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亲人追记

记者：您转了一大圈，最终回归到了文学，这是您的初衷吗？ 　　 　　　　舒乙：我走上文学之路，是时代的需求，是客观的需求，并不是我的意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很多人都研究老舍，但对老舍的身世了解甚少，他人生头25年，即童年、少年、青年的经历，即使在最详尽的书中也只有三行字，因此无法写老舍传记。传记写不出来对他的研究就会出现缺失，因为儿时的环境对作家的成长和写作非常重要。因为我是老舍先生的直系亲属，有便利条件，于是有人找到我，要我做一些调研，把老舍的经历搞清楚，然后将情况提供给他们，以供为老舍写传和研究老舍的文学现象。我受命于此，于是就利用周日和节假日去采访与老舍有关的一些老人。当时与他同年龄的人大都在八十岁左右，有很多人还健在。我前后累计搞了几年，访问了100多人，居然可以将他的空白按年份做出补充。我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这些素材，简单加以整理，提供给别人；另一种是我干脆自己将这些写出来，于是我拿起笔。由于散文不同于报告文学，文字比较活泼，比较抒情，可以加很多个人的因素进去。所以我决定用散文的方式写“老舍的童年”。 　　 　　　　这一写便一发不可收拾。 　　 　　　　回忆文章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连载后，在读者中影响很大，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很多人给我写信，认为我的文笔非常好。不少人读后都被感动得哭了，他们每天期待着我的文章。这给我的鼓励很大，于是我便写下去了。 　　 　　　　我对文字有一种苛求，由于本身是学理科的，行文讲究严谨，讲究逻辑性，论据也有力翔实。我又要求文字活泼，追求自己的风格。我对老舍在文字运用上的秘诀是很了解的，这就是看起来不费功夫，而实际上是下了大功夫的，从写作之初，我便走这条路。看过老舍的手稿，由于了解他的创作过程，我自然就会知道他对文字的要求，这种要求传递给了我，我自觉地继承了老舍这种传统。 　　 　　　　为中国现代文学塑造丰碑 　　 　　　　记者：您从文学馆组建开始就参与了这项事业，这里有许多宝贵的资料，但是对这个宝库很多人并不了解，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文学馆的建设思想和建设过程。 　　 　　　　舒乙：现代文学馆的第一功臣是巴金先生，他是现代文学馆的创始人，没有巴金先生根本不可能有这个馆。这个想法是巴老的，落实他的想法，替他做这件事的是我。这个馆1985年开馆，我1984年来到这里，后来担任这个馆的副馆长、常务副馆长和馆长，主持这个馆的工作有15年了。 　　 　　　　我了解巴金先生的思想，为了实现他的愿望，我把全部心血都花在了文学馆的建设上。巴金先生说，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比我写五本、十本回忆录都重要，可见他对这项事业的重视程度。所有国家领导人拜访他时，他不谈创作、不谈作家、不谈作协、不谈自己，只谈现代文学馆。 　　 　　　　巴金先生如此重视这件事有几个因素，第一是他提出两个建议的体现。现代文学馆体现了巴金反“文革”的精神。“文革”要全面打倒文化，巴金就是要树立文化的地位，就是要为全体中国文人歌功颂德，记述这些文人的功德和梦想，记述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贡献，记载中国现代文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的巨大作用。第二个因素，他是要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向世人介绍。一般的人都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很辉煌，而不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同样辉煌。从1840年到1949年，文学成就是惟一的强项。巴金先生就是要向世人介绍这一辉煌。 　　 　　　　记者：您能否谈谈现代文学馆的特色。 　　 　　　　舒乙：现代文学馆建好之后，既是展示中心也是研究中心，既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也是文化的中心和旅游项目。巴金的所有思考，都要由我们来实现。 　　 　　　　从1993年到2000年，我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建一个新的文学馆上。既然是新的，就要有新特点。我有几个追求：一个是要把这个馆的建筑搞好，建筑不是停留一般意义上的概念，不能仅仅满足于功能的实现，建设成有特色的建筑，要有建筑美学在里面。因为建筑是要强迫人家看的，一定要让人产生视觉美感，留下特殊的印象；其次要有一些镇馆之宝，这些镇馆之宝是美术、是雕刻、是小品，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装饰，而不是只搞一个建筑形式。要将制作、酝酿、创作都放到基础建设的过程中去，要像西方的大师们创作那些不朽的建筑一样。