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本馆同意，请勿转载） 　　 　　　　去下川东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更加公开暴露其狰狞面目。从此，反共浪潮越来越高。为了避免党的干部受到不必要的损失，1941年上半年开始，川东特委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中心县委、县委的领导干部大调换。下川东万县中心县委及所属云阳县委的领导干部，很多调往重庆和北碚中心县委工作。(如万县中心县委书记黄蜀澄、委员郭汶、刘孟伉、李英才、云阳县委书记彭咏梧，都调到重庆由川东特委重新分配工作，云阳县委书记姜伯言、县委委员杨发丁调到北碚中心县委及所属合川县委工作。)北碚中心县委的杨虞裳、冉益智、合川县委副书记周远侯(周明波)、渠县县委书记唐虚谷等，便先后调到下川东的万县、云阳一带工作，杨虞裳是1941年8月调到万县中心县委的。当时万县中心县委的负责人是周远侯。为了避免暴露，周远侯、杨虞裳等人都不在万县找掩护职业。周远侯在达县渠江煤矿公司作股长，后又作力业公司的经理。杨虞裳用杨树声的化名多以教书作掩护，有时在宣汉南坝场的精英中学教书，有时又在达县女中任教。唐虚谷先在云阳佘家嘴代民生公司收购煤炭，后又转移到万县乡下与湖北接界的龙驹坝活动。冉益智先在云阳极偏僻的盛堡乡公所当文书，后又转到万县郊区教小学。每逢假期，周远侯、杨虞裳和唐虚谷等人便到万县碰头，共同研究在贯彻党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方针中的经验和问题。下级组织的同志，也在约定的时间来万县找他们。 　　 　　　　1942年冬天，杨虞裳在万县会到了他的老友郑瑞样。郑和杨1938年在重庆丝业公司练习生训练班是同学，又由杨介绍郑入党。后来由于郑的工作流动性大，失掉了组织关系。1942年郑瑞祥由重庆肇记公司派往万县工作。杨虞裳在万县和郑瑞祥见面后，郑向杨汇报了失掉组织关系的情况，杨对郑进行了详细的审查，然后和党组织的其他负责人一起认真进行了研究，决定恢复郑瑞祥的组织关系，重新入党。同时确定郑瑞样所在的工作单位，作为党组织在万县的一个通讯联络点，以后杨虞裳从外地写给万县组织上的信，都交给郑瑞祥处，再由他亲手转交给万县的党组织。杨虞裳在万县建立的这个通讯联络点，从1942年l0月起，到1943年5月郑瑞祥因事离开万县止，任务完成得很好，从未出任何纰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旧政协会议在重庆举行时，王若飞同志曾找他和唐虚谷同志去谈话，最后以这两句话勉励：“你们要把老百姓当父亲，老百姓才把你们当儿子。”这是他一直牢记着的，也是这样做的。 　　 　　　　1946年6月，独夫民贼蒋介石撕下了伪装，露出豺狼本相，公开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此，四川省委对地下党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同时在农村开展工作，积蓄力量，准备武装斗争，配合解放战争。于是，杨虞裳在1946年夏天，结束了达县女中的教学工作，来到下川东的云阳，找到刘直大等同志，开始清理和发展组织。 　　 　　　　1947年七八月间，下川东地委正式成立，由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涂万鹏、杜谦益)作下川东地委书记，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作副书记兼川东游击纵队政委，地委委员有杨虞裳、唐虚谷。杨虞裳分管开县和云阳的工作。 　　 　　　　为了开展工作的方便。1947年下学期，杨虞裳通过合法手续，正式到云阳县云安盐场的盐工子弟学校教书。云安盐场在抗战初期就有党的组织，在工人中发展了张霞村、荀明善、刘云程等约三十个党员。抗战胜利后，云安盐场党的组织关系在唐虚谷手里。杨虞裳到了云安盐工子弟校后，云安地区党的组织关系，便全部由他接过来。他一方面整顿组织，一方面进行发展。先组织了云安特支，在盐场和煤矿工人中发展党员，接着又在盐渠、毛坝、杨柳湾、肖里溪、车家湾和黄石等乡村发展党员并建立支部，为武装斗争积极作准备。在党的工作中，杨虞裳不但在政治思想上对党员加强教育。在生活上对党员也极为关怀。杨柳湾支部书记袁正武，是杨虞裳发展的党员。袁办事热忱，胆大心细。他在煤矿上帮人，家庭较贫苦。杨虞裳教小学本来薪金就不多，但为了帮助袁正武解决生活困难，便节衣缩食，每月送三十万元法币给袁正武补贴家用。三十万元法币，可买200斤米。约占杨工资的百分之八十。袁正武的爱人生小孩后，家里揭不开锅，杨虞裳又买了肉、糖、布等亲自送去，这真是雪里送炭，使袁家老小都十分感动。 　　 　　　　为了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在杨虞裳的领导下，组建了“云奉巫工作委员会”，工委机关就设在云安镇，由杨虞裳具体负责。1947年11月，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彭咏梧遵照川东临委的指示，来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在云阳农坝乡正式成立了川东游击纵队。为了便于领导武装斗争，“云奉巫工作委员会”又分作“奉大巫工委”与“汤溪工委”。