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本馆同意，请勿转载此文） 　　 　　　　忧患又重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三十五岁的青林同志拿着邵子南同志的稿费，进城买他俩的结婚喜糖，让同志们分享喜悦。第二天清晨，她火热的心熔化了春寒。手提大包糖果，兴冲冲向化龙桥走去，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二十八日凌晨两点多钟国民党发动突然袭击，派特务、军警包围了曾家岩五十号和化龙桥新村、以及纯阳洞，七星岗《新华日报》社住地，强迫全体工作人员撤往延安。 　　 　　　　怎么办？她心急如焚，返回牛角沦华西公司五姐家，坐卧不安。她想以家属身份冲进封锁区。要求与邵子南同忧共患。几个表兄弟如曾仲牧等同志提出异议：“你在报社没有户口，敌人不会当报社的人员对待。很可能不放你进去，又不让你出来，扣押坐牢，丧失革命活动的自由。”听了亲人、同志的分析，青林冷静了下来，“让子南去吧，我留下继续战斗！” 　　 　　　　一九四七年三月《新华日报》撤走之后，她的关系断了。工作地点也不得不转移。李玉钿介绍她到歌乐山儿童保育院工作。上山下山常常走路。有次跌了一跤，右膝头受了伤，医疗条件差，留下变天就痛的后遗症。 　　 　　　　这时她四处寻找党组织而不得，思想万分苦闷。结果找到了一九三九年初在泸县领导过她的涂孝文。涂告诉她：党现在的任务是搞农村武装斗争，他所在的下川东是打游击的好地方，正在进行进备工作，需要干部。青林听了非常高兴，愿意立即去万县工作。 　　 　　　　七月的一天，天黑又闷热，她和五姐往朝天门走去，两姊妹默默地走着，各人的心情都很沉重。险恶的环境，使五姐很担心，青林更是思绪万千。上了船，拥挤的人群，嘈杂的人声，使人不得安宁。她凭栏眺望。点点灯火印入眼帘，遥望北斗，想着延安不禁思绪万千。党中央安全吗？子南又在哪里？他可知道我也即将长缨在手，参加缚龙战斗吗？此时“青林”这个只有他知道的子南的笔名，又浮现脑际。好吧，就用它作为去万县工作的化名吧，无论是胜利归来还是牺牲，子南都会从报纸上知道我没有玷污我们的感情和誓言。 　　 　　　　清泉乡的日日夜夜 　　 　　　　青林到万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主要任务是在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她掩护在万县市郊的清泉乡第六保国民学校。这所学校共计三个教师，是县委特意设置的一个备用荫蔽点。 　　 　　　　校长贺辉(贺启惠)，共产党员，是本地一个大家族中的女青年。父母早逝，本人有些经济权，还有叔伯长辈关照。她有个么舅是万县民社党的书记，在当地有些势力。一九四六年冬高中毕业的贺辉同志，按照党的安排，放弃考大学的机会，利用社会关系当上了保校校长。聘请易明珍为教师。六、七月组织上要贺辉争取多办一个班，也就多一名教师。于是青林同志便安排在这里教书。党内贺、易都由她领导。青林手把手地指导贺辉处事对人，开展工作。怎样对待保长，如何利用幺舅。并对贺辉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逐个分析，按具体人头，确定了不同的对待方法。在青林帮助下两个青年的革命工作能力迅速提高。 　　 　　　　贺辉同志年轻，地下斗争经验不足。有事进城爱跑到同学黄玉清(此时已入党)处去玩。青林同态指出她这样凭感情行事的坏处，让贺辉同志懂得，在白色恐怖环境里，党员之间无论在入党前怎样接近，也要装得很疏远。与党外群众则必须十分亲密。这样既能防止敌人的破坏，又能扩大党的力量。 　　 　　　　贺校长在重庆工作的姐姐贺启芬〔地下党员)常常寄《新华日报》回来。青林来后她又常寄《挺进报》。收信人写“张明静”。