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学者介绍——刘光贲
刘光贲（１８４３－１９０３），字焕唐，号古愚，陕西咸阳天阁村人。出身于没落地主阶级家庭，幼年丧亲，家境贫寒，白天卖饼，夜间为人推磨，过着生活常常不继的日子。然而，少有大志的刘光贲却最爱读书，他跑书摊，寻书馆，好学不休，如饥似渴地苦读孔孟儒家经典。而且“论史谨严”、“识高义远”、“治经精透”，除通晓经史之外，还通音韵，知天文、懂数理，是当时关中甚至西北负有盛名的大学者。出生于“关学”之乡的刘光贲，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关学创始人张载以及冯从吾、吕泾野、李二曲等关学先辈颇为敬仰，受关学思想很深，这对他一生理论与实践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曾入府学，肄业于关中书院。３２岁时刘光贲始为乡试举人，其后因会试进士不第。便铭记横渠先生名言“熟能少留意于科举，相从于尧舜之间”便绝意仕途。他在应考期间，从省城到京城，亲眼看到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签订的许多丧权辱国条约。他痛切感到“中国以后将时时与英德等国相周旋，专求旧学，不足以维护中国之局”，“中国唯变法不能图存”。他的学术改革主张和教育救国思想亦更加坚定。与此同时，刘光贲通过他的弟子陈涛、李岳瑞等联络介绍，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取得联系，经过来往交流，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希望。于是他倡议废八股，习算术，立新学，举实业，培养新型人才，与康梁变法运动相呼应。把自已维新改革的主张贯注于教育内容之中；倡导新学、实学为主的教育实践活动。他认为“西人之学，皆归实用”故而民富强“中国之学，虚而不实”故而国势贫弱，国家要富强，必须“痛改故习”讲求实学，学以致用。他在任味经书院山长(校长)时，在书院内设时务斋,讲求实用之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向陕西学政赵惟熙提出了“崇实学”、“预教训”、“习测算”、“广艺术”的十二字革新教育的建议，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亲自创办崇实书院，以讲求实学，培养实用人才为宗旨。在讲求实学的办学方针下，他大胆革新书院传统的教学内容，开始与长安举人著名关学学者柏景伟创办“求友斋”，除讲授经史之外，就开设了天文、算学、时务、地理等新学课程，后增设西学内容。特别重视算学，他认为“西人富强，以制造奇精，原本算术”。在他的倡导下，书院刊刻了《梅氏筹算》、《平面三角举要》等数学著作，并在书院设立售书处。同时还研讨西方国家富强之术和国内现状，以西方各国史地、政治、语言，而且还开设兼学、电、化、医、矿诸学。把崇实书院初设“致道”、“学古”、“求志”、“兴艺”四斋。最后并为“政事”、“工艺”二斋，更加重视格致、算学、制造、英文等，传授了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刘光贲为实现其教育救国主张，除了在书院执教以外，又会同地方官员在关中储粮借款，积资办学。在咸阳、扶风、礼泉等地设立义学多处，更可贵的是他节衣缩食，将自已微薄薪俸的一部分积累起来“躬设义塾数百所”，并在三原建立了“励学斋”广泛吸收农工商子弟入斋学习新学课程。同时还主张广开民智，遍设乡学，普及民众教育，学风提倡无门第之分，他批判当时国民教育只为富室子弟服务的弊病，指出“工农商皆为孔教之人，苟专心向道，皆能同于圣人”。并且把各乡是否办学，做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主要内容，凡乡级不设学堂者或子弟不入学堂则施于处罚。刘光贲因积极支持康梁变法，当时被称为南有康有为，北有刘古愚。变法失败后，刘光贲被革职崇实书院山长职务，此后他退居礼泉县九 山下的烟霞草堂（即复幽学社）继续从事讲学。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陕甘总督崧锡俊邀请刘光贲赴甘肃讲学，他念及“秦陇一家”，为了消除边地种族之争，融合回汉，同施教化，共御外侮，欣然应邀前往，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为普及民众教育，开设地方学校，培养师资等，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同时，又主张发展西北畜牧及毛纺制革事业，堵塞毛皮原料外流。把全部心力用于毗邻甘肃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开发事业，他自谓“国事至此，敢惜身乎！”但因过渡疲劳，于当年九月病逝于兰州，时年六十一岁。其主要著作有《立政臆解》、《学记臆解》、《大学古义》、《孝经本义》、《论语时习语》、《烟霞草堂文集》等。作为爱国教育家的刘光贲，他的教育救国思想虽不能实现，但确也为社会造就了大批有用人才，他的主要弟子有：于佑任、杨松解、张季弯、冯孝伯、王授金、杨西堂、朱佛光等。这些弟子在陕西乃至西北军政文化教育界，均起过一定的作用。刘光贲从事讲学和社会教育，三十年如一日，勤于教务，教书育人粗衣淡食，一丝不苟，养成了他性格刚毅至诚，平易近人。但又敢冒犯权贵，严峻自持，确是一位思想开明，品学并重，热爱祖国而值得纪念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张世敏整理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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