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写下“世纪彷徨”这个题目，心中还是充满了疑惧。我是完成了论文的大部分章节后才给它们定总题目的，这基本上是中学里作文课的一个恶果：这样先有了内容再构思名字难免会导致内容的芜杂和题目的空疏。 　　 　　　　但是我终于还是用了这个略显空疏的题目，也许只有这样空疏一些才有可能涵盖这一篇无论是论述还是引证都显得有些缺乏节制的论文吧？ 　　 　　　　在这些年爬罗有关老舍的史料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老舍的复杂。这复杂不单单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也明确地体现于他的生平、思维方式、立身方式。这一些，有的，恐怕将永远湮没不彰了；有的，是我力所不逮的；有的已经前辈学人讲了许多，可以说非常充分了；我做的，或者说企图做到的，是余下来，我认为我应当，也可以做出一些眉目来的工作，即从关系中看老舍，从心态史看老舍。这“关系”，我选择的是老舍之作为老舍首先遭遇的一层关系，那就是老舍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关系——毋庸置疑，老舍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个作家，所以说，老舍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关系是他和世界，和历史的第一层基本关系。而老舍一生起伏不定的心态，那直接作用于他的文学创作的人格心理、文学理念，以及最终导致了老舍之死的背景因素之纷烦复杂，断非“一个”词语所能概述。一定要概述，——论文总是要一个总题——我只好选择“彷徨”这个词。——这样，把两项写作企图合起来，就是现在这个题目。 　　 　　　　彷徨是一种“不定”的状态。我以为，老舍一生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度过的。这并不是说老舍时时刻刻都没有主见，凡事犹豫。非也。恰恰相反，老舍的个性是非常强硬的。这从他的断然投水即可以见出。老舍的彷徨，主要是一种文学理念上的冲突和某种必须抉择的压力造成的。这文学理念的冲突，指的是自由主义文学观和功利主义文学观的矛盾；压力，则同时来自外界和内心：从外界看，20世纪动荡不居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老舍走过的那三分之二，不能容许自由主义文学因素健康发展；从老舍内心看，他的士大夫气质、国家主义、使命感、宗教情绪也都阻碍了他毫无牵挂地安心做一个游离于时代命题、大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作家。 　　 　　　　樊骏先生有文《老舍的“寻找”》（1987年《文史哲》第4期），以“寻找”二字概括了老舍一生的山难水险。我这里用的“彷徨”，指的正是这种包含了“寻找”的彷徨。老舍生命历程和文学历程的起伏，紧紧地系联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起伏、中国文学史的起伏、老舍自己文学理念的摇摆，也正是这种包含了“寻找”的彷徨的过程。在论文里，我更多地用了“回归”这样的表述，指的也是同一个意思。 　　 　　　　老舍生命中有几个年份是尤其须引起注意的。它们分别是1924年，1937年，1941年，1949年，1956年，1966年。1924年是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的年份，那一段远离故土的日子成为老舍开始自觉的文学创作的直接导因。1937年抗战爆发，老舍在那一年断然结束了自己在山东的自由写家生涯，以国家主义为最高和唯一趋赴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功利主义的写作方式。1941年前后，老舍在写作遭遇的顿挫和抗战文艺界的数次论争的环境中进行自己文学生涯中第一次全面反思，并且终于在创作题材、体裁、风格上达成了回归。1949年老舍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启程回国，从此开始了他的新中国时期，而从抗战时期就开始熟悉的一些写作方式到了新中国时期则易作了必须遵循的写作准则，因此，1949年也是老舍再次返回到文学功利主义的标志性年份。1956年在“双百”春风中老舍开始他生平的第二次全面反思，自此老舍的反思和回归又历经几次小的反复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点。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年份，也是老舍之死发生的年份。老舍是“文革”中最早走绝路的作家之一，同时他又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作家中被公认在新中国时代创作最用功、作品最多，也是事实上作品质量最高的一个作家。