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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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世自白
在了解了老舍幽默论与各家幽默论的共性之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老舍幽默论与老舍之独特个性的内在联系。以上幽默论出诸老舍,是与他的个性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文学环境息息相关的,只有经由这个视角,我们方能真正把握老舍在山东时期的文艺理论与文学观点。 在老舍不多的自述性格之成形过程的文字中,这样几节话是历来为人引述的,它们也是切入老舍个性的重要线索: 我的脾气是与家境有关系的。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观。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我不喜欢跟着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明,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明,我只好冷笑。赶到岁数大了一些,我觉得这冷笑也未必对,于是连自己也看不起了。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幽默态度的形成——我要笑,可并不把自己除外。 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 这就是身世对老舍个性的造就过程,也是其幽默态度的形成过程。童年的所经所见,在成人后的老舍自己看来,都为造就自己的幽默打好了基础。确实,由孤高导致的冷眼旁观的态度成为他很长一段时期中重要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冷眼旁观造就了山东时期的老舍。由于确立了一个冷静的生活与写作的态度,老舍得以坚持自己所认为对的,鄙夷自己所以为错的,疏离于主流文坛,保持了自由主义的创作立场与创作个性——正如王行之先生所指出的,“坚持独立人格,坚持批判精神” ——这是保证老舍的山东时期成为他创作的全盛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自由主义发言及其与幽默写作的关系 山东时期独立不倚的个性品格显示于文字,成就了老舍的独特性。以幽默者的带着同情的冷静态度看纷扰的世象,国事的晦黯、世道的不公、人生的荒谬易作幽默文字标识了老舍在30年代文坛的存在——这也是老舍作为一个作家对于世界的另一形式的参与。而对于文坛同样是纷纷扰扰杂沓不居的现实,老舍也并不全然是个旁观者。从他的理论文章里我们可以觉察到这一点。 抗战前的30年代文坛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态势,整体表现为以强劲的左翼文学作为主流话语,以自由主义文学的几大社团作为呼应者与对抗者,文艺论争此起彼伏,文学创作全面进入成熟期。老舍没有直接参与过什么论争,也没有正式加入过当时的任何社团。然而,他与京派、论语派的文人们关系极为投契并持有相近的文学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老舍并非通常意义上人们认为的内涵外延皆极其模糊的“民主主义作家”,而首先应当是自由主义文学的一大风景。 老舍的自由主义文学观集中体现于《文学概论讲义》。《文学概论讲义》立论强调文学的创造精神和美的表现,奉独立自足境界为文学的唯一出路并从这个角度对幽默文学进行了高度评价。 老舍自英伦归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论《论创作》 对文学的创造精神有着极具气魄的标举,显示了年轻作家不拘俗礼不畏权威的勇气和活力。“要创造当先解除一切旧势力的束缚。文章义法及一切旧说,在创作之光里没有存在的可能”;“不因延才有活气,志在创作才有生命”;“文学的真实,是真实受了文学炼洗的;文学家怎样利用真实比是不是真实还要紧”——这些宣言就是老舍在山东时期的文学主张的一个预告,在《文学概论讲义》和其他文论中,我们能找到更为深入的阐释;在老舍的文学创作中,我们能发现作家对这些主张的付诸实践。 《文学概论讲义》对创造精神的推崇就是对《论创作》的阐发和补充。如在第3讲中称袁枚为“中国最大的文学批评家”,认为,由于“他只认定性灵,认定创造”,因而完成了“文艺的独立”,又如在第8讲中反复强调“诗是创造的”,“诗的一切是创造的”,等等。与强调文学与创造的血肉联系相对应,老舍反对将文学与传道拉扯在一处,强调文学创作是美的表现。“这一种尺子或者就是中国的‘道’么?诚如是,丢开这尺子,让我们跑入文学的乐园,自由的呼吸那带花香的空气去吧!” ——在厨川白村的引领下,老舍欣喜地用诗人的语言表示他对情感,对美,对表现的膜拜:“感情,美,想象,(结构,处置,表现)是文学的三个特质。” 而在自定的三个特质中,老舍最为重视的是“表现”。 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争论在老舍来说是不足一议的,正如讲了两千多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于老舍只是假冒为善的中国文人的读书法而已。 在把表现奉为文学创作的最高标准之后,不但传道是无意义的,而且,“完全写实是做不到的事”,优秀的写实家必能终于“飞入浪漫的境界中”,“由客观的变为主观的。” 