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学术探讨

巴金称老舍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说他是“中国当代的人杰”，他是惟一得到“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现代作家。研究老舍的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但关于他的生平传记则相对平静得多。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曾经在国外生活过较长时间。1924年9月－1930年2月他赴英伦三岛，执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1946年3月－1949年12月他又远渡太平洋，在美国生活了将近四年。这两段时期因各种原因留下的资料少之又少，成为老舍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力图从各种资料入手勾勒出老舍的留美生涯简图。 　　 　　 　　出行之前 　　 　　 　　1946年3月5日，老舍与曹禺乘坐美国的运兵船“史葛将军”号，起程离开上海，向大洋彼岸的新大陆驶去。他们此行是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去美进行讲学和访问。 　　 　　此时美国邀请两位中国作家访问是有自己特殊考虑的。在他们两位访美之前，文化界名人郭沫若、物理学家兼戏剧家丁西林等人已经应邀访问了苏联，并有详细的访问记问世，影响较大。而茅盾也将于1946年冬天访苏。他们的接连出访，发生在二战刚刚结束、美苏两个大国开始争霸的背景之下。两大国不仅要谋求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霸权，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也展开激烈争夺。面对苏联频频邀请中国文化名人访问的举动，美国方面自然会作出反应。而在当时的中国，抗战虽然胜利，但政局仍然动荡不安，一场规模空前的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在此形势下，美国外交界的一些“明智之士”也把目光转向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并把他们作为重要的争夺对象，争取在同苏联的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谋求均势。 　　 　　当时，在促成老舍、曹禺访美一事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在美国驻华使馆任联络员的威尔马－费正清（Wilma Fairbank），另一位是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的约翰－金－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g）。正是他们向美国国务院建议，邀请两位知名的中国进步文化人士访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老舍。他的《骆驼祥子》刚刚被以《洋车夫》为名译成英文，其深沉的语调、优美的文笔和异域的风情顿时吸引了美国读者，畅销一时，影响甚大。而老舍本人在八年抗战中一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在文艺界享有很高的威望，邀请他自在情理之中。而当时曹禺已经成为戏剧界的代表人物。作为对苏联邀请郭沫若、茅盾等人访问的一种反应，请他们两位访美，在影响上不会比前者差。 　　 　　当他们离开重庆动身赴美之时，张治中将军设宴送行，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冰心等作陪。老舍以他惯有的幽默说，将去美国一年，此行是把他拿出去展览一下，说得来宾哄堂大笑。有记者曾问老舍对赴美讲学有何感想时，老舍开玩笑说，此次赴美是“放青儿”，好比是一头骆驼，春天到张家口外去吃青草、换毛，然后马上回来，以做更长途的跋涉和承担更沉的负重。他们到上海后，上海文艺界也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有一百多人参加，并留有合影。起程前，美驻华大使馆也为老舍和曹禺举行了鸡尾酒会。 　　 　　 　　初到新大陆 　　 　　 　　经过两周多的海上漂泊，3月20日，老舍和曹禺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稍做休整后，又经芝加哥，于29日抵达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确定了讲学和访问日程。