因此，老舍之死就不仅仅是老舍研究的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课题，更从根本意义上关涉文学史和作家心态史研究。老舍之死是老舍一生走走停停、反反复复在文学和政治之间彷徨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老舍个人的人格理想、气节观念、性格因素、晚年心态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舍研究也就是老舍之死的研究。在99纪念老舍先生诞生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舒乙先生谈到，在为纪念老舍诞生100周年举办的征文活动（北京日报社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中，“没有一篇稿子不谈老舍之死”，这近乎证明，“在老百姓心中，老舍等于老舍之死。” 民间的反馈相信对于学术界不无启迪意义。本文的基本企图，就是通过对老舍一生的三个重要阶段的解读，尽量屏去意气之论，给老舍之死提供一些合理和全面的解释。 　　 　　　　这三个阶段，就是老舍创作的高潮期山东时期（1930－1937）、全面转折期抗战时期（1937－1946）和滑坡期新中国时期（1949－1966）。我不希望我这里的定义引起什么不必要的争议，因此在绪论里对此尽可能先作一些解释。 　　 　　　　山东时期作为老舍创作的高潮期似乎不必作太多的解释。老舍当时的大多数时间身兼教授和写家两种身份：学期内教书，因而有了《文学概论讲义》等理论成果，并且利用零星时间作了不少短文，而更重要的是短篇小说的创作；假期内则创作长篇小说，顺利的情况下一个暑假就可以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在山东相对安定的写作环境中老舍的作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有保证。我们今天公认的老舍的代表作中，除了《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其余的都是山东时期创作的。这就使得山东时期名至实归地成为老舍创作的高潮期。山东时期作为老舍创作的高潮期，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山东时期的创作从总体上呈现了一致的成熟的写作风格。老舍的文学创作从起步开始就有一种对幽默风格的自觉追求，早期有时不免失之于单薄。在山东时期，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和对生活观察和体验的深入，这种幽默的追求日渐成熟了起来，并且有了一些恒定的理论作为保障。老舍的幽默第一得自于心性，第二得自于北京底层旗人的出身，第三得自于英国幽默传统的激发，第四得自于对世界的细致体察和敏锐反应，第五得自于自由主义的文学立场，可以说是多种机缘集于一身一体才得以成就。因此我在论文里用了“弱水三千一瓢饮”的比喻，想借以说明这样的文学风格的得之不易和老舍认定了这种文学风格之后的无怨无悔。许多事实表明，和老舍的创作关系最为密切的关键词正是“北京（北平）”和“幽默”。前者确认了老舍的源初身份对他一生的影响。正如伦敦之于狄更斯，巴黎之于雨果，湘西之于沈从文，北京之于老舍有一种系乎血肉的关联，这种关联造就的是老舍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创造的不世的建树。后者，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从一定角度分析还是前者造就的，因此更加值得分析。幽默作为北京满人传统风习中不可或缺的一层性格特征，与老舍“北京人”的身份更是一体的。只有认明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明确认识为什么当“幽默”在30年代文坛被当作异端横遭非议的时候老舍还是那么理直气壮地为幽默辩护，同时必须考虑的背景事实是，老舍当时虽然在文坛已经据有了崇高的声望（这从老舍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左中右各种重要杂志的重点地位上这一点即可见出），但是于文坛的各种争论一直是取旁观态度的——这种旁观态度同时也是一种幽默写作必须具备的心理态度。正是基于以上理由，我把对山东时期的解读重点放在对老舍幽默写作的解读上。在最初的写作过程中，《老舍山东时期论》同时被命名为《老舍幽默论》。 　　 　　　　抗战时期是老舍创作的全面转折期。之所以说是“全面”转折，因为老舍的创作已经出现过与抗战这一转相比略显纤小的局部转折（如《小坡的生日》对政治的关注、《猫城记》 “故意的禁止幽默” 、《离婚》的“返归幽默”和“求救于北平” ），而之后还要出现一些转折。