博士——“他的那身西服只宜坐在有暖气管的屋子里，他不能了解何谓‘沙场’，何谓‘流血’。他的心中有‘民众’这一名词，但是决不能与那把痰吐在地上的人们说过一句话。”而光妫则舍去小姐的生活，成为兵营里的一名护士。她的见解是：“父母可以死，家产可以丢掉，立场主张可以抛开，我要作马上能作该作的事。我只剩了一个理想，就是人人出力，国必不亡。”这正是老舍为国家利益舍弃一己之私和文学之美的理论的复现。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像林磊的贱视民众当然须受谴责，而光妫的国家至上也因向另一个极端倾斜而不无可斟酌分析的成分。光妫这样评价战士们：“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生在中国，为中国而死，明白中国事。”这一评价体现出老舍对民众的崇拜。这种崇拜是与老舍作为知识者在战时的自认“无用”相因果的。正如《蜕》中一群被战争打断了求学进程的学生表白的：“反正我不预备再去读书！”“我也不能再拿书本！……最好是去当兵！” 战争的到来不但使知识者惶愧，要求他们放弃民众的启蒙者身份掉过头来拜伏于民众脚下，而且改变了未来知识者的上进之路。而这也正是当时普遍弥漫于知识者群落中民众崇拜情绪的一点表征。胡风后来将这种情绪概述为：“当时的一般空气……在一种原始的兴奋里面把战争当作了简单的机械的军事过程，几几乎完全否定了文艺底任务。”并且引用了这样的诗句：“人说：无用的笔啊/把它扔掉好啦！” 萧乾也曾写文《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自问自答：“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即使拿笔，也不再是‘做文章’了。” 这种知识分子和作家因为“不会扳枪”，只会使用“无用的笔”的自谴极大地加快了他们政治化的步伐，并且直接与从延安整风开始，直贯新中国时期的各种“思想改造运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文革时期的“知识无用论”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精神贬值倾向相关联。 　　 　　　　至此，我们从追索老舍进入抗战时期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心路历程开始，考察了他在战争初期的心态、思想、行为、创作上的从幽默到无法幽默、从自由主义到功利主义的转变，并且从正反两方面评述了在国家主义权力话语统摄下的这种转变。因为这一转变不仅仅是关于老舍一个人的，也不仅仅关涉于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抗战这一个时间段，所以尤其值得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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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18:5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