“汤溪工委”具体由杨虞裳负责。 　　 　　　　下川东武装斗争轰轰烈烈展开后，彭咏梧在奉节青莲乡举行了奉大巫起义。杨虞裳为了配合老彭的行动，在云安镇召开了党的会议，计划夺取云安盐场税警队的武装。1948年1月8日，彭咏梧领导的奉大巫起义正式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袭击了离云安盐场约三十里的南溪镇。首战告捷，打垮了保安队，缴获了两挺机枪，两支短枪，四十多支长枪。这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惶万状。立即调兵遣将，对游击队进行“围剿”，因此，彭咏梧与外面的联系中断。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身为汤溪工委书记的杨虞裳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决定将夺取盐场税警队武器的计划暂时停下来，另一方面命令云安特支书记刘云程化装去游击区，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找彭咏梧取联系。但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剿”。老刘还未与游击队联系上，1月16日，彭咏梧在奉节和巫溪交界处突围时，为救战友壮烈捐躯。杨虞裳得到噩耗，十分悲痛，对敌人更加仇恨。他马上赶到离云安镇90里的农坝乡，去找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研究游击队的行动计划。 　　 　　　　打游击 　　 　　　　川东游击纵队政委彭咏梧领导奉大巫支队举行起义后。纵队司令员赵唯领导巴北支队，在云阳农坝多积极响应，于1月10日拂晓，在云阳沙沱乡鹿子坪智擒反动头子伍醉星，缴获了三支短枪，二十多支长枪，初步壮大了武装力量。后来，又连续出击，于1月14日半夜，去开县河堰口袭击保安队的碉堡，俘虏了一个分队的保安队员，缴获了三十多支枪，并放火烧了敌人的碉堡，拔掉了游击通道上的一颗钉子。国民党反动派抽调重兵，包围农坝，妄图消灭这支游击队。大军压境，人心不安。游击队内部，意见很不统一。有的主张马上转移到巫溪、城口，有的却不愿远离家乡，要就地坚持。正在此时，杨虞裳来到了农坝乡，和游击队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如何对付敌人。 　　 　　　　老杨详细听了汇报，认真分析了敌情。他说：“我们农坝乡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从1932年开展党的活动起，群众一直和我们站在一起。今天敌军压境，游击队的百多人如果要转移到巫溪、城口，敌人封锁很严，难于突过去。就是突围过去了，那边目前的群众基础差，也没有落脚之处。如果我们仍在原地坚持，敌人十分疯狂，敌我力量太悬殊，不仅游击队要吃亏，当地群众也会遭到空前的浩劫。万全之计，就是避实就虚，变被动为主动，趁敌人立足未稳让我们牵着他的牛鼻子走。” 　　 　　　　支队采纳了杨虞裳的建议，决定：避实就虚，及时转移。2月2日傍晚，杨虞裳带领巴北支队的全体游击队员，悄悄地离开敌军正在聚集的农坝乡，向着云阳县城方向走。行军一夜，到了江口附近，白天隐蔽休息，侦察员去江口侦察后回来报告：敌军不断向农坝乡开去，扬言要把农坝的共产党和游击队消灭干净，要把农坝乡夷为平地。第二夜，杨虞裳带领游击队继续前进，到了离云安镇不远的龙潭乡又隐蔽下来。再派人一打听，反动派的正规军和保安队还在继续往农坝乡调集，占领了全乡要道，大肆搜捕共产党、游击队和家属，并进行奸掳烧杀。队员们听到后，个个怒火万丈，纷纷要求杀回去，和敌人拼死活。杨虞裳沉着镇定，非常严肃地说：“川东临委指示我们川东游击纵队，如果打游击不能搞一块根据地，不能截断长江，那么就牵制敌人的兵力，不让他抽兵出川。现在我们这个百多人的小小游击队，硬把成千的敌人牵制住了，这正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嘛！你们莫光看现在敌人涌到了农坝，我们的对策还是那句话，变被动为主动，牵着他的鼻子，叫他乖乖地走出农坝来，让我们游击队回农坝去，跟他来个‘换防’！” 　　 　　　　杨虞裳凭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游击队的负责同志商量后，于2月6日晚上，率领游击队包围了恶霸地主李念伍的家，活捉了李念臣，并缴了乡公所的部分枪支。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公开进行反征丁、反征粮、反征税的活动，把龙潭乡闹得天翻地覆。农坝乡的敌军闻讯，全部往龙潭方向追来。侦察员来报告这一情况，杨虞裳笑着对游击队员们说：“这下子该我们同敌军‘换防’了。同志们，我们还不能打回去，还得要秘密转移。”于是游击队在龙潭乡吸收了部分精壮的青年队员，掉转方向，在农历除夕的前夜，离开龙潭乡，秘密转移回农坝。当夜经路阳坝，再爬上路阳大山南坡的羊合湾宿营。队伍驻扎停当后，杨虞裳在老农协会员余明相家召开了党的会议，他向游击队的党员负责问志汇报了奉大巫支队在故人“围剿”下，政委彭咏梧为救战友壮烈牺牲的情况，号召同志们化悲痛为力量，与敌人战斗到底。会上，还改组了川东游击纵队党委，杨虞裳任纵队党委书记兼纵队政治委员，赵唯、李汝为任副书记。并决定趁明天除夕，部队一定要秘密转移，回到农坝乡。 　　 　　　　