但就老舍一生而言，抗战这一转才是最重要的一次转折。它的承前启后的特性，它的突如其来、天翻地覆的征兆，无不蕴含着可供镜鉴的资源。作为全面转折，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初期体现出如下特点：一、以实用为目的，对通俗文艺形式倾注满腔热情，一度曲艺和时事剧成为首选文体；二、同样以实用为目的，开始尝试话剧创作；三、创作题材和写作风格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为了实用的目的很长一段时期基本上放弃了北平题材和幽默风格；四、从此开始与政治密切结合，也开始了大多数20世纪中国作家先后经历的“向左转”。这一系列互相助成的转折是老舍个人意志的选择，也与时势紧密关联。又是出于一个职业写家的自觉，在1941年前后老舍通过一系列自我检讨和自我修正实现了向文学自由主义的回归，从而以《四世同堂》等文学实绩再次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四世同堂》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然而《四世同堂》的创作证实了老舍严苛的自我要求，并且以它对北平市民心态和市井民情的精采描绘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长篇小说。并且，《四世同堂》漫长的写作过程正应和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又一个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的高潮。《淘金记》（沙汀）、《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长河（第一卷）》（沈从文）、《风萧萧》（徐訏）、《寒夜》（巴金）、《围城》（钱锺书）、《结婚》（师陀）、《财主底儿女们》（路翎）等长篇小说，和老舍的《四世同堂》一起标识了这一个高潮，显示了中国作家从功利主义迷津回归到新文学创作的传统来的共同的自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老舍1937年步入的功利主义迷津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的一部分，老舍1941年前后的回归同样是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进程同步的。 　　 　　　　把新中国时期定义为滑坡期，并不是要否认老舍在新中国的“十七年”的优秀作品。恰恰相反，哪怕仅以一部《茶馆》而论，老舍就是为“十七年”的文学史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老舍新中国时期经过艰难反思、自觉修正，并且适时地应和了文艺政策的松弛期而导致的结果。因此，本论文对老舍新中国时期的滑坡有一个“滑中有持，降里有升”的限制语。老舍新中国时期的文艺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完全罩摄于权威理论之下的。老舍经历的新旧社会两重天是真实的，他的思想改造也因而是发自内心的。然而，由于新时期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总体上的偏差，老舍的文艺思想和创作思路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有着极大的偏差。老舍新中国时期最值得分析的事件是发生于1956年、1957年间的“百花时代”，发生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后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的政策调整期，以及发生于1960年冬“八字方针”提出之后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之前的“小阳春”的三次回归。直接对应了这三次文艺思想上向着文学本身规律性的寻找和探讨的，是老舍的《茶馆》（1957年）、开始于1959年的归向古典题材、神话题材的转折，和因为“写十三年”的新气候颓然搁笔的压卷之作《正红旗下》（1961年至1962年）。老舍视文学为生命意义的落脚点，为了还能“写”又一次求助于通俗文艺，又在古典、神话题材中寻找避风港。老舍之死发生于老舍的一切规避与退让皆告失败之时，同时，如同许多论者都曾经指出过的，有着捍卫人格尊严的意义。1994年夏，在第六次全国老舍学术讨论会上，我提出，老舍之死应当理解为老舍最终绝望于人生的一个结果，竟遭到有的与会者流着热泪的反驳。然而经过又5年的研读，我发现我依然无法放弃我的观点。老舍之死可能也有抗争意义，但即使是抗争，那也是绝望的抗争。