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转了大半个美国，先后访问了华盛顿、纽约、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地。 　　 　　在华盛顿，他们受到了热情接待，被安排在专门接待国家贵宾的来世礼宾馆下榻。恰好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访美，住在来世礼的甲宾馆，老舍和曹禺住在乙宾馆，两人各住一室，周围环境幽雅，室内设备豪华，异常舒适，外交部还特派专人来招待他们。由此看出，美国方面对他们两位来访还是相当重视的。 　　 　　4月，两人抵达纽约，在车站受到友人乔志高（高克毅）的迎接。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纽约战时畸形繁荣的气氛尚未消退，旅馆和公寓都非常紧张。乔志高考虑到老舍在英国生活过多年，对于西方文化必然会有高度的修养，随便把他安排在位于闹市中心、粗俗不堪的旅馆里去，显然不合适，便在一家高级住宅旅馆史丹霍饭店订了两个房间。该旅馆位于5马路81街，绿荫夹道，环境幽雅，颇具欧洲风味。经过八年抗战的辛苦，再加上从重庆来美长途跋涉的劳顿，老舍终于可以在这里安安静静地休息一段时期，放松一下，要写作也没人打扰，要会客也不失体面。过了几天，乔志高请两位在小有名气的广州茶园就餐，老舍说他们已经搬了旅馆，从史丹霍到了塔夫脱饭店。塔夫脱地处闹市，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与静谧的史丹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作为写作和休息的处所显然比不上前者。老舍他们直言相告，搬到塔夫脱，无非是因为房价便宜（美国国务院的津贴是有标准的，超标了当然要自己付钱）。 　　 　　广州茶园是当年纽约很受欢迎的一家中餐馆。他们吃了一半，忽然发现邻坐客人恰巧是与老舍同船而来的荣氏夫妇，异国相逢，自然格外亲切，推杯换盏，每个人都尽兴饮了不少酒。饭后，夫妇二人请他们到位于5马路的公寓畅谈。老舍喝了不少，话比平时自然多些，跟大家像讲故事一样讲了一段他初访美国的经历： 　　 　　他搬到塔夫脱饭店之后，一天闲来无事，便在旅馆和电影院大门前溜达。过了一会儿，一位鹤发童颜、举止和蔼的老者出现在身边，跟他攀谈起来。老舍初来乍到，茫茫人海，举目无亲，有人主动过来聊天，当然求之不得。况且作为一位作家，能有机会随时随地采访第一手资料，亲身体验美国风土人情，更是机会难得。那位老者和身边来来往往的行人截然不同，态度热情，谈吐不俗，和老舍一见如故，耐心地替这位外貌谨慎的东方人解答各种问题。两人谈得异常投入，老舍听得津津有味。一会儿，这位洋老头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对老舍说，他约好了一个朋友一起到商店去，等了半天不见人影，随口问一声老舍，高兴不高兴溜达几个街区，陪他去取东西。老舍一来无事，二来也不肯放过这一“深入生活”的好机会，欣然应允。两人从50街往南，边走边谈，漫步走过十个街区，一路上使老舍这位外乡客大长见识。走到34街梅西百货公司旁边一家商店门前时，老者忽然“啊呀”一声说：“糟糕！”原来老者与那位朋友约好，携款来取手表的，现在朋友没来，身边现款不够，回去拿又太麻烦，无可奈何之下，问这位萍水相逢的知己“My friend”随身有没有50元暂借一下，回到旅馆立即奉还。“喏，就在这家，请在外面稍等，我去去就来。手头这东西索性麻烦你替我拿一下。”既有抵押品，还怕什么，况且和这位慈眉善目的老者已经交谈了半天，不会有诈。老舍马上掏出50美元递过去，顺手把那个沉甸甸的包裹接过来，乖乖地站在路旁，继续东张西望，浏览纽约街景。就这样站在街头，左等右等，友善的老者始终不见出来。过了大半个钟头，老舍心知不妙，赶紧冲进那家商店一看，老头早已杳无踪影，从朝后街的一扇门中逃走了。自己只好顺着原路返回塔夫脱饭店，回到房间，打开包裹一看－－果不其然，里面包着几层破报纸和一块砖头。 　　 　　他用写小说的幽默口吻把这段倒霉的经历讲得活灵活现，好在笑话是出在自己身上，这也算是幽默中的上乘之作，大家听了为之捧腹。50美元买来一个故事，代价虽然昂贵了点，能让大家轻松片刻，钱也没有白花。 　　 　　 　　出游的日子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老舍和曹禺格外忙碌。他们首先会见了旅美的中国电影演员王莹，并在王莹的安排下与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座谈了两次。又经王莹的引见，拜访了旅美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当时布莱希特正在写作《伽利略传》。