第二天拂晓，部队使开始行军。谁知尖兵还未爬上山梁，便与敌人接上火，步枪声、手榴弹和小钢炮响成一片。原来是恶霸李念臣的亲信向敌军报告了游击队的行踪，敌人立即凑合了近千人的清剿队伍，拼命追赶，天亮前赶到路阳坝，对游击队进行包围，并占领了路阳大山上的制高点，卡住了游击队通往农坝乡的要道。游击队被困在山腰。正在危急之时，老农协会员余明相跑来告诉司令员赵唯和政委杨虞裳，在不远处两山之间有一条极秘密的狭窄深沟，全被树木遮掩，部队可以从这条山沟穿到山北面的坡下去。大家喜出望外，赵唯和杨虞裳便重新组织战斗力，决定司令员赵唯和支队政委李汝为在临时指挥部指挥一、二两个中队坚持战斗，阻击敌人，其余的大部队由杨虞裳率领，余明相带路，穿深沟，过峡谷，突围到北山，再从敌人后面袭击。老杨带领大部队天刚亮就进入深沟，穿岩石缝，钻刺笆笼，爬水坑坑，匍匐而行，好容易才爬出峡谷，到了北山脚，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撕扯得稀烂，手脚和头脸都被棘针或石棱划得满是血痕，中午过后，他们终于从深沟峡谷突围出来，然后杀回马枪，反冲上山梁。在南山腰坚持战斗的一二中队听到山梁上杀声震天，知道是从深沟突围的同志们杀上来了，于是人人勇气倍增，大家一股劲冲上山梁。此时，敌人万万没有估计到背后会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正在张惶失措，南北夹击的游击队一下子便冲到眼前，还来不及招架，便溃不成军，从两个山头滚下去了。游击队会师后，又集中火力给敌人一阵好打。这一仗，从拂晓直打到半下午，打死打伤敌人五十多，俘虏二十多，缴了大批枪支弹药。游击队却无一伤亡。 　　 　　　　开辟新阵地 　　 　　　　1948年春节刚过，为了加强党在开县的工作，下川东地委决定把杨虞裳从巴北支队调去开县。2月21日夜里，巴北支队的领导成员，在云阳农坝乡的青桔洞开了一次党的会议，研究了巴北支队的行动计划，然后，送老杨出云安盐场，再去开县。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支队政委李汝为说：“艾英同志，这么黑的夜，你怎么能冲出敌人的封锁线?我们找几个武装送你到江口，就安全了。”老杨恢谐地说：“黑到极点就会出现光明。这象征着敌人疯狂到了极点，那就到了灭亡的时候了。这符合辩证法。现在天这么黑，我走路困难，敌人要封锁这一带更困难。大路朝天，一人半边。他封锁他的，我走我的，来一个‘互不侵犯’！”当夜，杨虞裳便由青桔洞出发到江口场，从敌人的眼皮下走到团滩乡，再绕道盐渠乡到达云安镇。春节刚过，他就顺利地到了开县。在县城里没有停脚，连夜赶到离城60里的临江市，与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温可久接上了关系。老温向他汇报了开县各方面的情况。两人谈了近一夜，天快亮了，杨虞裳要赶回开县城，向老温要一套行李，好去开县中学作教师。因他从云安镇到开县来，只身一人，什么都没有。老温便把一年前自己在重庆上大学时的那套简单行李清出来，请农民老周担着，天刚放亮，就送杨虞裳到开县中学去。 　　 　　　　杨虞裳到开县中学教书，是通过已经在该校任教的地下党员荣世正的关系去的。 　　 　　　　杨虞裳到了开县，很快就了解到开县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中共重庆地委杨闇公曾派人到开县开展革命活动。1933年红四方面军曾打到杨柳关，再一次在群众中播下革命火种，太平、临东等地还拖起了小小的游击武装。抗日战争初期，开县县委领导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功。解放战争开始后，老党员陈仕仲、温可久等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群众，在临东乡一带，闹红了一大片。开县还是刘伯承将军的家乡，当时刘邓大军已打到湖北，这对开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杨虞裳认为：开县的工作较有基础，应该集中力量开展工作，作为东山再起的一个据点。 　　 　　　　杨虞裳在开县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以学校为阵地开展工作。积极发展进步学生入党(上地理课时，他一方面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另一方面结合实际给学生分析解放战争的形势，使同学们看到解放战争的光明前景。他上历史课时，一反过去历史教师用唯心史观教学的陈规，而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历史，使同学们正确估计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充分认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在杨虞裳的启发教育下，不久，学生中涌现的一批积极分子入了党)，并成立了支部。他又手把手地教学生中的党员，如何在学校开展政治斗争。他们首先从反动党团的手里，把学生自治会的权夺了过来，并从学生的切身利益出发，为反对学校当局中途增费闹了一次学潮，由于斗争有理有节，很快就取得了胜利。 　　 　　　　杨虞裳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社会斗争上。