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 　　 　　    1942年暑假，党组织传达上级党的决定停止党的组织活动，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同时还贯彻中共南方局三勤的决定：三勤就是勤职、勤读、勤交友”。县特派员往下转达，我由杨英伟同志传达后，到负责的地区进行传达布置，并约定联络信号，做好这些党的工作后，把联络地点信号报上级，然后根据上级党决定，把暴露的干部组织立即转移。1942年9月，决定我转移到揭阳石牛埔(过去南侨中学的地方)乡中心小学去任教员。与我同时转移的有平湖学校校长郑觉，女同志张英三人到这个学校。转移的地点，是完全保密，家里人都不准讲，通常有来往的更不能暴露，以保证安全。 　　    我们三人都知道是党员，但组织已宣布停止活动，没有党的组织关系故不能谈及党的工作，彼此心照不宣，只谈如何搞好教学工作，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学习，各人唯一的宗旨就是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那时候大家心情都很难过，像小孩子离开亲爱的母亲一样痛苦。 　　    过去认识的熟人不能找，而且时间隔离久了，他的情况也不了解，随便去找，会出现问题，亦把你自己暴露了。因此，只有在新的环境里去广交一些朋友，在高年级的同学中搞好关系，建立深厚的师生感情。因此，师生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常来常往，像兄弟姊妹一样的亲热。逢年过节包你有许多好东西吃。揭阳石牛埔一带地方，生活比较困难，封建意识比较浓厚，重男轻女现象也比较普遍存在。因此，这一带地方“童养媳”特别多、特别普遍，但是童养媳家庭肯给她们读书，所以学校的女学生绝大部分是童养媳。而且年纪较大。我们了解这些情况后，决定要有计划来做好这些工作：主要是鼓励她们认真学习，因为年纪大，一般都是插班生，不是从一年读起，而乡中心小学，主要是五、六级学生，故主要是鼓励她们认真读书；另一方面就是教她们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是指导她们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如一个革命的女性——蔡畅，再其次是教育她们要有阶级觉悟，什么叫阶级剥削，谁剥削谁等这些普通的常识。但是，我们也很谨慎，对于童养媳问题我们就少去过多的评论，不然就会变成童养媳读了书就要闹革命。因为这个问题，农村是最敏感，不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不轻易谈这个问题。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女学生特别和我们的女教员亲热。和我们男教员感情还是可以，但我们对这些问题也特别注意，避免无谓的麻烦。 　　    我们和学生关系密切了，也便利我们到学生家庭去家访，实际上作了一些有益的社会调查。故我们对年纪比较大的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社会地位，乡村情况，政治情况，这些都较为了解，也很好的填补我们脑子里的空白，增加了不少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知识。 　　    为了便利在学生中开展教育工作，教师都公开宣称已结婚了，这样可减少许多麻烦。我们在石牛埔乡中心小学半年，只有二次出校外。一次是一些六年级同学毕业后去金坑中学读书，要我们去学校看望他们。我们经常三人多方商议，去还是不去?不去好像不大近人情，去了如果碰到一些熟人怎么办?结果我们还是去了。到了金坑中学，同学们很热情招待，详细介绍学校和各人学习情况。使我们了解一些办学的情况。同时还带我们去看学校设施和规模。我们觉得金山山下开办一所金坑中学，确是不错，校舍整齐，校风也好，同学在那里读书，充满信心，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第二次，就是窜到鲤湖圩去看看。鲤湖是普宁靠近山区的一个重要圩镇，经济是相当发达的地方，它又是揭阳水渡过榕江的一个经济贸易物资的集散地，是普宁和揭阳二县货物相互交流的重要圩镇。但距离石牛埔不远。不知怎样我们三人不约而同的想到这里跑跑透透气，结果在一个星期天我们三人渡过榕江来到普宁的鲤湖镇。我们像久禁鸟笼的一样雀跃，一样高兴，觉得天地好宽广。到鲤湖镇来干什么?卖东西吗?没有多少钱，上餐饭吗?穷书生没有这份福气。那来目的在那里，一来领略榕江边修竹森森，风景秀丽；二来考察考察鲤湖的商业如何繁荣；三是好久不见，而想念很深的鲤湖“炒米果条”。说到鲤湖米果条，它是又白又嫩，柔如柳丝，使人想起揭阳埔田米果条、新圩米果条，这些米果条还没尝过，首先就尝尝鲤湖米果条了。三人走进一家米果条铺，炒了三斤米果条，还炒了点肉丝，觉得味道十分好。