他深爱中国文化，在其戏剧创作中，对中国戏曲多有借鉴。能在美国见到中国有影响的作家和戏剧家，布莱希特喜出望外，与两人谈得很高兴，并与夫人隆重地以丰盛的酒菜招待他们。 　　 　　在此阶段，老舍和曹禺开始了他们的讲学。老舍讲题为《中国文学之历史与现状》、《中国艺术的新道路》等，曹禺做《中国戏剧之历史与现状》，引起了美国人对中国文艺的关注和兴趣。 　　 　　在出游的路上，走马观花，所见所闻，老舍感慨颇多。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对外的宣传，只是着重于政治，而缺乏文化的介绍，尤其是今日之文化。美国人所了解的并不是今天的中国人，而是唐宋和明清时代的中国人。他们热衷于唐诗宋词和明清瓷器，但对今日之中国文化知之甚少。《骆驼祥子》在美国做的广告，画面上是一个脑袋后面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辫子翘得高高的，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可见，进行宣传和交流是多么必要。况且，中国今日之艺术与他国相比，亦毫不逊色。比如在戏剧方面，美国的戏剧演技与剧本，虽然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水平，可是也并无过人之处。而我们的现代戏剧不管是剧本还是演技，已具备了相当高的成就，假若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老舍认为“我们的话剧决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同年秋天，应美国北方邻邦加拿大政府邀请，老舍与曹禺到该国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游览和讲学。在加拿大，他们也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各大报纸载文介绍和欢迎他们。老舍喜爱花草，观察细致。他看到加拿大许多城市的街道电灯柱顶端都挂有一对花盆，各种鲜花生长其中，并有专门设计制造的汽车给柱顶的盆花浇水。老舍看了非常高兴，也不免感叹，要是中国也有如此精巧的设施和管理手段，该有多好。 　　 　　纽约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有一座名叫雅斗的大花园，专门用来接待各国的艺术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静养、休息和创作的场所。该花园面积很大，园内各式树木郁郁葱葱，绿草如茵，鲜花点缀其中，间有小桥流水，绿树旁边，是一座座造型别致的房屋，环境非常宜人。9月23日，天气晴朗，秋风阵阵，老舍来到了这里，利用这难得的条件，开始继续创作他的《四世同堂》。老舍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清晨6点多钟便起床，来到花园，置身于怒放的菊花当中，对着朝阳，慢慢地舒臂伸腿，用打太极拳的方式来锻炼身体，其舒展自如的幽雅姿态常常引来好奇的目光。30分钟以后，便消失在他的工作间中。傍晚时分，老舍来到食堂与大家共进晚餐，然后天南海北地东拉西扯，无所不谈，气氛异常融洽、活跃。在此居住期间，老舍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并与之一起为救济国内的贫困作家而筹措资金。 　　 　　老舍和曹禺只去过南方一次，却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西南靠近墨西哥的新墨西哥州，有专为印第安人圈设的“保留地”。他们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赤日炎炎，毫无生机，周围不见一点绿色。老舍和曹禺下了车，围过来一大群土著人的孩子，衣衫破烂，面黄肌瘦，手里举着自制的陶器向人们兜售叫卖。老舍他们见了心里很难过，对比美国北方白人富足文明的生活，实在难以相信眼前的这群孩子与他们同处一国，贫富悬殊太大了。 　　 　　一些美国人的自傲和盛气凌人也让老舍感到相当愤慨。在一次集会上，一个美国人“关切”地问老舍和曹禺：“你们希望美国政府如何帮助中国？”平时一向待人温和、幽默的老舍，极其严肃地以郑重的态度对发问者说：“你们美国军队应该赶快从中国退出！”这个美国人碰了一鼻子灰。 　　 　　预定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46年年底，曹禺按原计划回国，老舍打算留美继续完成《四世同堂》的写作。分手之前，老舍十分难过，一改往日的幽默作风，脸上毫无表情，默默地帮曹禺整理行装，送曹禺上车，摇着手一直看他远去。 　　 　　