到学校两周后，他又去到临江市和临东乡交界的南山，和陈仕仲、温可久一起开会，研究如何开展党的工作。会上决定拖武装。只要开县一搞起武装斗争，就可以减轻敌人对云阳、奉节一带游击队的压力。杨虞裳提出：“为了减少反动派对武装斗争的注意，接受奉大巫支队和巴北支队起义的教训，不打旗帜，分散隐蔽，集中对敌，以灰色的面目出击。”会上，决定先把义和乡的大恶霸熊茂林抓起来。会后，陈仕仲带武装把熊茂林抓来南山，要他交枪40支，交不出枪，就用金钱折价，此事在开县震动很大。 　　 　　　　为了加强开县的工作，杨虞裳专门派人去到四五百里外的七曜山，把在那里工作的吴子见调到开县来。3月中，吴子见来开县后，杨虞裳利用学校放春假的机会，和吴子见一道去临东乡的石碗溪山沟里，开了近一周的党的扩大会议，学习党的文件，传达地委的指示，估计和分析下川东和开县的政治形势，指出：开县党的工作有基础，也很有希望。但在发动群众的方法上简单了一些，临江市周围成湾成片的红色区域，过于暴露，已受到反动派的严密注意。会上，正式成立了党的开县工作委员会，由杨虞裳任书记，温可久任副书记，荣世正作组织委员、吴子见作宣传委员，陈仕仲管统战并搞武装。县委对下一步的工作，作了具体的研究和安排。 　　 　　　　县委成立不久，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生活上的切身利益，杨虞裳在开县城亲自指挥城关区委发动和领导了成千上万群众参加的“三．二九”吃大户运动，目标对准县里的大地主兼资本家何成之、何达周弟兄。因他们勾结伪县府财政科长韦安之等，垄断市场，囤积大量的米、煤等群众生活必需品，运往汉口高价出售，致使开县粮价空前高涨，加上伪币不断贬值，弄得民不聊生。 　　 　　　　3月29日，从下午到夜晚，势如暴风骤雨的群众洪流与军警搏斗，砸开了何家碗铺的两道朝门，看到了囤积如山的布匹、花纱、桐油等物资，愤怒的群众把何家碗铺砸得七零八落。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虽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杀害了四个无辜的群众，但在群众运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贴出布告：“不准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禁止米煤外运，谋取暴利。”反动家伙再也不敢公开大量抢购米、煤等外运了，暂时稳定了物价，安定了人民生活，斗争取得了胜利。 　　 　　　　杨虞裳在工作中，随时注意对党员进行教育。“三．二九”吃大户运动后，杨虞裳在凤凰山的一次党的会议上，以“革命者捕不完，共产党杀不尽”为题，讲了一次深刻的党课。老杨严肃地对同志们说：“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光荣伟大的，是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革命者捕不完，共产党杀不尽。但是在取得胜利以前，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我们每个党员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革命嘛，是残酷而激烈的斗争，当敌人快要彻底完蛋前，他们一定要对革命者和共产党员进行报复。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在敌人最猖狂的时候，头脑应当更加清醒，绝不能迷失方向。”他还教育党员：“我们在思想上要作好充分准备。假使被敌人逮捕了，就应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要求自己，既要经得起敌人的各种肉刑的折磨，又不能为敌人的各种引诱所动摇。总之，绝不能贪生怕死，出卖组织当叛徒而遗臭万年。应当勇敢地斗争，哪怕牺牲生命，也要做党的好儿子。”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还要看到将来，党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红旗很快就要插遍全中国。” 　　 　　　　杨虞裳一贯关怀同志。他作教师，本来工薪就很少。但县委委员吴子见没有固定的职业，生活很困难。老杨每月的收入，除留下伙食费和极少的零用钱外，大部分都交给吴子见，作为组织上帮助他的经费。他自己体弱多病，却舍不得花钱吃药。 　　 　　　　铁骨丹心 　　 　　　　正当开县党的工作在杨虞裳的领导下蓬勃开展之际，1948年4月，重庆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特务的破坏，党内出了叛徒刘国定和冉益智，使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这个情况，下川东的党组织一点也不知道。冉益智出卖了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涂在万县被捕后叛变，出卖了下川东地工委委员杨虞裳、唐虚谷和江竹筠等党的负责问志。当江姐在万县大街上的闹市区被反动派逮捕的第三天，即1948年6月l6日深夜，杨虞裳和荣世正在开县中学同时被捕。 　　 　　　　杨虞裳被捕后，伪重庆行辕来的特务组长左仲良和开县特务头子易璋等，马上对他进行突击审讯。