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山东时期老舍文学创作的第二大主题是对文化的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比对国计民生的关怀更根本更深刻的一层焦虑。大动荡大转型的时代改变了固有的文化行为和价值观念，从而在具备强烈入世倾向的文化人心中造就了这种焦虑。上文提到的某些青年知识者的变异即这种焦虑的指向之一。 　　 　　　　在《何容何许人也》 这篇近乎夫子自道的散文中，老舍这样描述何容这类心性相投的好友：“他们的生年月日就不对，都生在前清末年，现在都在三十五和四十岁之间。礼义廉耻与孝悌忠信，在他们心中还有很大的分量。同时，他们对于新的事情与道理都明白个几成。以前的作人之道弃之可惜，于是对于父母子女根本不敢作什么试验。对以后的文化建设不愿落在人后，可是别人革命可以发财，而他们革命只落个‘忆昔当年……’。他们对于一切负着责任：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全属他们管。可是一切都不管他们，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老舍本人正是一位生于前清末年的“新时代的伴郎”。这个“新时代”，就是动荡不居的20世纪。 　　 　　　　“新时代”埋葬了许多东西，如老字号的气度与规矩（《老字号》（1935年4月）），镖师的尊严与武艺（《断魂枪》（1935年9月）），还有乡村货栈的努力与兴隆（《新韩穆烈德》（1936年3月））。“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 ，这是一方面；那些礼义廉耻与中等人家的规矩恍然间“似乎已不存在了” ，这是另一方面。新旧的冲突在产生一定程度的幽默意味的同时更多地产生的是低徊叹惋与深沉的反思。固有文化，或者说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老舍《大地龙蛇·序》（1941）：“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我们把这方式叫做文化” ）在新的生产方式、价值体系等等的冲击之下的全面崩溃的倾向令老舍忧心忡忡。在理智的指引下，他强打起精神像田烈德那样似乎是清醒明智地说出——“这种现象不过是消极的一个例证，证明不应当存在的便得死亡，不用别人动手，自己就会败坏，像搁陈了的橘子”，“非走到无路可走，他们不能明白，历史时时在那儿牺牲人命，历史的新光明来自地狱”。 与此同时，田烈德的犹疑善感也恰是老舍本人的犹疑善感。毕竟文化的重组还是在过程之中，而既有的已经在逝去，可能将永难追索，这方是可触可感的现实。对于老舍这样“生年月日就不对”的人来说，面对着这一过程而毫不动情是太困难了。小说《断魂枪》里那黯然与凝重叠加而成的精采即得自于作者内心深处面对文化危机生发的真正的痛楚。《断魂枪》选用约翰·盖伊的墓志铭 作的题记——“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即对于某些已成明日黄花的老中华文化方式的一种凭吊；寒夜星光下沙子龙的叹息和“不传”的低语既是倾注了老舍对以往的生活方式的满腔深情的一个白日梦，又是当老舍可以站在更超越的态度反观内心时对这种恋旧情愫的一次自我讥嘲。神枪沙子龙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的人物形象，其幽默意味直接得自于作者内心的悲郁与矛盾。 　　 　　　　“新时代”在埋葬历史的同时也创造着新的历史，作为“新时代的伴郎”的老舍面对许多来得极为陌生鲁莽的新现象显然有些不知所措。直接的体现就是他笔下的新人形象往往比较苍白。《黑白李》（1934年1月）是个突出的例子。老舍明知黑李是时代的落伍者，却不能不引他为知己；明知白李的行事方式是新时代的必然，也知道其所作所为有足够充盈的理由，然而总无法与之坦然对坐。而作品的效果恰恰也印证了这一心理：黑李写得细腻而丰满，白李则粗率而单薄。这是新与旧的悖论带来的又一老舍创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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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18: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