老舍山东时期就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悲观情绪，这种情绪被抗战时期的热烈激昂化解了，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被更为热烈激昂的新的时代情绪遮蔽。但老舍根本上是一个“写家”，他无法忍受自己的作品越来越成为外来要求、无端的“理论批评”呼来喝去的对象，无法忍受所能选择的题材领域在某些“政策指导”下越来越狭仄；老舍同时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为了国家主义的理想甚至可以牺牲他对之有生命之喻的文学，因此更无法忍受自己的国家主义受到无端的嘲弄。“八二三”殴斗就是这样一个将老舍推入无边的绝望深渊的情境。 　　 　　　　老舍一生还经历了一些相当重要的生命阶段，它们分别是：长成时期（1899－1924）、英国时期（1924－1929）、新加坡时期（1929－1930）、美国时期（1946－1949）。对这些阶段的理解，我尽可能地在论文中的相关阶段中进行一些说明。以作家的一生论，“阶段”“时期”的分解都是为他全人的理解服务的，即使各个时期确实有各自鲜明的特征在，那也是这个“人”生命历程的一部分而已。因此，我希望在分出阶段的同时能顾及到阶段与阶段的连贯。在《山东时期论》中，必然地述及老舍幽默的发生，以及在未来的去向，这样就顺带评议了老舍英国时期的创作；在《抗战时期论》中，有关功利主义的来龙去脉、对通俗文艺之兴趣的根源等等，也都离不开对老舍源初的市民身份和长成时期所受教育的影响；《新中国时期论》同样有类似的问题，而在抗战时期对新中国时期的影响的问题上，我在《抗战时期论》讲得比较充分，在《新中国时期论》中相应就有所减弱，并且加入了对于美国时期情况的评议。 　　 　　　　在论文中比较多地使用的概念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分子、通俗文艺等。这些概念有的本身充满歧义，因此有必要作一些适当的辨析。 　　 　　　　“自由（主义）”被称作“永远美丽，又永远模糊不清的概念” ，是因为它在西方漫长的哲学思辨史、宪政史中孕育、成形，在近代、现代以至后现代时代，不断有思想家、政治家赋予它新的内涵。由于本论文的论述内容牵涉到自由主义文学观在现代中国的命运问题，因而本文中“自由主义”的所指相对来说是明确的，即仅指以独立自足为追求的文学理论观念，与各色各样面目模糊的社会学、宪政学意义的“自由主义”有所区别。也是出于这个考虑，本文在用到“自由主义”这个词的时候，一般都附加了“文学”这个限制词，或者加以“文学观”的界定。自由主义作为文学理念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一个重要的子课题。这个子课题的展开以往大都是以京派文学的进程为主线展开的。而在京派文学“平反”之前，自由主义文学观甚至是被当成“右”的、“反动”的文学观念的。老舍有幸被划入“鲁郭茅，巴老曹”的行列，得以与沈从文“之流”相区别，因而是“民主主义”的。现在看来，以“民主主义”这样的政治理念给作家定性是非常荒谬的。全面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正是现代中国作家前赴后继的集体追求，“民主主义”一词是可以概括中国现代所有非反动御用作家的特性的。同时，一个作家在政治上有民主要求并不能表示他创作的作品也是“民主”的。以老舍论，山东时期以《文学概论讲义》为代表的文学观与京派文人正是相当接近，从当时老舍发表的作品，和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来看，也与京派、“论语派”有所接近，并且他确实与这些文人集团中的一些人有着很不错的私交。种种迹象表明，老舍山东时期的文学观正是自由主义的。这与当时以京派文人集团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高涨是合拍的。事实证明，文学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虽然不合时宜，却不失为一种导向成功艺术作品的合理的文学主张。这仅从京派文学的业绩中即可明显地印证。老舍的创作高潮期形成于山东时期，同样不能不说与他当时明确的自由主义文学主张有着不可分隔的关联。 　　 　　　　与“自由主义”对应，本文的“功利主义”也是特指文学功利主义。本文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裹含的使命意识是中国文学“载道”传统的自然赓续，也是对时代要求的当然回应，然而它对文学事业本身的建设是有所损害的，尽管在某种“时势”之下，这种使命意识的弘扬对国计民生而言是利多弊少，甚至是极端重要的。老舍的文学功利主义意识是臣属于时代使命的，也与他所受的早期教育息息相关。抗战的爆发从根本上撼动了老舍的文学自由主义。尽管此后又有过多次向自由主义回归的努力，但从1937年直到1966年，老舍事实上一直为文学功利主义笼罩。