起初，老杨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于是，水葫芦、老虎凳、竹签、烙铁等酷刑，陆续加到他身上。他患疟疾刚好，身体极度虚弱，受刑时，好几次昏死过去，又被特务用冷水喷醒过来。特务从他口里，始终得不到半点材料。老杨熬受着毒刑，保障了开县上百个地下党同志的安全。第二天晚上，在一阵毒刑拷打之后，老杨仍不开口。姓左的特务头子大叫：“带出去枪毙！”几个小特务推着老杨出去。老杨想到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尽力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昂首挺胸向前走。谁料得到，这时姓左的却大喝道：“带回来！”老杨刚被带回，特务就冷笑一声：“哼！你说你不是共产党，为啥一出门就露相?”老杨知道自己上了敌人假枪毙的当，便严正地回答道：“不错，我是共产党员！”特务掩饰不住高兴，追问：“快说，什么人领导你，你领导哪些人?”老杨突然笑出声来：“嘿嘿嘿，谁领导我，我领导谁，我当然很清楚，不过这是党的秘密，恕不奉告！我既然承认了是共产党员，那就请你睁眼看一看，共产党员是怎么样的人！”特务说：“这样讲话对你没有好处，现在要死要活，都在你自己。人生在世谁不想多活几天罗?”杨虞裳回答得铿锵有声：“叛变革命，象条狗那样多活几天，不如作一个真正的人早些死去！” 　　 　　　　“不要执迷不悟，再给你几分钟时间仔细想想，否则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是早就想好了才参加共产党的。你给的那几分钟时间不如收回去，自己考虑考虑，与人民为敌是不是有好下场?” 　　 　　　　特务恼怒了：“混蛋，再讲下去，马上真枪毙你！”老杨并不答话，昂起头就往刚才推他出去假枪毙的门口走。特务破口大骂，猛地打了老杨一枪筒子，接着就是一阵乱打。后来，竟惨无人道地用铁锤敲他脚胫的踝骨，用烧红的铁丝烙他的脚板心，将他的脚整成了残废，他却宁死不屈。于是特务又去折磨与老杨一起被捕的荣世正。荣也很坚强，但在受重刑时，忍不住大声呻吟。老杨为了给荣世正开脱，他毅然承担起全部责任，大声对特务说：“开县的问题，由我全部负责，与荣世正无关。荣世正只不过是受我的影响罢了。他正在生病，你们把对他的刑法都加给我吧!” 　　 　　　　第三天审问时，姓左的特务问杨虞裳为什么加入共产党?老杨看看身旁的十几个特务和警察，便借此机会宣传党的主张。他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就象前几天在讲台上讲课一样，从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讲起，一直讲到只有共产党才能解除老百姓的痛苦。最后老杨激动地说：“我参加共产党，就是为了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新中国。”特务一看势头不对，便手忙脚乱地把他押出审讯室，绑在室外一张长椅上，两个武装警察监视着。在伪县府干事的地下党员老祁故意路过那里，准备去探望他。老杨马上眨眼睛暗示老祁，要他立即离开。老祁把杨虞裳被捕后的情况，报告了县委委员吴子见，老吴说：“老杨是个好同志，他经得起严峻考验，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特务们把杨虞裳整成了残废，但他丹心耿耿，铁骨铮铮，使特务们一无所获。三天以后，老杨被带上镣铐，转万县，再秘密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集中营。 　　 　　　　铁窗烈火 　　 　　　　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是座人间地狱。囚徒的生活坏透了，长时间吃霉烂发臭的米，这种米没法煮成干饭，只能煮成糊糊，并且分量极少。莱就是几颗胡豆，几十颗黄豆。吃了这种饭菜，放下碗不多久，肚子又饿得咕咕叫。穿的也没有，寒冬腊月，不少难友只穿着衬衣和短裤，浑身冻得发紫。用的东西，一进监狱就被特务收得干干净净，连裤腰带也被搜去，手指甲长了用嘴咬，脚指甲长了用小石子磨。如此恶劣的生活，使关在集中营的难友们的健康受到极大的摧残。敌人想借此毁坏革命者的身体，动摇革命者的意志。 　　 　　　　杨虞裳被关在渣滓洞集中营的楼二室。他的身体本来就很弱，进监狱后又患了肺病，但仍常常被提出去审问受刑。有一次，特务提他去审讯，让他站了一天一夜，腿肿得好粗好粗，又不给饭吃，终于昏倒，特务才把他拖回牢房来。当同牢房的难友问他能支持得了不，他睁着炯炯有神的眼，用对敌人极端轻蔑的语调说：“哼，莫看我个头小，他们这点刑罚我还支持得住。” 　　 　　　　杨虞裳虽然身体受尽百般折磨，眼肿了，脚跛了，但从不见他愁眉苦脸，总是那么镇静、乐观。同难友们一起唱歌，扭秧歌。有次碰上吃干饭，他省点饭下来做成六角跳棋，用棉花烧的灰和红药水一涂，就成了黑、白、红三种颜色的棋子。他原来不会下象棋，就拜同室的难友为师，下棋时，很动脑筋，只不过二十多天，就把老师杀得大败，他还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老师咋搞的？徒弟还不满三年，就打翻天印了。” 　　 　　　　监狱的环境愈困苦，难友们愈团结友爱。饭争着少吃，夏天宁肯自己忍着渴，也把水给有病的人喝，有的还冒着危险，去给被特务断水的难友送水，冬天彼此推让衣服。