乡村里的邮件放在邮政代办所的桌子上，让人自取。你翻过去，我翻过来。乱七八糟一堆，看到有自己的就拿走。贺校长去取报时，也是这样先翻一阵，趁人不注意拿着“张明静”的邮件便走。这里成为党的机关后，青林同意继续象这样接受文件和学习材料。 　　 　　　　时间一长，地方上一个反共分子察觉“张明静”的邮件中有《挺进报》，便暗中探查。有次(也是最后一次)，故意将“张明静”的信件单独高高的放在墙上的信插子里。贺校长去后，见此情况，感到有点异样，她走了。但又实在舍不得那份东西，再回转去，见那里只有一个农村老头在翻信，她乘机取回了“张明静”的信。回来后向李青林讲述了取信遇到的疑点。青林说：“注意!很可能有‘文章’。” 　　 　　　　果然有人密告了贺校长。第二天她的幺舅就坐起轿子来了，甥女亲热的招呼，礼貌如常。青林在隔壁旁听，以相机处理。 　　 　　　　“你昨天赶场没有？”幺舅问。 　　 　　　　甥女问答；“赶了。” 　　 　　　　幺舅的脸色严肃起来：“你认识张明静吗?” 　　 　　　　甥女一听幺舅的问话，心里就有些明白了。故意把话扯到一边：“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又来做媒呵?” 　　 　　　　幺舅的脸色稍微和悦了一些，说：“不是做媒，我告诉你，张明静是个共产党，共产党给他寄的《挺进报》被当局发现了，有人说是你去拿的信。” 　　 　　　　贺校长娇气地说：“我不晓得这些……我去拿信时，还有个老头在那儿。” 　　 　　　　幺舅高兴了，如释重担，接着说：“我是说吗，看到长大的娃儿，怎么会干那些坏事。”幺舅略为有点发气地说：“哼，搞到我头上来了。回头要他们搞清楚。” 　　 　　　　幺舅一走，青林高兴地表扬了贺辉。连说：“处理得很好！处理得好，该打100分。”但为谨慎起见，她当即要重庆停止使用这个收信点。叫贺辉躲了个多月才回校。 　　 　　　　六保校是党的机关，内部说话自由。三个革命女性，经历不同，亲如姊妹，大姐青林和妹妹们常谈笑风生。畅谈生活与革命的种种问题。 　　 　　　　青林同志严格要求贺、易处好亲属关系。她说；“革命需要从自己最接近的人做起，连自己的亲人都不去教育争取的话，怎么能团结广大群众呢？”在她的影响下，贺辉与姊妹之间都能团结友爱，他们也支持贺辉的革命活动。 　　 　　　　保校教员是收入最低的乡村教师，如何安排微薄的工资，在两个廿左右的小妹是最需要注意的问题。青林常讲：“衣、食、住、行”四个字排列不对。应改为“食、衣、住、行”。“吃是第一位，吃好点，壮身体，准备战斗；穿差点，没关系。”他们的收入不多，伙食却开得不错。 　　 　　　　贺校长家(即教师宿舍)保存了一部分《新华日报》，舍不得烧掉。她们往往在夜深人静时翻出来反复阅读。一次，青林翻到邵子南同志的一篇旧作看了又看，激动不已。贺辉从未见过这位老练的大姐如此动情，她象个小妹妹一样抱着姐姐的头，摇着问：“怎么拉，你怎么啦？”这个从不谈自己真实经历的大姐，深情地讲出了她和邵子南难备结婚的经过和她对亲人的怀念。叙述时唏嘘泣下。这时，贺辉和易明珍才更加理解青林大姐不仅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也是一个热爱生活，懂得爱情的女性。 　　 　　　　青林在校外活动大都利用星期六、假节日。回校后则专心任教。她常以表姐的身份去雷震家研究工作。她对比自己年轻的县委书记雷震十分尊重。雷因忙于党的工作，家务事情全落在刘毓芳身上。青林见之，十分体谅，每次来家约会都帮助他们洗衣服，做针线，带孩子。邻居都夸赞她这个“好”表姐。他们的“亲戚”关系，扮得非常真切，没有任何破绽。 　　 　　　　四月，重庆《挺进报》被敌破坏。不久万县县委即得到消息!青林同志在住地召集了贺辉、易明珍等同志开会，作了对付意外事变的准备。 　　 　　　　六月十四日雷震、江竹筠刚刚被捕，青林就去雷震家，由于处理得当，没引起人怀疑。使她得以离开，从容处理后事。