这种笼罩体现于他的“命题作文”（主题先行）式和为寻找适合于外来题旨、“配合”政治任务，先期“下生活”寻找题材的写作方式、宣传至上的写作目的，和话剧、相声、鼓词等文体的选择。这一系列写作“程序”与自然状态的文学写作是相悖反的，然而它不仅仅在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左右着老舍，而且正是它从“左联”时期乃至更早就已经开始左右中国文学的形态。这才是更值得我们警觉的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最早由“北大三剑客”于1985年提出 ，到现在真正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已经渐成气候，成为一个可以与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互用的概念。这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三十年（1917－1949）文学史，它的内涵远应当丰富得多，其外延也应当相应地得到充实。它不但应当，也可以涵盖1917年之前的“发生期”（至于起点应当定在哪一年，甚至应不应当定起点，都可以再讨论）、传统意义的“现代文学”时期（1917－1949）、“当代文学”时期（1949－现在）——这三段又合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也包括即将发生的21世纪中国文学（史）（是不是还将包括以后世纪的文学史，就不是现在能够下断语的了）。又由于上述原因，在21世纪到来之前，“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是可以互用的。本文所用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互相置换的概念。但因为老舍生于1899年，其生命历程走过了20世纪的三分之二，或许用“世纪”的表述更可以明确对于老舍的定位，所以对于这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我更多地用了前者。这也与本论文的总题形成了必要的呼应。 　　 　　　　“知识分子”是另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本文倾向于认同余英时先生对“知识分子”的阐释：“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当然，由于本文的论述对象老舍以及他所隶属的文人群体是中国的，因而是中国特有的“士”群体的后嗣，与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尽管有着相通的内涵，毕竟也有一些更为本土化的精神传承。本文因此在许多地方特别在“知识分子”前加上了限制词“中国”。本文认为，老舍的人生悲剧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悲剧的一个值得分析的案例。与周围的知识分子相比，老舍虽然具有出身社会底层的特异之处，但是接受了类似的早期教育，又在25岁（本文计算作家年龄一律用了实际年龄，在此先行说明）到31岁在海外生活，接受了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接受过的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感召；此后，老舍又在有生之年经历了20世纪中国所有的兴奋和阵痛，动荡和波澜，他的数次人生转折无不与这些事件有关。由于上述原因，老舍的人生经历在现代中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而反映到老舍的思想、行为、文字，这里的“典型意义”的意义就更加显豁，老舍的“世纪彷徨”也在这个意义上具备了普泛性。换言之，这种彷徨不定不是仅仅老舍个人的，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如果真的能够通过对老舍的考察透视一些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共同的苦闷，并对其存在于现实与历史的种种因缘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廓清，那就是实现了我写作本文的最大企图了。 　　 　　　　由于老舍文学功利主义的趋赴较多地体现于通俗文艺的创作中，在《抗战时期论》一篇里，本文试图就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老舍文章标题，初载1938年10月15日《抗战文艺》第2卷第6期）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一些考察。这里的“通俗文艺”是指以民间曲艺为主体的艺术形式，也包括一些戏曲作品、连环画、大众歌曲、朗诵诗，以及类似具备宣传性的艺术种类。