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本馆同意，请勿转载） 　　 　　　　打开人民革命的史册，写下一个金光闪闪的名字——杨虞裳。 　　 　　　　杨虞裳同志，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为了寻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毅然参加共产党；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在枪林弹雨的游击战场上，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解放，历尽千辛万苦；在身陷囹圄禁锢铁窗时，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慷慨就义。他洒尽鲜红的热血，为党的旗帜增添了光辉，他牺牲宝贵的生命，迎来了重庆和祖国大西南的解放。 　　 　　　　今天，让我们沿着烈士的征程，去采摘星星点点斗争的火花，为他－－一个普通共产党人，谱写一曲赞歌。 　　 　　　　探寻 　　 　　　　杨虞裳本名杨德存，1919年农历二月初八，出生于铜梁县城内东门狮子坎。 　　 　　　　父亲杨树春，先学徒经商，后到伪县政府田粮征收局当职员，买了几处田地和街房，过着不劳而获的地主生活。杨虞裳排行第四，大哥德培和三哥德进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对虞裳的成长，有不小的影响。 　　 　　　　虞裳八岁时，生母病逝，这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从此便沉默寡言。他从小在学习上就刻苦用功，成绩优异，十一岁小学毕业后，就进入铜粱初中。书本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他便贪焚地在知识的海洋遨游。他除了在学校抓紧学习外，还大量阅读课外书籍。成为县民众教育馆图书室的常客，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在图书室里一坐就是半天一天，总是管理员来一再催促，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1933年春天，杨虞裳该读初中最后一学期了。开学时，他催促父亲给他学费上学，吝啬的父亲嫌当时的谷价太贱，不愿马上卖租谷给虞裳缴学费。眼看同学们欢快地上学去了，小虞裳却望着校门而不能进，幼小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了伤害。过了一个多月，谷价上涨了，父亲才交租谷叫他上学。他却不愿再要父亲给的受气钱，天天便以民教馆图书室为课堂，去读不要钱的书。从此，杨虞裳就辍学了。 　　 　　　　杨虞裳的家乡铜梁，离重庆不远。小虞裳想去重庆找一条自食其力的求生之路。好摆脱封建家庭的羁绊。恰巧有个姓何的老板。在重庆开了个绣花店，1934年春，何老板回铜梁老家找廉价劳动力，于是，杨虞裳这个十五岁的失学少年，便跟着何老板到重庆学绣花。 　　 　　　　杨虞裳到了重庆，心头十分高兴。认为这下自己象小鸟飞出了樊笼，只要学好一门手艺，就可自谋出路了。谁知老板并不叫他学刺绣，只叫他当仆人，干些扫地挑水或跑街打杂的活路。繁重的劳动压得他腰酸背疼，但他不忘学艺，只要老板不在，他便细心地观察和学习刺绣工人如何下针挑针，怎样选线配色。有一次，他偷偷拿起针，在绸缎上绣了一朵大红花，色彩鲜艳，针法整齐，工人们看了都啧啧称赞。老板知道后，心头一盘算，让小杨绣花比干杂活能给自己捞到更多的油水，就决定让他正式上架子刺绣。从此，小杨便日日夜夜坐在架子旁，双手不停地穿针引线，挑花绣朵。这样过了近半年。他看到穿着盘龙绣凤衣衫的，尽都是富绅官商，而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却穿着破衣烂裳，他感到干刺绣这个事太没意思，能不能找一个为大多数人尽点力气的事干呢？于是他四处奔忙，终于找到了公共汽车站当售票员的工作，便毅然离开绣花铺，到公共汽车站去卖票。他每天起早睡晚，勤勤恳恳，忠于职守。车到站了，他扶老携幼，让乘客平安地上车下来，在一年多的日子里，他时常受到群众的称赞。