于是,在老舍看来,“文学的成功以怎样写出为主,说什么是次要的” ,写家“怎样写出是首要的事,怎样的写出是个人的事,是风格的所由来” 。这样的议论在《文学概论讲义》的各讲中都有或强或弱的阐明,在同时期的一篇论文中,老舍把标识作家终极特征的写作风格称为“文调”,进一步认为,由于“文学既是自我的表现”,“‘怎样告诉’便是文调的特点”,进而,“我们颇可以从文调上,判定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 尤其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老舍正是在表现论的意义上对幽默进行定位的:“怎样的表现是艺术的问题,陈说什么是思想的问题”,“这便附带着说明了为什么有些无理取闹的游戏文字可以算作杰作,‘幽默’之所以成为文艺的重要分子也因此解决。” 对表现说的坚持成为老舍山东时期文艺思想的突出特征。在国事的难堪尚在“无害”的范围之内时,在老舍尚能坚持幽默的“文调”的时候,老舍一直坚定地认为“怎样表现”于文学是第一位的。这坚持后来在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经历了多次反复,伴随着这些反复,老舍的幽默文调也经受了数次考验。对表现论的坚持,对传道文学的反对和以美的标准评判文学创作的立场,这一切自然地引起了老舍对当时泛滥于文坛的许多粗糙生硬的“革命文学”与“普罗文艺”的抵触情绪。1950年,在总结自己的创作得失时,老舍真诚地回顾了自己当年对革命文学的看法:“我看见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往往内容并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像:几个捡煤核的孩子,捡着捡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我不愿也这么写。” 老舍提到的这类革命文学作品还真不少,比如金丁的《孩子们》(1932年6月10日《文学月报》创刊号。按《文学月报》为文总机关刊物,仅出一期即被查禁)与黑婴的《小伙伴》(1934年7月1日《现代》第5卷第3期)等篇,穆时英早期小说亦有此弊。左翼文坛这类空洞的作品在崇奉美与性灵的老舍看来自然是不及格的。除了这种写苦孩子闹革命的小说,老舍还对某些革命文学作品里过于完美的人物描写提出批评:“把一位革命青年写成一举一动全为革命,没有丝毫弱点,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去,像一座雕像那么完美;好是好了,怎奈天下并没有这么完全的人!” 在讽刺诗《救国难歌》(1932年12月1日《论语》第6期)、《勉“舍”弟“舍”妹》(1933年2月17日《益世报》)、小说《抓药》(1934年5月1日《现代》第5卷第1期)、《新爱弥耳》(1936年7月1日《文学》第7卷第1期)等作品中,老舍亦对不成熟的普罗文艺创作进行着不间断的调侃与批评。必须指出的是,老舍这种态度并不是针对整个左翼文坛的,他只是站在一个自由作家的立场上,站在美的立场上对革命文学创作的不理想现状提出批评。“文学革命也好,革命文学也好,没有这颗心总不会有文艺。” ——这才是他的终极立场。正因为此,老舍本身亦有《大明湖》等向左翼文学靠拢的自觉的创作尝试。 在老舍在山东时期对于文学创作的终极立场再来看老舍的幽默论,许多问题就更为显豁了: 幽默的人,据说,会郑重的去思索,而不会郑重的写出来;他老要嘻嘻哈哈。假若这是真的,幽默写家便只能写实,而不能浪漫。不能浪漫,在这高谈意识正确,与希望革命一下子就能成功的时期,便颇糟心。那意识正确的战士,因为希望革命一下子成功,会把英雄真写成个英雄,从里到外都白热化,一点也不含糊,像块精金。一个幽默的人,反之,从整部人类史中,从全世界上,找不出这么块精金来…… 由此可见,老舍对幽默的坚持是对反文学的绝对化的创作思想的直接对抗。老舍当时的许多坚持,由于不少是出诸嘻嘻哈哈的幽默文字,故而容易为我们所忽略,但仔细阅读,还是不难领会其真正的用意。比如在《〈老舍幽默诗文集〉序》(1934年4月1日《论语》第38期)中的大段调侃是当时幽默文学受到围攻的实际情况的歪写,所谓“幽默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艺的致命伤”,正是《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1935年9月16日《宇宙风》第1期)中所言那些“急于救世救国救文学”的人们的观点的廓大;而同文中称幽默者“永远欠着点严重,不懂得什么叫作激起革命情绪”则是另一种正话反说,实在是对自己幽默态度的自赞自夸罢了。小说《新爱弥耳》中那个可怕的婴儿“简直的不大会笑”,因为他的父亲认为“笑的文艺,笑的故事,只是无聊,只是把郑重的事与该哭的事变成轻微稀松,好去敷衍”。这种“把人性连根儿拔去”之后的“革命意识”是老舍所不齿的。在《〈牛天赐传〉广告》 一文里,老舍这样调侃千人一面的文坛现状:“……整好步骤,齐喊一二三——四,这恐怕只能练习摔脚吧?”坚持把幽默看作“伟大文艺的一特征” ,正是老舍独立不倚的个性特征和自由主义的文学主张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的又一次鲜明体现。 综上所述,老舍创作全盛期——山东时期的文艺思想集中地体现于他的幽默理论,而悲观者的幽默心态是理解这一时期老舍其人其作的总抓手。本节从文艺理论角度对这种心态有所分析,下文将进入老舍的文学创作,以求更深入地理解老舍的山东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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