一个人苦写 　　 　　 　　曹禺回国以后，老舍在纽约24大道83西街118号租了两间公寓房，一边辛苦地写着小说，一边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过着一种既紧张又十分孤单的生活，但这也没有阻挡住他的创作，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翻译，都有不小的收获。 　　 　　 　　老舍著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就是在本时期完成的。写作时间在1947年的第二季度至1948年6月底。老舍对这部小说非常满意，他曾经说过：“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他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但老舍写作此书时处境非常艰难，曹禺回国，没有朋友来往，也没有精神出去游玩。整天闷坐斗室，进行着艰苦的写作。虽然在国外呆了好多年，还是吃不惯西餐，一日三餐难以下咽，比吃药还难。住处难找，价格又高得出奇，只得住在又乱又差的大公寓里。多年的颠沛流离落下了病根，又加上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困窘和折磨，经常是疾病缠身，肚子疼，头发昏。在那里，医生地位很高，“奇货可居”，看病异常困难，老舍只好顺其自然，忍受着疾病带来的痛苦。物价奇高，且不断飞涨，他甚至到了连买鞋都觉得很困难的程度。他给好友臧克家的信里说：“外边是十里洋场，我守着斗室，冷冷清清。”可以想见他的孤独清寂的滋味。 　　 　　老舍身处异国，人生地疏，要想出版自己的小说，得有自己的代理人。首位代理人休伊特－赫薇由于家务繁重等原因，没有多久，就辞掉了这一工作。女作家赛珍珠给老舍推荐了大卫－劳埃得做他的代理人，开始了他们长时间的合作。老舍回国以后，还常常同他书信往来，可见他们合作得还是比较愉快的。 　　 　　1948年3月老舍原来计划回国，但因《骆驼祥子》摄制电影的关系，经美国务院核准续居半年。此时，老舍开始了《四世同堂》的翻译工作，合作者是浦爱德。她从小生活在山东沿海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里，会说中文，但不太会写。抗战时期，她曾在美国组织募捐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老舍在纽约的时候，她也回到了美国，住在纽约。基于浦爱德的特殊情况，在翻译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种奇特的合作方式。首先是老舍一段一段地念给她听，她随即翻译成英文，用打字机打下来，给老舍看。经老舍确认无误后，再进行下一段翻译。从1948年3月至8月，他们几乎每天晚上7点到10点都在一起工作。除了浦翻译的速度有些慢外，他们合作得还是很不错的。浦的翻译受到了赛珍珠的肯定和赞扬，认为翻译得很好，进展顺利，应该继续合作下去。《四世同堂》的英译本1951年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取名为《黄色风暴》。 　　 　　《鼓书艺人》是老舍在美国完成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完成时间大约在1948年夏到年底。这是老舍的惟一取材于重庆的一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曲艺艺人生活和他们的思想转变。该书是以老舍的好友、著名的鼓书艺人傅少舫和养女傅贵花为原形的。这部小说对研究老舍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标志着老舍思想的重大转折。该书是边写边译的一部书。译者是美籍华人、翻译家郭镜秋。老舍写几章交给郭，郭译后还几章，再取几章新的，翻译时间比写作时间稍晚一点。大约在1949年春天完成，1952年在美国出版，书名是The Drum Singers。老舍回国以后，也以同样的题材创作的话剧《方珍珠》，可以看作是《鼓书艺人》的姊妹篇，对两者做一下比较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老舍在美国写的第三部作品是根据他的短篇小说《断魂枪》改编的三幕四场英文话剧。该剧据说是老舍应美国学生的要求而创作的，但没有正式出版。1986年才在哥伦比亚大学被发现，经舒悦（老舍的孙女）翻译为中文，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全集》以《五虎断魂枪》为名收入。它对研究老舍的思想变化也有重要的作用。 　　 　　除了《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以外，老舍还组织了《离婚》、《牛天赐传》的翻译，加上1945年的《骆驼祥子》，这样先后有5部作品被集中地介绍给欧美读者。