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对人生虚妄感的开掘是山东时期老舍创作的第三大主题。这一主题较之前两者无疑有些务虚，然而因之也更直截地通往老舍的内心。文学作品显露的普遍的虚妄感是中外现代文学的标志性特征，对一切有序、必然、乐观的消解是人类接受了各种经验教训之后摆脱幼稚天真的表现。中国社会步入20世纪后迅速地被打上了现代的种种印记，中国文学也同时以惊人的速度融入世界现代文学。老舍最初的小说创作（我指的是《老张的哲学》）即是在20年代英国现代文学的繁盛时期诞生的。现代主义文学对老舍的影响在英国时期并未得到明显的体现，而到了老舍回国之后，尤其是在山东时期深深地绝望于这个充满混乱倒错的世界时，其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因素便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催生，并且这种催生不是皮相的单纯手法的借鉴，而主要是精神上的息息相通。同时，不言而喻，虚妄荒诞等等作为一种对理性世界的悖反从一开始起就具备了通往幽默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舍从荒诞人间看到的虚妄与无奈紧紧地与当时老舍创作的本质特征——以悲郁为内核的幽默——相通。 　　 　　　　在这一主题之下，老舍自幼由民间文学中袭染的善恶两重世界的划分法发生了动摇，人的在无常催迫之下的不由自主成为比之道德判断更为重要的生命经验。小说《也是三角》（1934年1月）、《眼镜》（1934年1月）、《牺牲》（1934年4月）、《抓药》（1934年5月）等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也是三角》那可恨可笑复可怜可悲的兄弟俩，《牺牲》里那只也会真诚地忧郁的“自私自利的猴子”——毛博士，还是《眼镜》《抓药》中仅仅由于一个又一个偶然的环链改变了原来生活轨道的学生、车夫、少掌柜、农民和革命作家，这些形象的设计都体现了作家对绝对与有序的不信任。 　　 　　　　对平凡人生的平凡悲剧的展示也是老舍在创作中开掘人生虚妄感的一个方面。《爱的小鬼》（1933年1月）、《热包子》（1933年1月）、《记懒人》（1933年3月）、《生灭》（1934年8月）等小说的展开都极为简单，几乎是决无性格冲突，然而平常人家每时每刻都会遭遇的失意、误解、离散乃至倾覆一点也不比国家大事来得逊色。由于不能更多地动用讽刺夸张这样的艺术手法，对生活小事中蕴藏的虚妄感的描摹更易走入伤感的氛围。《微神》 就是在这一点上比较极端的例子，也是老舍的创作中公认的比较接近于现代主义的作品。小说前半段“我”的白日梦中出现的“不甚规则的三角”里，灰紫的一角残留着母亲年轻时的气味，浅粉的一角隐匿着初恋的情人的身影，而“我”永是头一眼就看见的那一角——“一片金黄与大红的花，密密层层；没有阳光，一片红黄的后面便全是黑暗，可是黑的背景使红黄更加深厚，就好像大黑瓶上画着红牡丹，深厚得至于使美中有一点点恐怖”——则应当是“我”的心境的确切象征。黑暗完全包住彩色，没有阳光，没有希望，正暗示了后文中“她”先因绝爱而自杀，又因失梦而永远遁离梦境的凄惨结局。与此同时，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由于被层层黑暗包裹得近于窒息，以至于连一声惨笑也发不出了。相比之下，情节近似的《记懒人》 就空疏了许多，讽世与怪诞影射意味也浓厚得多。相应地，由于对懒人的同情与批判直接与作者同一时期对国民性的批判相通，故而在对人生之错谬的揭露这一层意义上就有所减弱。 　　 　　　　在开掘人生虚妄感的主题下又一值得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是老舍笔下的一种步步下滑的命运模式，就像《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所说的，“在我这一辈子里，我仿佛是走着下坡路，收不住脚。心里越盼着天下太平，身子越往下出溜。”（第3节）新加坡的王润华先生对此颇多发明，认为老舍的这种人物命运模式直接得自于康拉德的“人始终逃不出景物的毒手，正如蝇的不能逃出蛛网”的悲观主义。 这一比较的思路无疑是可借鉴的。老舍对康拉德的迷恋与借鉴是其思维方式与内容和现代主义文学相通的重要证据—— 　　 　　　　Nothing，常常成为康拉得的故事的结局。不管人有多么大的志愿与生力，不管行为的好坏，一旦走入这个魔咒的势力圈中，便很难逃出。……对这些失败的人物，他好像是看到或听到他们的历史，而点首微笑的叹息：“你们胜过不了所在的地方。”他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思想，也没想去教训人；他写的是一种情调，这情调的主音是虚幻。 　　 　　　　正是康拉德为老舍打开了一个世界，从这段引文中我们也可确知老舍对康拉德的理解之确凿与深入，这为老舍在自己的作品中化用康拉德的思想铺平了道路。妓女“我”（《月牙儿》（1935年4月））、车夫祥子（《骆驼祥子》（1936年））、巡警“我”（《我这一辈子》（1937年7月））同样的要强与同样的沦落——同样的“由志愿而转入梦幻” ——除了社会应负的那份主要责任外，似也应部分归因于那个过于强大的“无常”。在此，老舍写的是宿命，是穷苦人的宿命，也是人人无从挣脱的Nothing（无）。与康拉德不同的是，由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与写作内容，老舍内心深处的无望感更多地加上了对国事民情的忧虑和对文化的关注，故而总无法完全与现代主义贴合。在这种时候，他往往不得不略去了康拉德叹息时的“点首微笑”——小说家的超乎人物之上的幽默感。 　　 　　　　至此，我们从对国事、文化、人生的三重忧虑解读了老舍山东时期的创作主题。这三大主题相联相扣，共同构成老舍创作中的“笑料”（同时也是悲剧因子）。这些“笑料”，由于具备着悲郁的内核，故而很难驾驭。当作品的表现尚在某些“度”内的时候，作品就显现出鲜明的幽默特色；而一旦离开了这些“度”，幽默将瞬即向别的方向转化。下一章将重点分析作家掌握幽默之“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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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18: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