谁知有一天，一个军官想无票乘车，小杨叫他买票，军官眉毛一竖，拍着胸脯横蛮地说：“买票?你睁眼看看，老子是谁？”“不管啥人，买票上车。”小杨理直气壮，拒军人于车门外。那军官瞪着小杨“哼”了一声，扭头就走，很快便邀约来一大群当兵的找小杨闹事，小杨见事不妙，转身躲在—个警察背后。军官和几个丘八抓住小杨要大打出手，小杨一面据理力争，一面叫喊过路行人为他撑腰。群众围上来，都为小杨说话。力使他避免了一场横祸。通过这件事，杨虞裳看清了反动军队欺压无辜的丑恶嘴脸。他天真地想：当兵的不欺压老百姓不行吗？能不能当一个不欺压老百姓的兵呢?他下定决心要试一试。不久，他就放弃了公共汽车站售票员的工作，考进了军阀刘湘的宪兵队。 　　 　　　　宪兵队，黑窝窝。杨虞裳进了宪兵队，使他有机会掀开了反动派黑幕的另一角。看吧，长官命令手下去迫害无辜以饱私囊，老兵油子到处敲榨勒索以肥自身。为了升官发财，他们可以草菅人命，颠倒是非，诬良为匪。一句话：宪兵队一团糟。富于正义感的小杨，不愿同流合污，便经常受到长官和老兵的欺侮。他失望，苦闷，彷徨，才去不久，就想离开。但反动派为了不让宪兵队的黑幕为外人知晓，招去的宪兵是来得去不得，无论如何都走不脱。就是悄悄走了，也会以逃兵的罪名抓回来惩治。杨虞裳下定决心，就是死，也不同那伙人一起去干坑害老百姓的事。他痛苦得用手枪自杀，但未能致死，他又活过来了。几个月后，蒋介石为了统治四川，派他的心腹贺国光主持重庆行营，另行组建宪兵队，刘湘的宪兵队被取消，杨虞裳才趁此离开那罪恶的兵营，拔出那踏错的脚。 　　 　　　　战斗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的炮声。震响了祖国大地。此时，正失业在重庆的杨虞裳，虽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却满腔热忱地站在街头阅读报纸上的抗战消息，或参加群众性的抗日活动。 　　 　　　　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展，四川的蚕丝业也大大地发展起来。重庆丝业公司公开招考工作人员，以适应蚕丝业发展的需要。1938年2月，杨虞裳为了在重庆找一个谋生之处，以第—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重庆丝业公司的练习生训练班。在训练班里。每天学的是养蚕、缫丝、会计、薄记等，但杨虞裳想的却是如何争取进步，如何报效祖国，如何为抗战出力。课余时，他常常和进步同学段竹余、刘光星、郑瑞样等一起读《新华日报》，读《大众哲学》，谈理想，谈志愿，讲延安的传闻和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故事。 　　 　　　　在1934午春天，杨虞裳的三哥杨德进也来到重庆，考入北碚峡防区的少年义勇队第二期学习。1935年毕业后，进了民生公司重庆港船务处工作。杨德进有个同事叫黄亦仁，是二十年代入党的共产党员，后失掉了党的关系，抗战爆发后在重庆同漆鲁鱼等同志一道恢复了组织关系。杨德进在黄亦仁的教育培养下，入了党。杨虞裳考入丝业公司不久，在三哥杨德进和党组织的培养帮助下，也光荣地入了党。取了个党名：艾英。 　　 　　　　1938年，杨虞裳还不满二十岁。这个沉静多思的青年，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地追求、探索，终于找到了党，找到了真理，找到了干革命的战斗岗位。 　　 　　　　杨虞裳于1938年5月在丝业公司练习生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调到重庆丝业公司会计科工作，地点在朝天门。1938年下半年，上级决定他参加城区区委，作区委的工运委员。城区区委书记是柳宜，组织委员刘隆华，宣传委员罗明。委员们分工负责，团结战斗。杨虞裳主要管皮革、缫丝、印刷等手工业工人方面的工作。为了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他在工人中，组织读书会，领导工人学《新华日报》，学《大众哲学》，学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并且常常织织时事报告会，向工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工作积极热悄，踏实刻苦，深受工人喜爱。 　　 　　　　