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欧美读者知道中国现代的文艺是始自老舍的。 　　 　　除此之外，老舍在美国还创作了一个作品叫《唐人街》。这部作品很可能已在美国发表。因为在老舍和代理人的通信中有它的出版合同方面的记载，但迄今为止还未被发现。从篇名来看，这应是一部描写中国人异域生活的作品，与他在英国讲学时所写的同类作品《二马》很有比较之处。这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挖掘的课题。 　　 　　 　　他乡遇故知 　　 　　 　　此时老舍身处异国，一个人苦写，其孤寂情绪可想而知。能有老朋友相见，肯定会喜出望外。 　　 　　1947年10月9日，老舍在纽约得以与老友冯玉祥将军相会。冯玉祥此次赴美，以考察水利为名，实际上是为了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他和老舍从抗战初期相识，从武汉一直到重庆，冯玉祥在生活上和经济上给予了很大援助，解除了老舍的后顾之忧，从而使他能集中全部精力进行文艺创作和从事抗战文艺的组织工作。冯玉祥一生戎马倥偬，也爱吟诗作赋，喜与文人结交，其直爽的性格与老舍也很相投，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9日傍晚，听说了冯玉祥来纽约的消息，老舍立刻买了水果到旅馆来看望老友。几年不见，倍感亲切，老舍领冯玉祥到一家北方餐馆共进晚餐。从国内局势到美国现状，从国际关系到两人目前的处境，两人无话不谈，一直到深夜才依依惜别。没有想到，冯玉祥在回国的路上，因乘坐的轮船失火而身亡。老舍与这位老友回国相见的愿望终未实现。 　　 　　几十年来颠沛流离的生活，给老舍的身体埋下了许多病根。抗战时期，重庆物质极度缺乏，营养严重失衡，更使老舍健康恶化。1948年底，他坐骨神经病开始发作，1949年4月，住院进行治疗。石垣绫子是他在雅都时结识的日本友人，知道老舍住院做手术，前去探望老舍。老舍病卧他乡，忧念故国之情溢于言表，石垣听了也为之心动。 　　 　　1949年6月，老舍病体好转，准备出院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继而解放南京、上海，国民党更是全线崩溃。国内局势已经十分明朗，老舍心情也变得舒畅起来，打电话邀请日本朋友到公寓来吃饭。老舍提前买好鸡鸭鱼肉、豆腐、蔬菜。友人一来，老舍系上围裙，亲自下厨，变魔术般做出很多中国菜来。日本友人对他的厨艺大为赞叹，啧啧不已，饱餐一顿。此时老舍精神特别好，几年来的郁闷心情烟消云散，沉默寡言的他仿佛换了个人似的激动地说：“中国不久将获得新生了。”他告诉朋友：“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中国去。” 　　 　　 　　回国之路 　　 　　 　　1949年6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在即，周恩来向远在美国的老舍发出了召唤。根据他的指示，由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三十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送到了老舍手中，老舍一方面做着《四世同堂》等书的翻译、出版工作，一方面做准备回国。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老舍收到曹禺遵总理指示给他写的邀请信，收信后立即整装回返。 　　 　　10月初，老舍来到旧金山，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先赴香港，然后取道北上。由于该船延期启航，故在三藩等了一星期左右。10月13日，老舍乘船离开美国踏上了归程。当时船上有22名回国的留学生，每天举行座谈会，讨论如何回国服务，并交换知识，一派新鲜热烈的气象。也有另外一些回国的人，终日赌钱、打麻将，无所事事。船上的几个菲律宾财主，穿的比美国阔少还要华丽，但浅薄无知，好玩好笑，比美国商人更为鄙俗。途经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老舍均下船作了参观，以他那特有的细致眼光，进行了观察，感慨颇多。11月4日到香港，去北方的船票很紧张，28日才得以买票上船。一路迎着北风和飞雪，经朝鲜仁川，于12月9日终于来到天津，久违的华北大地出现在老舍眼前，看到了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泪水在眼中打转。12日，返回了阔别14年的故乡北京，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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