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影视戏剧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今起正式公演这出戏，老舍的新著《茶馆》（三幕话剧），这出戏通过一个北京茶馆的变迁，和许多人的生活遭遇，揭露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人民的痛苦。 　　　　《茶馆》的演出，可以使观众认识到腐朽、野蛮、残忍、多难的旧中国，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新社会。” 　　　　这是1958年的3月29日的《人民日报》对《茶馆》首演的报道。《茶馆》从那一个夜晚开始，红遍了中国。今天，我们透过这些文字，试图去观察这样一部影响了中国舞台近半个世纪的经典名剧，看到它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留下的印痕。 　　　　 　　茶馆心结：古典文化的宿命 　　　　整整42年了，《茶馆》始终是一座丰碑。 　　　　它曾5度搬上舞台，但是，演员前后却只有2班人马，一班人马是于是之、蓝天野，另一班，就是梁冠华和杨立新。站在90年代末的《茶馆》新版，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这一点，和另一部经典话剧《雷雨》大不一样。几十年间，《雷雨》可以由不同的剧团，在不同的地点，一代又一代地演，而《茶馆》却不能，它只属于北京人艺。《茶馆》的排他性，决定了它在中国舞台艺术上的特殊地位，几乎成为北京人艺的独家经营的“专利”。今天，人们一想起《茶馆》，就会想起王利发的一招一式，那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场景，都是刻意经营的范本。 　　　　在学者们看来，《雷雨》和《茶馆》各自代表了一种古典文化的图象。三、四十年代的十里洋场，和解放前的旧都帝京，构成了舞台丰厚的底蕴。它们的区别，是海派和京味的差别，前者以家庭为视角，透视新旧时代的冲突，后者则以茶馆为载体，隐喻世象更替。《雷雨》体现了做戏的极致，《茶馆》展现了市俗的生活，两者是中国话剧舞台的两极。 　　　　《茶馆》是不可复制的。它不仅代表了话剧的鼎盛时代，话剧迷们引以为豪的激情岁月。更大意义上，《茶馆》的难以驾驭，在于它所代表的一代文化的消亡，城市边界的扩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时尚都发生巨大改变，京都遗韵，变成往事不可追寻。于是之，黄宗洛，郑榕等的表演，也变得难以复制，《茶馆》中的30多个人物，反映半世纪的沧桑，这种宏大叙事中包藏的社会文化信息，对后人来说，成了不可破译的密码。 　　　　复排《茶馆》简直是一场冒险。对京都往事同样一往情深的姜文，曾经买断了《茶馆》的改编演出权达数年之久，终于不敢轻易动手而放弃，转向了自己熟悉的阳光灿烂的60年代。今天，林兆华泡的新茶，虽然清新芳香，却少了那股历史的陈味，他对经典的解读，更像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 　　　　“马，死马是医不活的，活马是早晚要死的。”正如老舍这句著名的台词一样，《茶馆》的艺术成就是综合性的。它是无法“克隆”的。这也许就是后代艺术家们摆脱不了的经典宿命。 　　　　 　　茶馆奇观：传统表演的终结 　　　　一晃42年，《茶馆》对后人影响是巨大的。后来的话剧表演，无法超越《茶馆》，它为中国的话剧树立了样板，它所确立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成为“北京人艺演艺学派”的核心话语。艺术家们在台上身怀绝技的表演，把市俗语言发挥到极致的能力，在今天看来，简直成了舞台奇观。 　　 　　 　　　　每次看《茶馆》，都是一种仰视。因为，那种刻骨的表演，是高可不攀的山峰。许多人怀念《茶馆》，演员创造了舞台表演的经典程式，举手投足，人物形象都入木三分。50年代，那是一个属于舞台的时代，大批话剧艺人都经过正统的科班训练，他们的表演，是真正源自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底气十足，醇香醉人。 　　　　在新版《茶馆》中，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表演：生活化。濮存昕、梁冠华不再“端着架子，提着气”，一切尽可能贴近现实，讲究自然和生活化，犹如“贫嘴”张大民在电视荧屏中那样洒脱随意。无论观众反应如何敏感，这其实是电视时代的表演对舞台神话的终结。 　　　　杨立新、何冰等电视喜剧明星们在“演绎”《茶馆》时，似乎感到了巨大的心理恐慌和文化准备上的不自信。如何化解习惯电视的即兴表演和传统舞台程式形成的尖锐对立，这是对演员的严峻挑战，或者说是对演技的考验。 　　　　《茶馆》的不可解读性，从技术上说，是表演观念上的差异。当年，在以舞台为中心的美学法则下，于是之等老艺术家的表演，几乎是意象式的聚焦，他们反复体验生活，接着了旧都的地气，甚至借鉴了戏曲技巧，因袭了帝京神韵，对小市民的描摹刻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而今天，以镜头为核心的时代，无可避免地使演员的表演法则，发生重大改变，不求神似，但求形似，当新派演员带着复古激情，粉墨登场时，他们无法超越的自然是历史和文化这道门槛，在酒吧茶坊越来越多，正在飞速取代大茶馆的年代里，后人甚至连体验生活，都成了一种奢望。 　　　　新版《茶馆》的剧场，充满着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氛围，这是怀旧和唯新，两种不同的观剧情怀在反复纠缠，濮存昕放任松弛的创造，和英若诚恪守严格的程式，传递的是不同的时代信息。相见不如怀念，对泡惯旧茶馆的观众们，最担心的是，传统《茶馆》艺术的绝迹。 　　　　怀念茶馆，还不如说，是对经典舞台的追忆。