正如我在文中提到的，仅抗战时期除了“通俗文艺”之外，这种通俗的民间的艺术形式就有“大众文艺”“旧瓶”“旧形式”“民族形式”“民间形式”等许多叫法。本文较多地选用了“通俗文艺”的提法，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与老舍自己的提法保持一致。老舍的民间性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它通常被理解为“人民性”，从而易为权力话语借用。不可否认，老舍的“底层”出身确实是他区别于同时代别的作家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识性征象。这种出身决定了老舍选择的题材领域经常停留在他熟悉的故都市民景象，并且只有从这些景象中开掘，才能焕发仅属于老舍的特有的精采。老舍在晚年把这种经验归结为，作家应当“写他亲手掘成的那口‘井’”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老舍关于以车夫、妓女、巡警、小商人为代表的北京（北平）底层人群的刻画，确实体现了他强烈的人民性。然而本文对老舍民间性的理解要更为复杂一些。本文认为，与特定人群的血脉联系对于助成一个作家的成功创作是非常关键的，然而作家在得益于这种血脉联系的同时如果不加辨别，则很容易进入另一圈套。老舍的市民出身就是老舍曾经陷入的圈套的渊薮所在。这个圈套从新文学引入启蒙意义以来就存在，到出现“革命”和“救亡”的主题时就更为特出， 因此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与身俱来的一个难脱的“结”。由于时代的原因，20世纪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它的参与者当作实用的工具和武器。反复出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大众化”论争就是这一理念的副产品。30年代的数次“大众化”论争，老舍由于当时的旁观者身份未及参与，但是有史料表明，1935年2月，老舍曾在上海文化界倡议推行“手头字”（我国第一份公定简体字）的《推行手头字缘起》上签字 。这至少是一个信号，表明老舍对于文学作品让民众看懂的设想是深表赞同的。中国民众受奴役的屈辱地位致使他们普遍的受教育程度低下，提高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即使在世纪末的今天依然是一项急迫的任务。然而靠创作让民众看得懂的文学作品来进行教育的想法从根本上说是有悖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的。因为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难免就是把创作“民间需要”的艺术作品作为急务，而置文学创作的提高于不顾。再加上时势的左右，当“民间需要”与政治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必然出现老舍抗战前期占很大比重的以通俗文艺写作为首要任务的状态。这一状态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进入抗战时期之后自然衍化成的状态，关于“旧瓶装新酒”和“民族形式”的论争因此成为30年代“大众化”论争的必然延续。老舍的出身也就是在这时候极大地辅助了老舍的抉择，而老舍的新文学作家的身份则更为理性地帮助了老舍的思考，使得老舍在1941年前后适时地提出“分工论”。老舍第二次钻“通俗文艺”的牛角尖是在新中国时期，理由同上，或者说应当加上新中国时期比抗战时期更为厚重的“民间”气氛，更为强烈的政治需要。为此老舍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新中国时期论》一篇对此也有所涉及。 　　 　　　　在绪论中还要对本论文各篇选用的标题略加说明。在各篇之首其实都有题解性质的说明文字，但即使是这样，《抬头见喜》作为《抗战时期论》的标题还是在一个学术场合受到过质疑，因此我把选用这些标题的理由再略微阐述一二。 　　 　　　　首先必须承认，我是刻意选择了老舍的一篇散文和两部话剧的题目作论文各篇的标题的。这未免有取巧的嫌疑。但我以为，这样的选择对于论文的经营还是恰切的。理由如下。 　　 　　　　第一篇《抬头见喜：山东时期论》，论述的是老舍山东时期的幽默写作。老舍散文《抬头见喜》形喜实悲的写作特征大致可以代表老舍山东时期以悲郁为内核的幽默，故而借用它来作为论文的导入。同时，“抬头见喜”四字还表示了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也是本文借助于它表述老舍山东时期虽然私人生活安定且堪称富足但出于家国之忧还是焦灼多于自足的心理状况。选用这四个字的第三个理由是希望借助汉字“喜”暗含的喜剧性意义示意“幽默论”的主题。喜剧性和幽默是两个内涵互有重叠的概念，在此借用之相信也不算太牵强。 　　 　　　　