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一、亡国梦魇 　　 　　　　对国事的忧思是山东时期老舍文学创作的第一大主题。“顶文明顶平安的”“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 永只能在梦中浮现，而现实是，政府如此无能，国民素质如此低劣，民生又如此艰难。这些“缝子”太显眼地摆在作家面前，无从避让，难以躲闪。老舍大量的幽默诗文直指这个中国现代史最大的主题。比如，1933年为《东方杂志》元旦征答所写《新年的梦想》 所说：“天长地久，胡涂的是永生的，这是咱们。得了满洲，再灭了中国，春满乾坤，这是日本。揖让进退是古训，无抵抗主义是新名词，中华民国万岁！”这样的正话反说俯拾即是。而同文中的“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却是肺腑之言。所谓“从一方面想，中国似乎没有希望；再从另一方面想，中国似乎还是没希望” ，表面看是带有调侃色彩的文字游戏或者利用读者阅读时的期待心理玩的一种修辞术，实际上则是对国事下的“透心儿凉”的断语。作者曾自述写《猫城记》的原因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 。《猫城记》的失望已达到了绝望之境以至于作者要“故意的禁止幽默” 。而写《猫城记》时的失望心理反映在同时期的大多数并不故意禁止幽默的作品中，则呈现出别样的景象。如幽默诗文《日本撤兵了》（1931年12月）、《国庆与重阳的追记》（1932年11月）、《救国难歌》（1932年12月）、《估衣》（1933年1月）、《长期抵抗》（1933年2月）、《空城计》（1933年3月）等所述，官吏军队在兵临城下时抱头鼠窜，国民在九一八国耻日麻木不仁，东北地区国土沦丧，日本估衣大行其道等等反常现象，既是作家对现实的生动描绘，又是作家对国事满怀忧虑之思的真实写照。这种对国家危亡的时刻挂怀，后来导致了老舍的山东时期在“七七”之后的戛然而止。在为《论语》创刊周年纪念刊所写的“贺诗” 里，老舍描绘了一个天灾不断、内战频仍、“国术”复活、热河旁落等种种畸形世态并在的中国，似笑实怒地指出“论语已周岁，国犹未全亡”的黑暗现实。这个中国的不争不进是老舍山东时期悲观心理的主要导因。 　　 　　二、国民性焦虑 　　 　　　　国事的不堪不仅仅是因了国力不强，难抗外侮，更是由于国民素质的低下，“国民不像国民” ，“人民不是真正的人民” 。同样可以与《猫城记》对应，将猫人的多疑、阴暗、残忍、软弱、迷信、贱视人道与自由的劣根性弱化与分解，就形成了老舍创作的形形色色的带有幽默气息的人物形象。从毫无公德意识的马裤先生（《马裤先生》（1933年5月））到不懂得遵守公共秩序的二姥姥三舅妈们（《有声电影》（1933年11月）），从“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的张大哥（《离婚》（1933年8月））到欺软怕硬的明先生（《邻居们》（1935年4月）。按《狗之晨》（1933年1月）里那条“见汽车快躲，见穷人紧追”的瘦狗大黑无疑更具典型意义），从坑蒙拐骗赚昧心钱的大夫（《开市大吉》（1933年10月））到无视顾客利益的银行职员（《取钱》（1934年10月））……而老舍对“猫人”的亡国灭种的情景的描绘（《猫城记》）则将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与忧虑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这并非杞人之忧，鲁迅就曾经指出过：“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否则“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某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 　　 　　　　紧紧与国民素质问题相关联，教育机构的无能是老舍着重指出的一大“缝子”。老舍早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在教育部门供职，直到山东时期结束从未真正脱离开教育界，故而对教育部门尤其是学校里的种种弊端可谓了如指掌。山东时期，老舍先后在齐鲁大学与山东大学任教，目见耳闻，便是学林中的人与事，这就难怪他在作品中把教育问题置于如此显眼的地位了。用了当时写幽默文一贯的正话反说的习惯——如上文所引称中国为“顶文明顶平安的国家”——老舍在杂文《谈教育》 中说，“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教育够甲等。”