在这些方面，杨虞裳在难友中算得上是模范。他从来不为个人打算，处处为大家着想。难友们看他身体很不好，有一次想方设法从狱外搞了点鸡蛋、鱼肝油进来送给他，他却全部转送给其他患病的难友去了。还有一次，有人送他一个蕃茄，他说楼一室的荣世正受了重刑，又正患病，便把番茄送过去，如此往返好多次，最后还是他“强迫”荣世正吃了。 　　 　　　　杨虞裳不止—次地对新来的难友说，对付集中营这种艰难的生活，也是斗争，也是对每个革命者的考验。他用具体的人和事来说明，有的人刚一进监狱，不怕重刑，不怕杀头，表现很勇敢，甚至一年两年的困苦生活都熬过来了，可是经受不住长时期的折磨，结果对前途丧失信心。如楼下一个姓李的，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关了八个月后，为了个人私利，出卖组织和同志。大家叫他是狗，一看见他走来，就往地下吐口水，骂他，他只好夹起尾巴溜开。 　　 　　　　杨虞裳不管在那里，都没忘记共产党员的职责：帮助同志们进步，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他关进楼二室不久，来了个新难友金成林。夜深人静时，他对小金说：“这里就是敌人监禁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中美合作所’，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叫渣滓洞。你的编号是137，大概这里就关了一百三十七个人吧。听说1946年以前关在这里的人都给杀了，八九年来，这里牺牲的人总有几千。”接着，他向小金讲了许建业、江竹筠等同志，虽然受过很多苦刑，但表现得都很坚强。许建业曾对敌人说：“你们说有四十八套刑罚。莫说你四十八套，就是八十四套，都拿出来，我许建业皱了皱眉毛，也算不得是个共产党员。”江姐的手指被敌人钉过竹签子，她却说：“竹签子是竹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通过老杨的讲述，许建业、江姐的英雄形象，便巍然屹立在小金面前，使小金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鼓舞着他。杨虞裳还和刘德惠一起在牢里组织“思想修理所”，专门帮助难友“修理”思想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并经常根据各个难友的不同情况，帮助研究“滚案”的方法，敌人知道是共产党员的与不知道的，案情轻的与重的，敌人掌握情况多的与少的，他和同志们都研究出一套办法来对付敌人的审问。如同牢房的小金，当时是个年轻的学生，敌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老杨就叫他一味给敌人装“糊涂”。小金就照着老杨教的办法对付敌人。敌人问小金：“谁领导你？”小金说：“校长和老师。”敌人问：“你领导谁？”小金回答：“一个都没有领导。我在班上从来没当过学生自治会主席，哪个归我领导嘛！”敌人便拍案大骂小金混蛋，狠狠打了小金一耳光就叫他滚。小金回到牢房向老杨讲到这次审讯时，老杨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连声说：“对，对，就是这个办法，整得那群蠢猪摸不到头脑。” 　　 　　　　1948年下半年，特务在渣滓洞办了个《新生》壁报，规定人人要写稿，企图从写的稿件中捞点什么。一天一个姓白的特务来催小金写稿子，小金仍照老杨教的办法装糊涂，对特务说：“你们叫写对共产党的认识，我又不晓得共产党的事情，咋个写得起？”特务说：“不写就是违抗命令!”这时，杨虞裳一下子站起来说：“算了，算了，你逼着年轻学生干啥?”他指了小金一下，接着说：“他这个小家伙，一天贪耍，还写啥文章!我的文章写好了，请过目。”—面说，一面就把文章往特务手上递。老杨写的文章大意是说：现在渣滓洞检查了我的一生，觉得革命的路走对了，在狱里又学习到不少东西，更增加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仇恨，坚信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不过文章写得很隐讳，特务很不容易弄懂文章的意思，然而革命的同志们一看就懂。特务们办的这个壁报，由于写去的文章绝大多数不合特务需要，不能登载，很多人又不写，结果只出了三期就再也出不下去了。 　　 　　　　杨虞裳在狱中还主动帮助同志们组织起来学习。他找小金商量：“搞革命要有本事，将来搞建设需要更多的知识。现在我们有的是时间，为啥不利用起来学习。不管能不能活着出去，为党多学点本领终归有好处，中国这么大，解放后要多少有真才实学的干部才够用?”小金说：“这里连起码的学习条件都没有，需要的书—本也找不到，咋个学法？”老杨说：“困难是有的，蒋介石比俄国沙皇还狡猾，东西收得光光的，看守得严严的。不过这个困难把共产党人难不住。”小金问老杨有啥好办法，到哪里去找书?老杨胸有成竹地说：“办法有的是。这里的难友，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作过斗争，多多少少有些经验，有的同志的斗争经验还相当丰富，这不就是很好的学习条件嘛！我们可以采取大家当老师，大家当学生的办法，各人把自己的斗争经验讲出来，大家来讨论。再说，大多数难友在狱外都读过几本书，谁记得什么就讲什么，讲得不完善的大家补充，不懂的大家讨论，这不是很好的学习吗?”小金极力赞成这个好办法。