1938年底，杨虞裳被调到党的南方局办的学习班学习。这期学习班只有八九个人，是南方局为培养基层领导干部专门设立的。重庆城区区委的刘隆华、罗明、杨虞裳都参加了。 　　 　　　　在学习班里，南方局的领导同志专门为他们讲课。董必武同志为他们讲党的建设，凯丰同志讲马列主义，邓颖超同态讲群众运动和妇女工作。学习班四十天的学习，杨虞裳和其他同志一样，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工作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革命方向更加明确了。学习班一结束，杨虞裳遵照党的指示，以革命为职业，专门从事党的工作。 　　 　　　　1939年初，党组织分配杨虞裳到党的重庆海员工作委员会工作。海委是党的一级组织，相当于区委，直属川东特委领导。海委书记是黄亦仁，宣传委员杨中育，杨虞裳作组织委员。黄亦仁同志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杨虞裳在他的具体领导和帮助下，各方面都提高很快。当时海委在海员中发展了三十来个党员，多数是民生公司大小轮船上的水手、轮机。这些党员主要有杨虞裳领导。海员流动分散、不易集中，杨虞裳对这三十来个党员，大都单线联系。轮船一到码头，他就上船去找党员布置学习，商谈工作。由于轮船到港的时间不一定，因此，他时时刻刻都要去了解轮船的航踪。党员虽不算多，工作量却相当繁重。 　　 　　　　海委一方面在海员工人中发展党员，一方面组织工会，把反动派把持的伪工会的领导权夺过来，通过工会，领导工人进行合法的斗争。海员组织的工会，有领江工会、水手工会和轮机工会。1939年夏天，轮机工会在杨虞裳的具体领导下，进行过一次较大的斗争。民生公司航行重庆与合川之间的民法轮，有一次从重庆开往合川，上驶到离重庆约120里的土沱时，岸上的国民党兵故意向船上开枪，船是木壳，枪弹进入机舱，把一个工人的肋骨打断，肾脏打伤，造成重伤。船上的工友们立即将受伤的工人抬往重庆抢救，刚拢重庆，这个工人就死了。民法轮的经理刘运隆，是杨虞裳直接领导的党员，他向杨虞裳汇报了这一情况，杨虞裳便指示刘运隆，一方面派人到出事地点查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和开枪的士兵，另一方面，由轮机工会出面，向反动政府提出三条要求：一、惩办凶手；二、抚恤家属；三、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确保工人生命安全。同时，进一步组织群众声援。斗争很快取得了胜利。凶手虽未查出，但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发给家属一笔抚恤金。杨虞裳领导的这一斗争，大长了工人们的志气保障了海员工人的合法利益。 　　 　　　　为了提高海员工人的觉悟，海委布置每个党员组织二至三个读书会，联系进步工人，学习进步书刊。平时分散读书，每周讨论一次。杨虞裳常常参加这些讨论会，给党员和工人解答一些疑难。 　　 　　　　为了动员和组织广大海员工人参加抗日宣传话动，杨虞裳等海委领导成员，通过海员工会出面，每个星期五晚上，请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教唱《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开初．参加合唱的只有民生公司的海员。后来，海委动员了朝天门附近丝业公司、工交公司、美丰银行的职工来参加。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这支歌唱队伍，浩浩荡荡开到市中心的十字街头，去演唱抗日歌曲，号称“千人大合唱”，对宣传抗日救国，起了很好的作用。 　　 　　　　杨虞裳在海委工作时，没有固定的社会职业，生活极不安定。既要防备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又要躲避日本强盗的狂轰滥炸。1939年“五三”、“五四”，日寇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有—天黄昏时，杨虞裳正和海委宣传委员杨中育一道在街头奔走，紧急警报响了，两人就在新华日报报馆门市部前面屋檐下站着。敌机临空，在两路口到朝天门一带扔炸弹，深夜才飞走。