而同文中对敷衍塞责的教员、混文凭的学生、机构重叠的学校的描绘，虽是三言两语点到即止，已足以为这个“甲等”作篇长注了。同样地，发表于1933年3月的《真正的学校日刊》 写尽了对学校内上自校长下到学生的各色人等的无能与无聊，笑声中微微透出鄙夷。《牛天赐传》（1934－1935）的师范附小和《天书代存》（1937）的健美大学可谓这类学校的样板，而《猫城记》（又是《猫城记》！）的入校即大学毕业的情形（第17节）则是将当时的教育界高度夸张变形后得到的最不堪的结果。《猫城记》里，小蝎替作者说：“为什么要教育？救国。怎样救国？知识与人格。”（第18节）先不必去辨别教育救国论的是非，老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于此可见一斑，从这个角度，我们也顺便可以理解了从《赵子曰》（1927）直贯山东时期的老舍在小说里对此起彼伏的学校风潮的深恶痛绝。 　　 　　　　老舍认为，中国之无望显示于各个方面，某些青年知识者的没有知识没有人格既是教育无力的直接后果又是荏弱的国民根性在畸形的现代社会里的一种特殊的表现。《东西》（1937年2月）、《选民》（1936年至1937年）里那些留日学士留英硕士留美博士一个个为了金钱不惜出卖国格人格的卑劣行径足征当时老舍心目中中华的前景之黯淡。回国之甫的文博士（《选民》）口口声声“中国没希望”，却不知中国的所以没希望，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这种得到博士学位荣归祖国的人照样不思报国只知钻营。“到阅报室去看了会儿报，国事，社会新闻，都似乎与他没什么关系。……想了一会儿，再去看一段报，他觉得那最悲惨的新闻，与最暗淡的消息，都怪有趣，仿佛是读着本小说那样可以漠不关心”（第6节）；“在中国，博士得牺牲了爱情，那有什么法儿呢，反正毛病是在中国，博士没错儿”（第12节）。——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者的此等行径与其身份、其受教育程度的悖反引发了笑料，然而拈取笑料的作者的笔决不轻松。 　　 　　三、民生关怀 　　 　　　　在国事的种种不堪中，出身于清贫之家的老舍最为关心的还是民生问题。民生的艰难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广大知识者关注的焦点。所谓“血与泪的文学”就是许多既同情社会底层人民又对底层真正的生活颇多隔膜的作家们创作的一种文学类型。老舍可贵的自我定位——既保持知识者的独立的评判意识又时刻不忘自己之所自——使得他以一种别样的姿态介入30年代。虽然同情劳动者与描写黑暗现实这样的批语近乎老生常谈，但在透视老舍整个山东时期的时候这个话题是跳不过的。那些“拉车的，当巡警的，卖苦力气的” ，他们的辛苦展转的生活与那些殷富之家的辛苦恣睢的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贫家之子的良善与狡诈并在（《礼物》：“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 ）与富人们的虚矫与欺伪同行又组成微妙的互补世界，“哀民生之多艰”的苦涩心情和在混乱中看出缝子的超越态度就在这反差与互补中发生了粘合，作品的幽默意味油然而生。《鬼与狐》 是一篇使人压抑的幽默散文，文中描绘的那个夜鬼蒙冤受屈，白日鬼招摇过市的世界大致上就是当时老舍眼中的中国社会现状的变形。“不知死的鬼”们“在顶小的利益上看出天大的甜头，在极黑暗的地方看出美，找到享乐”，“这种玩艺们把世界弄成了鬼的世界，有地狱的黑暗，而无其严肃”。老舍笔下的一系列为富不仁的形象——诸如《裕兴池里》（1935年1月）的流氓们，《善人》（1935年4月）的慈善家，《阳光》（1935年5月）、《牛老爷的痰盂》（1937年3月）、《且说屋里》（1937年7月）的官僚们……，就是他们“把世界弄成了鬼的世界”。这不单是指这些人本身的行径之丑恶，也指给他们提供舞台的社会在任由他们“大展鸿图”的同时将老实真诚勤谨刻苦的祥子（《骆驼祥子》）们也变成了不知死的“末路鬼”——“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骆驼祥子》第23节）。每每作家行文到这种人间苦事，可用作幽默原料的“缝子”也就大到使作者无法幽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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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18: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