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茶馆.>一剧完成于1957年,它的演出被认为是那个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事实.作此判断的依据在于这样一种文学史认识:它恢复了在高度体制化年代文学已经消失了的审美品质(人物丰满,语言的个性化,结构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它暗示了一种可能:在文学一体化的年代,我们的作家依然可以通过对艺术良知的再发现而创作出相对优秀的作品. 　　我的关注点并不在于<茶馆> “无疑是老舍在当代的杰作”①或者是否是“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单一苍白的想象”②.我质疑的是这样一种对<茶馆>进行叙述的文学史的前设:在一个体制化的年代,不会产生出超越体制的作品.因此<茶馆>才是 “杰出的” “经典的” 　　我的质疑来源于另一种文学史事实,那就是,同样在高度一体化甚至法西斯极权体制内,前苏联产生了<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这样有分量的作品.问题在比较的视野中凸现出来:为什么<茶馆>不能跻身于一流作品之列?或者更低调一点,为什么它的第二,三幕的艺术水准比第一幕低,成为批论家所谓的 “未完成的话剧”③? 　　 为此我们应该回到书写的 “现场”,进行一次还原式的文学史之旅,从而达到罗兰巴尔特所谓的历史的可理解性. 　　 1949年以后老舍迎来了他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期,1949---1966这17年时间,他创作了包括剧本,小说,散文,创作谈等文体在内的共200多万文字.创作热情是值得肯定的,但质量却与1949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降低.在<龙须沟>,<两面虎>,<方珍珠>等作品中,那个现代文学史上以幽默,带泪的笑去描写京都市民生活的老舍在文本中渐趋消失了,我们读到更多的是一个 “听将令”的老舍,用程光炜在<文化的转轨>中的话说就是走了一条“从由衷歌颂到按照别人的调子奉命歌颂”④的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也就是老舍的个人艺术意识服从体制意识的一个过程, 一个显著地例子就是:1952年2月动笔写的<春华秋实>经十稿才完成,包括市委宣传部,公安局,区委会,剧院领导,直至中央(胡乔木)都参与进来了,而这些人关注的不是剧本的艺术性,而是剧本是否和 “政策”保持了一致⑤.老舍就这样不停地修正剧本,最终沦为体制的喉舌.老舍显然对此有所察觉,在1953年<剧本>5月号上发表的<<我怎么写的<春花秋实>剧本>>中,他不无谨慎的反思: “以前,我多少抱着这个态度,一篇作品里,只要把政策交待明白,就差不多了……这样写出的东西就只能是一些什么的影子,而不是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艺术品.经过这次首长的指导和鼓励,以后我写东西要放开胆子,不仅满足于交待明白政策,也必须不要委屈艺术.”⑥一句 “不要委屈艺术,”道出了老舍的艺术意识的复苏,这为<茶馆>的写作提供了内在条件.而1957年 “百花齐放”所带来的体制上的松动为其提供了外在契机. 　　 <茶馆>就在这两重契机中产生了.但情况显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们要追问的是,仅仅有艺术意识的复苏就可以写出好的作品吗?<茶馆>剧本本身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作为 “杰出”剧本的<茶馆>第一幕和第二,三之间有很大的不相容性,如果说我们在第一幕中读到的是一个 “自由自在”的三,四十年代的老舍.那在第二,第三幕中我们读到的就是一个在1949年后被体制同化并产生身份认同的老舍,这个老舍,他始终无法抛弃通过 “揭露旧社会,讽刺旧社会”而为 “新社会”作证词的思维方式.在此,我们初步接近问题的症结,身份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老舍乃至一代知识分子的西西弗斯神话. 　　 50年代以后,当代作家的 “身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1949前年代,作家和体制当然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隐形的,是一种语境和个体的关系.而在50年代及以后的近30年中,这种关系被充分明确化和可操作化.杨晓民和周翼虎的<中国单位制度>中谈到 “强有力的政府借助于军事和群众积极的组织活动,对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进行社会强制性整合”⑦.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的 “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一节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在洪看来,正是通过文学机构,出版业和报刊等体制化的媒介物,当代知识分子才从外到内被体制控制⑧.其实更大的危机并不是 “强制性整合”或可见的官僚组织,而是这些整合变成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合理解释,并上升为福柯所谓的权力话语.作家将其内化成为一种自我意识,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并随时随地对 “异端”进行精神污染治理.老舍正是这种精神症候学的典型个案. 　　 早在1950年北京文联成立大会上,老舍就有了强烈的 “身份意识”,他在开幕词中说: “北京文联的成立,由各方面看,都是必要的.从北京市人民政府看,因为政府是人民的,就理当有个群众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团体,好帮助政府和党,在文艺上为人民服务.”⑨并推而广之, “从全国文联来看,全国文联若没有各地的文联作基础,便不易推动工作.”对体制的认同竟至于斯!在老舍看来,他是人民的一员,而政府是人民的,那政府(体制)表达的就是人民的,他的属于人民的强烈身份意识使他永远都不可能超越体制的话语去叙写另类故事,所以,在艺术意识或艺术良知要求他去写他的小人物,他的老北京,他的有节制的幽默时,他的身份意识却要求他 “听将令”,去为他生在其中的伟大乌托邦唱赞歌,这就是<茶馆>的矛盾.,也是老舍的矛盾.我们在此可以窥见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不可承受之轻! 　　 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中确认了他的知识分子观,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目的不只要造成社会运动,而且要塑造与此运动相关的整个文化形成(culture formation),而赛义德更进一步,知识分子在塑造文化形成之时更要有一种魄力,敢于对不合道德或人类利益的文化及其相关体制进行批判,即使这种体制是自己亲手缔造⑩!这是另一种 “身份意识”,或许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老舍,我们的 “郭茅巴曹”能够拥有如此的身份认同,我们的文学或文化史将会改写.但历史不容想象,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承受认历史痛苦的全部合理性. 　　 　　 　　 　　 　　注 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封一,三联书店2002年 　　③程光炜<文化的转轨>,第21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 　　④程光炜<文化的转轨>,第19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 　　⑤程光炜<文化的转轨>,第195,19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 　　⑥老舍<<我怎样写的<春花秋实>剧本>>,1953年<剧本>5月号 　　⑦转引自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第213页 　　⑧参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第187—218页 　　⑨老舍<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开幕词>,见<老舍文集>,第16卷,第2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⑩参见赛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 　　 　　http://chinese.pku.edu.cn/bbs/thread.php?tid=12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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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11/4 8:2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