从这个设计思想出发，我们搞了大壁画，大雕塑，大型彩色玻璃镶嵌、大瓷器等等。这些设计全部是我们自己策划。这种设计不是一般的建筑师能达到的，因为其中有很多的思考，要表现很高的文化和文明的内涵，所以这个建筑才能在同期的建筑中显得出类拔萃，当她一落成就获得了各界的高度评价。 　　 　　　　中国应该建立博物馆意识 　　 　　　　记者：现代文学馆确实是个宝库，对她，世人究竟了解多少？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她利用她，让她为提高国人的文化素养做更多的贡献？ 　　 　　　　舒乙：应该在我们的观众中树立博物馆意识，在目前情况下观众的博物馆意识还非常弱。什么叫博物馆意识？就是在长假的时候，你的孩子和亲友向你提问：去哪儿玩?如果你只知道去麦当劳，就是没有博物馆意识。如果说我们去现代文学馆，或者某个别的博物馆，这就叫有博物馆意识。假如有一百种度假方式，如果把参观博物馆排在第99位，而把去吃麦当劳排在了第一位，那就颠倒了主次！而目前的现状恰恰是这样。中国整整一代人在孩童时代正赶上“文革”，“文革”时期所有博物馆都是关门的，根本就没有去博物馆的习惯，而习惯和意识的培养是要经过数代人才能建立起来的。这也就难怪那些学生、家长甚至老师没有这个意识。教育部门有规定，每学期要参观一个博物馆。但有的学生把上博物馆当成了春游，对这里的咖啡和爆米花的兴趣要大大高于藏品。有的孩子用10分钟走马观花地跑一遍，然后便坐下来认真地享受咖啡和爆米花了。由于没有博物馆意识，他们无法老老实实地坐在地毯上完整地听完讲解。 　　 　　　　在对博物馆的利用欠缺的情况下，文学馆还算做得比较好，尤其是我们的讲演办得很能吸引观众。在其他博物馆还没有意识到讲演是自己的主要业务时，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将其产业化，上电视、制光盘、上网、出书，使之辐射开来。我们讲演的客流量很大，每年仅这一项就达数万人次。周日这里更是有大批固定观众定期来听讲演，气氛相当活跃。这样既把知识搞活，又给了学者面对观众讲演交流的机会。我们还利用高科技的手段将博物馆的功能尽量地扩大化，尽量地辐射出去，来增加受众的人数。 　　 　　　　现在全国有大约3000多个博物馆，都在博物馆行业协会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是协会的副会长之一，文学馆的大型文化活动平均两天半一次，成了文学活动的重镇，也被界内认可为最大最好的博物馆之一。 　　 　　　　我相信文学会永远存在，虽然其他的媒体，比如电视、网络分散了一些读者，但我相信文学的魄力和对文学的追求是不会失落的，就像每一代的少年都喜欢诗一样。有很多人包括科技人才，在达到了一定的修养和成就之后又重新回到文学中来，还要从文学中得到灵感，有人到了老年，甚至成为文学家和诗人。 　　 　　　　文学与人生是密不可分的。虽然艺术形式空前地增加了，但基础还是文学，比如相声、电视、戏剧，光有好演员不行，还要有好的脚本。文学人自己不能伤心，也不能悲观。可能读者的数量比过去要少，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在执著地喜爱文学，追求文学。 　　 　　　　现代文学馆开馆以来很多在业务上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的部门都来参观，宛如上党课一样。人们认为文学不能丢，这是修养、是功底。很多人都要求见馆长，要与我合影留念，我都会满足他们，因为人们崇敬文学、尊重文学是文明的体现，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如果整个民族都景仰文学，这个民族就有希望，如果整个民族对文学都漠然，这个民族就危险了。我们应该执著地走自己的文学之路，这对民族是有意义的。 　　 　　　　当舒乙拿出他的画册让我们观赏时，我们首先想看的是那幅《太湖的苇》。舒先生随手一翻，展示在眼前的竟是一幅草青水碧，色彩明丽，宁静恬淡的风景画，与想象的很不同。问及他作这幅画时的心境，回答道：有些忧伤。瞬间一丝沉痛在他的目光深处闪过，让人联想起1966年8月24日那个风悲雨泣的夜晚，那晚中国文坛一颗巨星———老舍，在太平湖陨落。 　　 　　　　三十八个春秋过去了，老舍先生依旧在舒乙的生活中。作为儿子他为父亲悲惨的结局而悲愤，也为父亲伟大的人格而骄傲。今天当再一次谈起这个话题时，年近七旬，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舒乙，已经不再仅仅沉浸于哀伤，而是以更高的境界来分析和评价父亲的归宿。他认为，伟人自有独特的生死观。 　　 　　　　这种生死观，就是对死的选择。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是做不到的，但一些伟人就是要选择自己死去的方式。这是极其理智的人，极其勇敢的人，极其有骨气的人，他们要将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交给命运。老舍就是这样有自己生死观的人。他把骨气看得很重，比名重、比利重、比生命重，这是一种标准。这样的人在面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与个人命运孰轻孰重时，就会为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这也是一种标准，如果没有这种标准，碰到大是大非问题或是茫然失措，或是随波逐流，或是走了错误的路。 　　 　　　　