三人吃完后，溜溜街道，山货还见不少，人群熙熙攘攘确是热闹，跑了大半天，也没有碰到一个熟人，真是高兴，下午三时半离开鲤湖，再渡榕江回到石牛埔分中心小学。这时，太阳将下，红霞满天，我们一直沉浸在欢乐之中。 　　    到了1942年年尾，石牛埔乡中心小学校董主席要再聘我们在那里教学，但介绍我们到揭阳的杨英伟同志要我们潮阳深洋学校任教，因为石牛埔乡中心学校校长是该乡的伪乡长，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辞去，我们三人也就各奔前程了。 　　    1943年2月，我们便来潮阳县深洋乡小学。校长是同乡原共产党员卢煤同志，到学校改名为卢植三，教员除照顾校董主席陈树意的亲戚介绍来的一位女教员，洋汶人，是国民党鹤洋的县府一个科长的老婆生活较为讲究之外，其他还算可合作。其余教员皆卢校长安排。原共产党员还有我和蔡同志，我也化名为李勉之，教务主任郑惠河，体育教员李明连，还有二位女教员，一位是陈佩辉，一位是校长夫人秦励文。我们都是由校长聘请的，大家都很协调，很好合作。 　　    深洋驻有国民党一个团的防务军队，团长叶伯刚，他的部属经常来学校探望。因此，我们在思想上也提高警惕，在教学方面特别注意，生活作风也注意朴素大方，语言方面也绝对避免过去使用一些词句，注意社会化，大众化。因此，虽然环境是这样，但我们和校董和国民党部队之间，没有发生过磨擦和意见，校董主席陈树意家住学校旁边，无事夜间来学校与校长、郑惠河等玩麻将，不见赌钱，感情还十分融洽。 　　    学生不论低年级或高年级学生，一般都非常纯洁，尊敬老师，有一点山乡的孩子的味道，生活十分朴素可爱。 　　    1943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汕头和潮汕各县城，加上日寇南侵。南洋群岛交通中断，番批无寄，国民党反动统治，加上大旱灾，因此潮汕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奸商屯积居奇，政府高征剥剥，苛捐杂税。因此民不聊生，盗贼四起，群众自发组织“犁会”、“耙会”，上山竖旗帜。大路上死尸遍野，惨不忍睹。据初步统计1943年饥荒年潮汕饿死的约30万人，在这样情况下，学校还是保持下去，保证每月每人的生活。可是我家里一共有八口人，把所有极少田地都卖光食光，家里所有能变卖都拿出来卖了，能活一日算一日，谁也不知道能活到几时。我的小弟饿得不像样，双脚肿得很利害，老师劝他不要再来读书了，他哭着回家，母亲又弄来什么东西糊糊口，又哭着要回学校读书。邻居都这样说，看来阿矮一家，恐怕只有秋逢一人能活下去。为了生存，逼不得已母亲和卢校长的母亲，把二个年轻的孩子——李志名和卢国华把他们装进竹箩框，二个轮流挑，从普宁的流沙一直挑到潮阳的深洋学校来了。从一早出发，到很晚才到学校，一共步行一百多里，也算是一椿奇闻。二位老人在学校稍为休息，第三天每人各带十多斤米回家去，暂且能养活命。 　　    饥荒的孩子食量特大，与公家和老师合在一起生活，有点不方便，我便提出到分校去居住，同时把弟弟放在分校读二年级，还可在那里自己做饭，一人的薪水作二人生活，整天食蕃薯稀饭，这样就可保证不受饿，能活下去又能读书，在那个时候算是最好的了。 　　    深洋的学生是很热情，对我弟弟的到来，不是歧视，而是同情，而且热情帮助，有时我有事不能马上回分校，学校的同学就去分校和小弟弟一起作功课读书，一直到我回来为止，那时有不少高级年的男女生，都把家庭最好的东西拿来给老师，到了节日，东西就更多。平时食蕃薯稀饭的蕃薯不用去市场买，同学们拿来的就食不完。 　　    半年、一年过去了。因为深洋有国民党的驻军，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对这里也很注意。有一天，恰巧是星期天，卢校长与蔡老师在学校玩麻将，这时有人报警，日寇飞机来了，我即跑向学校门前一条小河的桥墩下躲避，一时间飞机声隆隆，丢下来炸弹轰然一声。此时，蔡老师正要打开后门出去躲避，弹片即射到他的腿上，一时鲜血淋漓，即时请校医包扎，蔡老师有点懊悔，精神刺激很厉害，神经有时有点不正常。最后大家还是觉得到我家力暂住好，一来近流沙，请医生看伤口容易；二来蔡原来是党员，且是区一级干部，对我信得过，因此从深洋坐挢到斗文我家住下来。 　　    我亲自上流沙找余秉坚医生来对老蔡治疗伤口。经过半个月的医治，伤口逐渐痊愈，老蔡先回深洋学校去。 　　    下半年开始，老蔡仍在深洋任教，校董很体谅和同情。我和老蔡一直是以共产党的阶级战友看待。但老蔡受这场打击心里非常痛苦，况且又是在党组织停止的时期，心里十分纳闷。我知道老蔡这样心思，因此晚饭后一同散步到学校的后山去逛逛，这里绿树成荫，风光秀丽，满山遍野是柿子树，旧时八月后这里开始做柿饼，到处都搭着晒柿饼的竹棚。清甜的柿饼味，晚风吹来，特别清爽。可是怎么样也吹不散老蔡胸中的闷气。往往漫步回来已是万家灯火了。 　　    好容易渡过了半年，老蔡神经仍有点毛病，有时讲错话。1944年上半年老蔡只好转移另一个地方，即到潮阳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去——就是龙港小学任教员，但精神还是如此，但在学校各方照顾下面，还能勉强住下去。 　　    