他们等警报解除后，走到陕西街，看到大片的房屋被炸毁，到处是炸死或烧死的尸体，这更增添了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另一天傍晚，杨虞裳和杨中育一道路过朝天门听到空袭警报，急忙乘木船到南岸，爬上半山腰的官山坡的槐树下坐着，不久飞来二十多架日机，炸弹扔到两人身前不远的地方，泥土飞溅到他们身上，机枪子弹从他们头上扫过，两人侥幸脱险。日寇轰炸重庆期间，杨虞裳总是一边跑警报，一边干革命。有一次一个星期没有解除警报，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上船接头联系，就在船上躲空袭。日机来了，轮船驶离码头，到安全地带隐蔽起来，等日机飞走了，又开回码头。 　　 　　　　杨虞裳在海委工作时，经常深入到海员工人家里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海员工人家属大都住在挨近长江的大河顺城街和挨近嘉陵江边的小河顺城街一带的贫民区里。这些地方，都是木架捆绑房子，有的壁头连泥巴也未糊。杨虞裳总是与工人同甘苦，今天到这个工人家过夜，明天到那个工人家歇宿。同工人们彻夜交谈，宣传革命道理。(有次海委几个成员在书记黄亦仁的住处开会到深夜，宣传委员杨中育当时在水手工会工作，因太晚了设法回去，杨虞裳便约他一道到大河顺城街水手工会理事、党员许荆州家里去住宿。老许很少回家，屋里无人常住，不但灰尘厚，臭虫更多得骇人。两个老杨上床后把电灯一关，很快全身被咬起来，扭开电灯一看，只见数不清的臭虫东爬西钻，捉也捉不完。过一会两人又关灯睡下，身上又咬得慌，再起来开灯捕捉，折腾得根本无法睡眠。杨虞裳在海委工作期间，很多时间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转战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曾在海员工人支部作过文书的汪飘萍被捕叛变，出卖了海委的黄亦仁、杨虞裳等人。为了避免损失，上级领导通知他们迅速转移。黄亦仁去涪陵，杨虞裳调回老家铜梁，负责铜梁全县党的领导工作。 　　 　　　　杨虞裳回铜梁前，铜梁县工委的书记是濮文昶(即蒲华辅，后任川康特委书记，1949年被捕叛变)。他在具体工作中，有不少的错误做法，如成立县工委有二三十人参加，横的关系太多；他还大量印发参加各种救国会的申请表，违背了白区地下斗争的纪律。杨虞裳接替濮文昶的工作后，根据上级指示，正式组成了中共铜梁县委员会，由杨虞裳作书记。铜梁县委隶属北碚中心县委，杨虞裳又兼任北碚中心县委委员。 　　 　　　　铜梁县委成立后，杨虞裳纠正了濮文昶工作中的错误，并积极整顿基层支部。他亲自到离县城十多里的全德乡和离城四十多里的旧县乡，参加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有计划地安排党员学习马列主义，指定阅读书刊的章节，结合斗争实际进行讨论。同时。对党员加强党性教育，要求党员对党忠贞，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和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要站稳党的立场，不怕牺牲，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他到了东区区委，还把自己写的一首明志诗，念给区委书记胡尚伦听。这首诗是： 　　 　　　　　　国之不存人何为? 　　　　　　党性坚强事业兴。 　　　　　　人民翻身大有望， 　　　　　　九泉之下也甘心。 　　 　　　　杨虞裳回到铜粱，公开的身份是私立养正小学的教师。私立养正小学早就有党的组织，最先由杨虞裳的大哥杨德培和游文俊、阮肇成三个党员组成支部，杨德培作支书，为开展党的工作打下了基础。1939年下期，杨虞裳和唐永年、黄素影、黄德玉、沙光宗、陈志鹏等八九个党员都进入了养正小学，于是，这所学校便成为党的铜梁县委的根据地。 　　 　　　　杨虞裳在养正小学先教公民，后教史地，他通过课堂，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揭露蒋介石卖国集团如何打着抗日的旗帜来打内战的罪行。同时他还利用课余时间，把思想进步的学生组织起来，专门给他们讲《新华日报》社论，分析时事，进行马列主义教育。 　　 　　　　杨虞裳利用养正小学这个阵地，还在社会上开展党的工作。