生死观还有一条标准即人格，那就是宁死不屈、宁折不弯，不低头、不下跪。平时一个人的性格可能非常地热情，非常地随和，非常地幽默，非常地友善。但是他会为自己设一条最后的防线，过了这条线一切都会改变了。这不是任何人都能达到的，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老舍是个坚持底线的人，他的死是他的人格和气质所决定的，他的选择也是早有准备的。 　　 　　　　舒乙回忆说，他曾在老舍上世纪四十年代写给王野秋的信中了解到这样一件事：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度重庆出现危机，很多人忙着准备撤离，有人问老舍先生有什么打算，老舍答复：北边是滔滔的嘉陵江，那就是我的归宿。 　　 　　　　也有人曾认为，“文革”中老舍先生要是再挺一挺也许就过去了。舒乙认为这是对老舍的不理解。老舍迈不过这个坎儿，即使1966年8月24日过去了，后面的日子他也过不去，这是他的生死观决定的，他不能忍受人格的侮辱，他不能丧失骨气、不能说假话、不能违心，所以便不能忍，他只能以死抗争，别无选择。 　　 　　　　作为一代大师的后代，舒乙得天独厚地受到了父母文学和美学修养的熏陶，形成了他雄厚的艺术积淀和良好的文化素养，为他40岁之后走向文学殿堂，60岁之后进入美术宫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舒乙的孩提时代是自由快乐的。老舍具有一种反传统的情结，这是“五四”时期一代精英共有的个性，代表了那个时代最为先进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不违背自然，不扼杀天性，不牺牲自由才最有利于孩子们的成长，因此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反而比别人更为轻松，更为人性。在舒乙的记忆中，父母从来不过问他们的成绩，而是支持他们的各种兴趣爱好。而另一方面，父辈的学识、道德、品位、人格、修养都为他树立了榜样，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对他人生道路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舒乙曾说做老舍的儿子，有时要夹着尾巴。名人的后代既可能会为前辈名气、成就而压迫，产生自卑感，也能够将上一代人的建树当成动力时时鞭策自己，舒乙属于后者。在他看来，老舍的名气太大了，做他的后代，就要做得比别人更努力，只能更好，既要做出成就，又不能张扬，尤其不能打老舍这张牌，而且必须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让别人来评价。 　　 　　　　舒乙对文学、对美术有着不懈的追求，也有独到的见解，尤其对自己60岁以后突然对画画产生了灵感和创作力由衷地自豪，他认为这是父母日积月累对他陶冶的结果，是长期积累产生的效应。他兴致勃勃地指给我们看一幅幅画作，滔滔不绝地阐述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感受。舒乙认为，国画应该走出“行活”的死胡同，不是无休止地重复一种题材，而要真正成为创作。他的画每张都要经过思考，甚至还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特别像老舍先生写文章时的状态。老舍写作时所有的思索都是围绕他的创作，舒乙作画时也这样，他需要敏锐地观察生活，然后思索怎样去表现观察到的东西，怎样为其赋予生命，赋予新意。他说，落笔时是很愉快的，与老舍写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告诉我们画画能改变一个人的眼睛，会让人以全新的角度去发现生活中的美，会在平时司空见惯的东西中发现图案，发现画，会从另外一种感觉去感受这个世界，因此在舒乙的眼中，这个世界就特别可爱，特别值得琢磨，这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比写作更能令人产生愉悦感。 　　 　　　　舒乙指着一幅题为《窗前小草依旧绿》的画作告诉记者，在每天都经过的一片砖地中，有一天突然为砖缝儿长出的小草而感动，产生了创作冲动，画出了这幅充满生机的作品。舒乙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严肃求新的创作观与老舍先生一脉相承。 　　 　　　　或许是时代使然，或许是与生俱来的那份与文学与艺术的不解之缘，在事业步入辉煌的中年，舒乙的人生道路转了个大弯，他放弃了半生的工程师生涯，进入了文学之门，投身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创建之中，真正成了现代文学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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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8/20 14:4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