第二天清早，杨虞裳、金成林和余祖胜就开起了学习小组会。小余讲的是高尔基的《童年》和《我的大学》。他结合自己的身世，讲到他在汉阳兵工厂的童工生活，资本家、工头的种种压迫，怎佯参加罢工，怎样参加革命斗争和入党的情形。小金讲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将记得的内容背给大家听。老杨使用很多生动的材料来说明这本书的观点。老杨还特别说：毛主席最会用马列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所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光啃书，还要学会用。这种学习没有书本，特务来突击检查、监视，根本不起作用。但是，也出过麻烦。老杨他们牢房里关进一个叫李均平的南川县的“清共委员”。他本来是专门迫害共产党的，因为国民党内部狗打架，被抓进了渣滓洞集中营来。这个家伙思想反动，常与老杨和小金他们作对。开初，老杨他们学习讨论，他经常把颈项伸得长长的，偏起脑壳来听。大家就设法支开他，或者停止讨论。谁知有一次，这家伙竟去给特务打小报告，说杨虞裳思想左倾，在牢房里召开小组会。特务把老杨提出去审讯了半天。老杨反问恃务说：“几个人在一起摆摆龙门阵也不行吗？难道要我们整天当哑巴？你们说有人报告我在开会，那开会的内容是什么?请你们把打报告的人叫来对质。”特务知道姓李的家伙耳朵有点聋，没听清楚老杨他们讲的什么，也不愿让老杨他们晓得是姓李的打的报告，不敢对质，只好叫老杨回来。于是大家对姓李的更警惕了。有次老杨他们正在学习讨论，姓李的又伸过脑袋来，余祖胜就骂：“猪脑壳伸这么远干啥？”姓李的说：“你们谈什么秘密不让人听?”老杨生气了，走到他身边凑近他的聋耳朵说：“我告诉你个秘密，你前次只给特务报告我思想左倾，可惜还不晓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去给特务打报告吧！说不定他们会夸奖你聪明。”同牢房的都哈哈大笑起来。有时老杨和同志们讲话，姓李的走过去想听，老杨便高声说：“你站过去！滚开！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你听了我们讲话，要被赤化！” 　　 　　　　老杨在牢里，学习非常用功，他那股刻苦钻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有一次，他弄到两本《开明英文读本》。他对小金说，学外国语也是需要的，要小金同他一道来学。从此，每天天刚亮，他就叫醒小金，两人轻声朗读起来。由于他受过敌人毒刑的折磨，记忆力不很好，开初学外语时很吃力，但他总是坚持着，一遍、两遍、几十遍地朗读，要小金在一旁纠正，直到读音清楚并记住了为止。而且彼此考试，小金讲一句汉语，老杨就翻译为英语；老杨讲英语，小金又译成汉语。就是他受了刑回来，只要支持得住，也坚持学习。就这样，他把两本英语课本全念熟了。同牢房的有个蒲小路，才十四五岁。老杨花了不少精力教他学习语文、历史和学习政治。有段时间，他给小路讲屈原的《离骚》，碰到一些字句，同牢房的几个人都不懂，讲不下去，小金就说算了。老杨总不以为然，反复吟哦，把上句和下句联系起来仔细琢磨，提出自己的看法跟别人商讨，甚至向隔壁几间牢房的同志请教，好多“拦路虎”都这样被他打倒了。老杨在学习上和同志们一起攻破一关之后，总爱说：“事怕有心人！肯下功夫，铁杵确实磨得成绣花针。” 　　 　　　　杨虞裳在渣滓洞，是一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他一时一刻都毫不松懈地同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处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在入狱前，他作过多年党的负责工作，知道大量党的机密，但对敌守口如瓶。在受刑时，他对特务说：“我肉体上虽吃一点苦，精神上却非常愉快。”特务组长雷天元和他是同乡，又是铜梁中学先后同学，一次再次地对他劝降，他的回答是四个大字：“有死而已！”特务头子徐远举只好一再声言：“象杨虞裳这样的人，只有去见马克思！” 　　 　　　　1948年秋天，渣滓洞集中营流行痢疾、疟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病倒了。而敌人却丧心病狂地对楼五室的同志“停止放风，停止供水！”和杨虞裳同牢房的蒲小路、自动在放风时，冒险去给楼五室的难友送水。送水继续好几天以后，突然被特务发现了。于是人称“猫头鹰”的特务看守长徐贵林气冲冲地冲进放风的院坝，扬起皮鞭要打蒲小路，杨虞裳马上赶过去把小路护在身旁，并高声叫着：“不许打人！”猫头鹰把身子—下扭过来，对着杨虞裳高举起皮鞭，其他的难友见此情况，都高叫着：“不许打人!不许打人！”猫头鹰吼道：“造反啦！讲不讲理?”真不害躁，这野兽也讲起“理”来了。此时，杨虞裳纹丝不动地挺立在皮鞭面前，发泄着几百个人愤慨不平的感情，义正辞严地说：“讲理，就该给人以人的待遇！讲理，大热天就该给人水喝!讲理，病了就该给药吃！”猫头鹰又扬起皮鞭，几百难友一齐吼起来：“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外号叫“猩猩”的看守所长李磊见猫头鹰激起了众怒，害怕再横蛮下去，会出乱子，给他带来麻烦，便急忙闪进院坝，命令看守特务，把放风出来的人们全关进了牢房，使这场“风暴”暂时得到了平息。 　　 　　　　