她首先带个“打扫清洁、有客人来”的纸条回校。暗示贺辉他们赶快烧了家中的报纸、文件。然后，她烫了头发，傍晚时分坐着轿子回校说：“地委和县委主要负责人被捕了，我们赶快撤离。小贺自找地方，明珍(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社员)是个独生女儿，留下教书。”并布置贺校长将预先储备的谷子交了作路费、只等拿到钱就各自离开。岂知不幸的事就在这当儿发生了。六月十五日，星期一，她们三个在家午睡，听到外边有人说话。住在大门边的贺校长的伯父在屋檐下边招呼来人边喊：“启惠，雷先生找你。”她们三个翻身起床，青林马上命令般地说：“来了，我们走！小易，你出去说校长不在！”小易出门应付来人。贺校长跑到一个农民家躲起来。 　　 　　　　青林同志从侧门走出后，想到学校还有文件，又折回来，准备拿了文件再走。 　　 　　　　五个狡猾的特务，分两组：三个来贺家院子搜捕，留两个在学校守候，并从学生口中知道学校只有一个姓李的女老师，又不是本地人，而且就要来上课了。不一会，李青林向学校走来，看到教室附近有不三不四的鬼鬼祟祟的人在蹓跶，马上警惕起来。可是，往回走已经来不及了，她便大大方方朝大路走去。 　　 　　　　几个学生见此情景，叽叽喳喳地议论：“李先生不来上课?她到哪儿去了?” 　　 　　　　特务漆玉麟听到议论，便快步走到青林面前，挡住去路况：“对不起，请你转去一下，到学校教室谈几句话。” 　　 　　　　青林同志说：“我是过路的，要我到学校去干什么？” 　　 　　　　漆玉麟立即横蛮地说：“不转去也得转去。” 　　 　　　　青林只好转来，走到离校只几步时她质问漆：“你们是哪里来的?到底要我到哪里去?” 　　 　　　　漆露出凶象：“我是万县警察局的，要你同我们走一趟。” 　　 　　　　青林断然地说：“可以，但我要去拿点随身的东西。” 　　 　　　　于是他们向贺家院子走来，碰上易明珍带着特务绕了几个圈子后朝学校走来。于是他们一同返回贺家。 　　 　　　　贺校长的伯伯在煮饭招待特务，青林进屋收拾行李。乘特务不备，低声对易明珍说；“叫校长不要回来，赶快跑。越远越好。”她身陷敌手，毫不慌乱，心里想的是同志的全安。 　　 　　　　烈火炼真金 　　 　　　　李青林同志被捕后，叛徒冉益智向特务雷天元说：“我们这次来万县，涂、雷(震)、李都抓住了。下一步就只能从李青林身上榨油了。她是负责人，乡下的关系是她发展和掌握的。” 　　 　　　　雷天元当晚就在特委会审讯李青林，特务们提了一些问题，青林并不一一回答。 　　 　　　　她只说：“我在学校教书、备课，上课很忙，很少和外人来往，不认得哪个姓江的(江竹筠已先被捕)。” 　　 　　　　青林始终不承认她是共产党员。雷天元无法，拿出特务惯常的一招，叫陈林、黄纯清两特务把她拖到老虎凳上。并命令陈林加砖，——青林挺着腰，忍着剧烈的疼痛，大颗大颗的汗珠象雨点样滴下来。当加到第三块砖时，她那曾受伤的右腿就被刽子手整断了，她痛得晕过去了。但仍未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同时被叛徒冉益智、涂孝文出卖的江竹筠、黄玉清都受了重刑，也都是象青林一样的硬骨头，什么也没说。特务无可奈何地说：“这几个女的都硬得很，整死不开腔。有个脚都撬断了也不说。” 　　 　　　　青林等十二人被押上民货轮的大餐间里，送到了重庆。六月二十日被押进渣滓洞。九月的一天，特务法官张界为了证实李青林是共产党员，在渣滓洞审讯她时，特意把涂孝文叫去对质。 　　 　　　　涂孝文—出面，激起青林满腔怒火，她横眉怒目，逼视着可耻的叛徒。她心里明白，敌人是想捞点什么了。 　　 　　　　张界指着涂孝文问；“李青林，你认得他吗?” 　　 　　　　青林断然地答道：“认得”。 　　 　　　　张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青林严正地回答：“我们是仇人……多年以前我和他在泸县教小学，他追求过我。