在他的倡导和具体组织下，用学校的名义，在县城最热闹的大十字街口，办起了《养正壁报》，刊登时事社论和抗战消息。壁报每半月换一次。杨虞裳办壁报时，保持他—贯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每期壁报的社论，大多由他执笔撰写，并交全校教师讨论。壁报上每期都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也转载了。这个壁报由于内容丰富，观点明确，又是在最热闹的地方与群众见面，所以，人们争相阅读，起到了宣传抗日救国和教育群众的作用。杨虞裳还利用壁报这个阵地，抓住本地发生的典型事例，与反动派开展斗争。有一次，伪县府一个姓贾的科员，在街上无理打一个卖香烟瓜子的小孩。《养正壁报》及时报道了这件事，并为此发表了社论，又发动群众去伪县府请愿，事情越闹越大，县清共委员会想采取高压手段把事情压下去，一个姓谢的清共委员便跑到养正小学来追问，说什么学校对这件事“小题大作”，其中必有人在“故意捣乱”。由于姓贾的科员打人是事实，追去追来，姓谢的反而下不了台。最后，伪县长只好出来赔礼道歉，使受欺压的小老百姓得以扬眉吐气。 　　 　　　　1940年8月，由于杨虞裳在铜梁县委的工作做出了成绩，党组织便调他到北碚，参加北碚中心县委的工作。 　　 　　　　北碚中心县委是1938年10月成立的。到1940年下半年，直属中心县委领导的有北碚、合川、铜梁、潼南、壁山、广安、岳池、武胜、渠县、邻水等县和大足、巴县及大竹的部分地区。当时，园民党反动派正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心县委由于领导的县区多，工作担子十分繁重。杨虞裳化名杨书田，接替冉益智(又名冉启熙、肖青。1948年在重庆叛党投敌。)作组织委员，中心县委书记是李亚群、罗明、刘隆华两同志，也在北碚中心县委，罗明作宣传委员，刘隆华作妇女委员。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心县委正积极贯彻党对白区工作的方针，即“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要大批地隐蔽和转移党的干部和党员，组织工作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才二十一岁的杨虞裳，为了挑好这付重担，便和作保卫工作的曾良能一起，长住中心县委机关。(为了提高曾的阶级觉悟，使其更好地为党工作，杨虞裳随时教育他：住中心县委机关，是党的高度信任，要绝对保守党的秘密。同时还鼓励曾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立志为共个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万一被敌人逮抓，一定要坚贞不屈，誓死保卫组织，保护同志，决不叛党。杨虞裳喜欢对曾良能吟咏革命先辈夏明翰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并以夏明翰烈士的崇高品德为学习榜样，与曾良能共勉。)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宋林专程从重庆到北碚，找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和组织委员杨虞裳研究。针对敌人的反共政策，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凡是暴露了的党员，有的调延安学习(先后去延安的有十几人)，有的调川东特委另作安排，有的在中心县委内各县之间调整。对个别需要考查的党员，暂时切断了同他们的关系。 　　 　　　　1941年2月，川东特委将北碚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调离，中心县委书记的工作，便由杨虞裳承担下来。杨虞裳挑着这付重担，一直到1941年7月。

原文1984年8月 发表于重庆出版社《英烈颂（第二集）》  浏览：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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