这学期，我由陈三同志的推荐，到了上练公学任训育主任。校长张五云是个很好的进步人士，教务主任陈龙，教员有古凤芳、马章、张胜声和我，我这时名叫李勉吾。这班人马，除了校长和他儿子胜声还是群众之外，其余原都是共产党员。故在教学和合作上完全没有问题。 　　 　　    在上练公学半年经历二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个碰到的问题：由于日寇活动猖狂，曾谣传日寇要驻贵屿，如果驻贵屿，上练这个学校他们一定要来清剿。因此与校长商量，学校由校长看管，暂时开不了课，形势十分紧张。我们五位教员和邻近的学校老师(俱是党员)想找门路要去东江游击队，一夜间奔跑到山狗寮。在那里住了几天，商量如何去东江游击队。经过多方探讨和研究，因为路线不熟悉，且缺乏熟悉的人，怕贸然而去，没有一个好结果。因此，住几天之后，学校那边形势也趋安全，学校也要求复课，因此，又转回来上练公学。 　　 　　    第二问题：就是1944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大抓共产党进步人士。上练公学，历来是潮阳党所掌握的较好的学校阵地。上练周围分校如龙港、草里西(即下尾欧)学校等历来都是党所掌握的学校，如下尾欧学校好久是朱泽涛、陈俞在那里任教。但是在组织停止活动时，这些地方的学校，比较彻底地把干部调离开了。陈俞调去普宁大陇，朱泽涛也调走了。 　　    1944年的十月，一个早晨，我和陈俞等刚吃过早餐，大家都在那里聊天。一群身穿便衣的特务直奔校务，查阅教职员履历表，要找陈俞和朱泽涛。校长在校务处给他们说，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一个陈俞和朱泽涛，其他地方那就不知道。经过一个小时的磨姑战术，他们也不得不走了。 　　    经过了解，抓人这一行动，是国民党的统一行动，全专区各县同时行动的，潮阳溪头学校杜文斐被他们抓去，陈华抓不到，普宁张珂敏也被抓了。一时，黑云压顶，也引起我们充分警惕：“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党组织停止活动，但我们相互间应该很好的讨论和研究。 　　    在上练来查抓人的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我便往普宁去。陈俞的家乡是蛟炳坛。距离上练有六十里，我一早到达他的家里，他夫妇俩在磨垄。我把情况告知他们后，他们便马上离开蛟炳坛，我心里才较为安定，慢慢地又回到上练公学。 　　    隔了不够半个月，陈三又到上练公学告诉一个坏消息：“即叛徒姚铎，听说要回潮汕来，我们要很好地准备，主要是准备一些枪枝，无论他跑到那里，就要把他枪毙在那里。”隔了不久，就在报上看到他在简易师范被人枪杀未死，还放了不少言论，意思是说，他心里明白是谁干的。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他被彻底枪杀死了，这是地下党的武装，在上级党的严密布置下面，乘他出来看运动会的时间，我们的武装人员，前后夹住，他警觉有人跟踪，即跑到简易师范学校厨房，我们的武装人员，即开枪击毙。并检查是否彻底死了，见他已完全死了，我们的武装人员扬长而去。揭阳县的反动武装即时出动来追击，到了南河过渡，两人都潜人河中，一人不幸中弹身亡，一人游到岸边芦苇丛中安全回来，此人就是解放后曾任汕头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李亮同志。 　　    1944年底，上级党决定恢复组织活动。1944年的春节除夕，杨英伟同志通知我到他家定厝寮去找去，他当面宣布：组织决定恢复活动。他详细审查我在二年停止组织活动中的情况，决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然后要我立即回到家里把过去所领导的党员，逐个审查恢复。我立即回到家里，这时正是晚上十点钟，我爸爸说：“我想你回不来呢。” 　　    从除夕夜到旧历正月初三，我除了食饭之外，一直躲在卢礼锋同志的泥砖屋里搞恢复党组织活动的工作。逐个审查，逐个宣布，有本乡的还有外地的党员，一直忙了三天三夜，把过去联系的党员都审查好，恢复完。据乡中有人传出来的消息说，斗文乡有30个黑名单，我特别交代党员要十分警惕，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布置一些党员去了解清楚情况，然后采取措施。我时时这样想：30个黑名单，肯定我是第一名，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于正月初三即一早离开家乡又回到上练公学，等待组织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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