我拒绝了。他是个下流东西，有次强迫接吻，我打了他的耳光，因此怀恨在心，现在来报复我。”并转身声色俱厉地质问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样？” 　　 　　　　涂孝文慑于青林同志的凛然正气，面红耳赤，低下了头，没有敢当面证实。这次对质就草草收场。事后涂孝文对另一叛徒说：“因为看到李青林态度非常坚强，我简直没有勇气去反驳她。” 　　 　　　　由于敌人的残酷折磨，在渣滓洞狱中，她常常生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卧床不起，话不多说。同志们尊敬她，照顾她。打饭倒马桶都不要她轮值。但她总是积极参加狱中的公益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她擅长针线活，便以此为难友们服务。有些同志进狱时，衣服带少了，她利用旧衣服，给缺棉衣的同志们做了几件棉背心。有时拄着拐杖去为同志们洗衣服。 　　 　　　　一九四九年春节，在敌人的岗哨和机枪严密监视下，女牢的难友用被面做衣裙，在监狱的院坝化装表演秧歌舞，青林激动不已，也拄着拐杖出去观看。 　　 　　　　狱中没有正式建立党组织。女牢中青林，江竹筠、黄玉清、曾紫霞实际上起着党小组的作用。狱中缺乏学习资料，在青林支持下，江竹筠等三人凭记忆背诵写出《新民主主义论》和《论共产党员修养》两书的主要章节，然后由三人各联系几个人共同学习。 　　 　　　　青林早有接受严峻考验的思想准备，她曾通过策反过来的特务带出条子告诉表弟说：“这个医院很不好，脚的关节病得厉害，将要转移到别的医院去……” 　　 　　　　她在狱中表面沉静，内心乐观。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使她透过铁窗，隐约看到人民军队的前进步伐，看到赵大姐、兰健、子南等老战友的身影。一九四九年有个女难友要出狱，青材托她给五姐带了两句话：“黑暗将要过去了，曙光快要来到。”并要五姐帮助这位带信难友筹集足够的路费，五姐如嘱这样做了。 　　 　　　　国民党反动派在即将覆灭的前夕，即着手进行震惊中外的滔天罪行－－对在押渣滓洞的革命者实行大屠杀。蒋介石两次带着特务头子毛人凤飞来重庆，亲自布置择其主要者先杀之。李青林等三十人属于先杀的第二批。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青林同志象平日那样安样地躺着。上午九点左右，一群武装特务凶神恶煞地出现在女牢门口，高叫：“李青林、江竹筠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她揣测可能敌人要杀害她们了，她用深情的目光向难友告别。她拄着拐杖，由江竹筠搀扶着跨出牢门。江竹筠上车后，特务伸手来拉她，她挡开特务的手。鄙弃地、厌恶地说：“不要你拉，我自己上！”这时江姐转过身来，拉她上了车。 　　 　　　　敌人先把李青林等三十人押在“中美合作所”礼堂，傍晚又分批押赴电台岚垭。特务已先在那里的废墟上挖了个大坑，准备了镪水以备毁尸灭迹。 　　 　　　　在重庆黎明之前，三十位烈土的鲜血，洒在了歌乐山下。青林的身躯被敌人毁灭了，但是，她的光辉形象却永远留在人民的心坎上。 　　 　　　　三十二年前，人民为了纪念她，在她的遗象下放着这样一副挽联： 　　 　　　　“求自由惨遭屠杀可歌可泣可称民族英雄， 　　　　为主义壮烈牺牲不屈不挠不愧女中豪杰。” 　　 　　　　这就是人民对她一生的恰当的评价。

原文1984年8月 发表于重庆出版社《英烈颂（第二集）》  浏览：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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