第二篇《国家至上：抗战时期论》，论述的是老舍抗战时期的国家主义及其对文艺思想和创作道路的影响。借用老舍和宋之的在抗战时期合作完成的话剧《国家至上》的标题，因此是一种水到渠成的选择。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老舍自己曾经选择了《八方风雨》的题目（散文，连载于1946年4月4日至5月16日北平《新民报》）作为总结，这个题目也为许多学者乐于借用（参见附录：《老舍研究书目》）。我之所以“弃”《八方风雨》用《国家至上》，是因为“国家至上”四字更适宜于显示老舍在抗战时期的精神状况。 　　 　　　　第三篇《西望长安：新中国时期论》，分析了老舍新中国时期的心路历程。本文把老舍新中国时期的创作态势厘定为“滑中有持，降里有升”的滑坡，借用老舍话剧《西望长安》的题名，一则延用老舍的喻指，以“不见佳”的暗示点出这种滑坡；二来，是想借来表示老舍在文艺思想上走过的一段曲折的“不见家”的弯路；同时，也想表示我的论文只是习作，“不见佳”的地方，希望得到方家的谅解和帮助。 　　 　　　　最后要说明的是关于附录的情况。 　　 　　　　附录《老舍研究书目》的整理是我近年来做老舍课题的一个副产品。做老舍课题，先期准备包括两项主要工作，一是全面了解老舍，二是尽可能全面了解老舍研究。前者的结果是一个必要的和实用的年谱，作为附录恐怕占的篇幅就太多了，所以现在附录了后者的结果。 　　 　　　　这是一份国内老舍研究情况的综合报告，收录了我所了解到的所有国内出版的老舍研究专著、资料专著的介绍，并且根据我的理解作了分类。需要说明的是：一、这份报告的雏形是我为《简明老舍词典》（甘肃教育出版社）的“老舍研究”部分写的词条，由于词典的要求，在完成介绍之余不附加更多的评议，这里也延用了这个要求；二、在撰写词条的过程中得到了史承钧老师的指点和改正，其中个别词条是由史老师撰写的，在此一并援用，这是要向史老师致谢的；三、对于国外老舍研究的专著，我收集和了解得十分有限，就只能留待将来了；四、收录书目的出版年月截止到1999年2月；五、由于我将所收书目的性质界定为具备研究性，因而老舍本人的作品集不纳入书目（这些集子在《简明老舍词典》中也都有相应的词条，其中的必备书目也是我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参考书，这在《参考文献》里已经作了罗列），近年出版的更多的老舍作品选本也不纳入书目（《简明老舍词典》择其要者也撰写了相应的词条），同时，普及类的关于老舍的读物不纳入书目。 　　 　　　　老舍研究，从朱自清先生最早的评论（《〈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1929年2月11日《大公报》）算起，已经绵延了70年。这种努力尤其在新时期，随着观念的解放和方法的日趋多元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个《老舍研究书目》收录的绝大部分成果，就是这一时期老舍研究活跃迈进的产物。在我的论文里附录这个书目，也是为了向这些曾经或正在从事老舍研究的工作者表示敬意。与此同时，老舍研究的若干不足之处也从这个书目里体现出来，在此略加阐述。 　　 　　　　当前老舍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资料方面。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出版的3种《老舍年谱》都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相对来说，张桂兴先生的年谱在资料的丰富性方面比较出色，就准确性而言则首推甘海岚先生的年谱。郝长海、吴怀斌两先生的年谱由于脱胎于曾广灿、吴怀斌先生《老舍研究资料》中的“老舍著译年表和著作目录”部分，相对而言在准确性方面略显逊色，然而这部年谱的附录由于是作者精心访求的结果，因而具备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制作年谱应当是老舍研究的起步工作，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的体现。这些问题，有的是老舍本人造成的，比如说他没有保存自己作品的习惯，也不愿意多谈论自己的创作，尤其是他认为不成功的创作，这就造成了寻找佚文至今仍然是老舍研究界一项饶具兴味的工作。而有的则是研究者的疏忽导致的。上述年谱的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对第一手资料的不够重视，而一个错误的信息辗转传抄下去，以讹传讹，则势必贻患无穷。问题的存在还根源于历史。老舍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在既往的某些历史阶段遭受过无谓的扼制与扭曲，这导致了老舍研究哪怕在资料层面上也还是需要从头开始做一些诚实的工作。在这方面，无可否认，有待于将来的继续努力。 　　 　　　　