当于是之、李默然、焦晃等这些名字，渐渐从人们记忆中消退后，那也意味着洋溢着传统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话剧时代的终结。 　　　　 　　茶馆记忆：市井生活的挽歌 　　　　仅仅42年，《茶馆》就成了文化古董。实在让人感喟时代变迁之快。在文化和表演都无法对位的情况下，唯一能见效的复制方法，就是仿古做旧。实际上，我们在舞台上也看到了导演林兆华在这方面的用心良苦。 　　　　新老《茶馆》，最大的不同是对市井生活形态的雕琢上。为展现旧京风俗，新版《茶馆》在台上铺陈了许多民俗符号，原来八张桌子三面墙的经典格局，被开放的茶棚、店铺和街道所取代，大幕两边都搭起了当铺和雅座。各种老北京的叫卖声，拉洋车、剃头挑子、买烤白薯的，在台上穿梭交织，犹如一幅民俗展览。 　　　　这种做法转移了观众视线，却也有背离原作精神之嫌。老舍为我们营造的《茶馆》，民俗况味是融入演员角色之中，通过言谈举止体现，是活的载体，给人文化上的视听满足，是天然物化。而林兆华的实景堆砌，则是刻意营造，犹如画卷般庞杂，淹没了人物。《茶馆》在文学价值上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东方艺术特有的意境：蓄势待发，含而不露。老舍笔下那种“3幕戏50年”的大写意。“透过茶馆看中国，一句话说世界”的机巧，恰恰是根植于市井文化的真谛，镇定自若，却又深刻入味。新版《茶馆》对民俗图景的描摹，反有添足之憾。也许，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叙事策略吧。 　　　　如果说，《茶馆》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留下巨大背影的话，那么，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平民精神。关注市井，这几乎是后来北京流行文化的通用话语。老舍集大成式的“小人物”叙事，一直是京都文化的重要特征。 　　　　茶馆，象征着市井生活，老北京，有着社会底层的社会图景，这些风景，比故事更加亲切，往往比汹涌奔腾的政治、军事激流更加动人。伴随着京味话言的传播，“小人物”在各个时期都能“走火”。90年代以来，从王朔的市井小说到冯小刚的贺岁片，从编辑部的“李东宝”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无不受其影响。“京味话剧”能走南闯北，红极一时，得益于丰富的市井生活。 　　　　当下文艺作品中，越来越多的“伪民俗”，表明了城市在生长中所经历的痛苦。传统市井正在成为记忆。古老街区的断垣残壁，代表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消退。茶馆，之所以这么珍贵，因为终有一天，它们也会变成老北京的城墙。把它们一古脑搬上舞台，不过是无可奈何的最后挽歌。 　　　　电视、电脑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泛视觉化的冲击”，荧屏和网络充斥记忆碎片，人们崇尚感官刺激，没有故事，没有历史，只有现在和瞬间，网络时代使天涯真正成为比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不需要场馆，大家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再关注，对艺术的感觉越来越麻木。 　　　　《茶馆》正在变成古老京都的童年记忆，里面寄托着人们对市井生活的所有怀念。 　　 　　 　　《茶馆》的五次公演 　　第一次上演 　　　　时间：1958年3月29日 　　　　地点：首都剧场 　　　　记录：1956年，12月2日，老舍先生来北京人艺，在205会议室亲自给大家朗读新创作完成的3幕话剧《茶馆》。2年后春天，由焦菊隐、夏淳导演的《茶馆》在京公演，反响强烈，成为“现实主义经典之作”。当时北京人艺院长曹禺称：“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一幕”。 　　　　 　　第二次上演 　　　　时间：1963年5月 　　　　地点：首都剧场 　　　　记录：《茶馆》复排上演，当时受“左”的干扰，在重压之下，剧中被硬加进了所谓“红线”。如学生游行示威的情节和一些学生标语口号式的台词，在第3幕结尾时，安插了让常四爷给学生送开水助威的情节。 　　　　 　　第三次上演 　　　　时间：1979年2月 　　　　地点：首都剧场 　　　　记录：老舍先生80诞辰之际，北京人艺原班人马重排上演《茶馆》，次年9月至11月，北京人艺《茶馆》应邀访问西德、法国和瑞士3国，全程50天，访问了15个城市，共演出25场，这是我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1983年，赴日演出，1986年赴香港、加拿大和新加坡，1988年，《茶馆》应文汇报邀请访沪演出，那是《茶馆》演出史的巅峰。 　　　　 　　第四次上演 　　　　时间：1992年7月16日 　　　　地点：首都剧场 　　　　记录：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时，于是之宣布告别舞台，老版《茶馆》完成最后的第374场演出后封箱。在剧场如潮的人群中，原班人马泪别观众。 　　　　 　　第五次上演 　　　　时间：1999年10月12日 　　　　地点：首都剧场 　　　　记录：北京人艺由林兆华执导，以全新阵容在京复排《茶馆》，到2000年3月1日，新版《茶馆》连演了71场，票房收入500万元。5月，该剧南下到南京，上海巡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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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0/7/25 23:1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