J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没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传进了渣滓洞集中营。难友们放风时在茅房耳语相告，使大家热血沸腾。傅伯雍便写了首《入狱偶成》的诗，其中有“铁窗共话兴亡事，捷报频传放心花”的诗句。杨虞裳听到了捷报并谈到了老傅的诗，心情激动，欣然和老傅一首： 　　 　　　　　　英雄为国就亡家， 　　　　　　风雨铁窗恨磕牙； 　　　　　　革命成功终有日， 　　　　　　满天晴雪映梅花。 　　 　　　　1949年春节，利用敌人大放风的机会，难友中爱好诗歌的杨虞裳、蔡梦慰、何雪松、刘振美、白石坚、傅伯雍等近二十人，在楼上一室集中，组织了“铁窗诗社”。刘振美首先讲组织诗社的意义，号召大家拿起竹签笔作投枪，针对敌人的罪行，给以无情揭露。杨虞裳补充说：“除了揭露敌人罪行，还应写我们的理想、未来，写我们狱中的生活和斗争。”老杨触景生情，在会上用充满激情的语调，铿镪有声地朗诵了鲁迅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 　　 　　　　“铁窗诗社”成立会结束时，杨虞裳作了总结，他结合监狱的情况，对社友们说：“我们决不能沉默。每个难友都应拿起笔来战斗！但应小心谨慎，注意监狱的特殊环境。传递必须保密，短诗以背诵为主，必要时才抄在纸上传阅，不记作者姓名，防止敌人搜查。”诗社成立后，诗人们以竹签笔作投枪，写下了《黑牢诗篇》、《祭》、《宣誓》、《示儿》等为后世人传诵的不朽诗篇。 　　 　　　　1949年初夏，一场大雷雨，把渣滓洞左侧的一段围墙冲垮了。敌人为了保密和节约开支，不去外面请工匠，指派政治犯自己修筑，如果政治犯不去筑，全集中营都不放风。杨虞裳此时已从楼二室调到楼一室。他和党员陈丹樨等研究，决定围墙还是要筑，但要筑得一推就倒，以便将来越狱。在筑墙过程中，老杨、老陈等暗中计议，在筑墙泥中多掺沙石，筑时，不要夯得太紧，为将来集体越狱作好准备。两天功夫，便把围墙修补好了。当时，有的难友不了解情况，讽刺筑墙的同志说：“筑墙自围犹如作茧自缚。”杨虞裳等为了叫同志们莫取笑“筑墙自围”的人，并说明参加筑墙就是要使围墙倒塌，好越狱脱险获得自由。于是，杨虞裳和另一个“铁窗诗社”的诗友白石坚，便写了《咏“筑堵自围”》两首七言诗： 　　 　　　　　　筑墙自围莫笑咱， 　　　　　　只为挣断铁锁枷! 　　　　　　越狱脱险成功日， 　　　　　　神州开遍自由花。 　　 　　　　　　板筑缘在墙坍塌， 　　　　　　砸烂铁锁折断枷； 　　　　　　作茧自缚非夙愿， 　　　　　　碧血丹心换中华！ 　　 　　　　诗言志。这两首诗，把筑墙人的苦心写明白了。他们决不是“作茧自缚”，而是向往用“碧血丹心”去换取“神州开遍自由花！”果然，政治犯筑的墙，管不了多久。第—次筑好后，只管了十多天就垮了，又筑第二次，也只管了一个多月，秋雨发了，筑的墙又垮了。重庆解放前夕，敌人制造“一一．二七”大屠杀时，渣滓涧有十五人脱险幸存，就是从垮了的墙口跑出去的。 　　 　　　　英勇就义 　　 　　　　1949年11月，所向无敌的人民解放军，高奏着向大西南进军的战歌，向重庆迈进。解放的曙光，就要照进渣滓洞这人间地狱。难友们个个心花怒放。 　　 　　　　也就在此时，美蒋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等在重庆举行紧急会议，布置了对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的大屠杀。 　　 　　　　11月14日，是雾重庆难得的好晴天。一部卡车和一部吉普车急速向渣滓洞开来。特务借口说要把江姐、杨虞裳等三十个同志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杨虞裳从容地走出了牢门，他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短棉袄，既朴素又整洁。他和其他走出牢门的难友一起，一路上和每一间牢房里伸出的手紧握着告别。杨虞裳和江姐等三十人，脸上充满圣洁的光辉，挺立在敞蓬囚车上，象去迎接庄严的战斗，象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曙光。 　　 　　　　敌人佯称转移，先把杨虞裳等三十人羁押在“中美合作所”礼堂，傍晚又分批押赴电台岚垭。这里断墙残垣，荒草丛生，特务已先在那废墟上挖了装镪水的大坑，以备屠杀革命者后毁尸灭迹。 　　 　　　　杨虞裳和江姐等来到这人迹罕到的荒凉小径上，完全明白这是他们为党为革命为人民的解放献身的时候了。江姐带头喊起了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杨虞裳和难友们一齐高呼口号，一两里路远的居民都能听见。刽子手们被吓慌了，还未到达杀场，就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在一片口号声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杨虞裳、江姐等三十位英烈倒下了。他们用宝贵的生命，换来了革命的胜利。

原文1984年8月 发表于重庆出版社《英烈颂（第二集）》  浏览：6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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