1999年上半年出版的《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应当说是老舍资料的一次总结，它也确实相当完备地反映了老舍的创作、理论、讲演、书信和翻译等的情况。《老舍全集》的出版是老舍研究界期待已久的一件事，它可以使研究者更为便利和快捷地拥有权威资料。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的《老舍全集》还是编得匆忙了一些，以至于出现了不少“硬伤”，例如篇名漏字、正文舛误、正文脱漏等。这也有待于将来的更正了。《老舍全集》的硬伤同样反映了老舍研究在资料方面的弱点。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弱点可以越来越少。资料汇编毕竟是作家研究最基本的一项工作。把这项工作做细是必要的。 　　 　　　　某些研究者观念陈旧，这也是老舍研究亟需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我这里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老舍创作于60年代初的散文《内蒙风光》反映了当时老舍受某些思维的习惯定势把握而无从自主的尴尬境地：新中国时期（早在抗战时期即已萌蘖）一向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的老舍已经习惯于在散文中加入政治宣教的内容，文中作者对“三面红旗”的轻信与欢呼和作者行文的优美与舒展构成一种奇特的组合，在今天看来毋宁是苦涩的和深可玩味的。然而，我不久前经眼的一篇评介《内蒙风光》的文章却这样写道： 　　 　　　　老舍是个有政治热情的作家，共和国建立后他写过大量歌颂新人新事物的作品，就是极好的证明。少数民族地区日新月异的面貌，人们高昂的精神斗志，老舍不可能视而不见。所以在作者笔下，小至水库旁的莲花、沙丘上的苹果，大到移沙筑坝、到从无到有的包头钢都，都被一条“红线”贯穿着，这红线就是三面红旗。“我们的兴奋不仅是被那些第一次看见的景物引起来的。我们是在每一新建设与新事物中都看到三面红旗的光辉！”（朝戈金：《内蒙风光（节录）·赏析》，樊骏主编：《老舍名作欣赏》第79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应当承认，这位赏析者对作品基本主题和艺术手法的把握是准确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依旧站在作品当时不得已之中的时代高度与精神立场上的评论并无益于指导今人理解在那样的特殊年代中产生的精神产品。作家研究是现在时的，其根本用意是为当代精神和文化的延展提供新质。对过去的一切，也应当在向历史表示基本的尊重和敬意的基础上充分弘扬现时代的批判精神。这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尤其重要。 　　 　　　　老舍研究方面另一个极端上的问题是某些研究者表现出心态的浮躁，以至于立论怪异，无法索解。任何致力于文学研究的学者为研究史提供的新质都决定于他参与于中的研究过程的诚实与否：诚实于研究原素，诚实于研究对象，诚实于心灵与历史，相辅相成方可有可能造就研究成果的可靠。除此，不管是什么样的新奇结论都有理由被怀疑为哗众取宠。这种哗众取宠比起停滞不前更无益于学术研究的向前推进。对于目前在老舍研究方面的极个别凭空臆断，缺乏学术品格的成果，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拒绝它。 　　 　　　　在第六次全国老舍学术讨论会上，吴小美先生指出：“开创‘老舍世界’诠释与研究的新时代，需要在重读老舍、精读老舍的基础上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提倡攻坚，鼓励驳难。” 这是的论。无论对于老舍研究还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都只有在重读、精读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推进二字。既然如此，那么以上我举出老舍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我的导师陈鸣树先生不厌其烦的悉心指导，也得到了史承钧老师在史料理解方面的严密把关，远方的舒乙老师是我入门的领路人，这些年来又不断给予我资料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支持。在这篇绪论的最后，请允许我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浏览：163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8 17:5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