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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吕澂

追忆吕澂先生

释纯一

  一九八九年,一代哲星吕澂归化于常寂光中,享年94岁。八十三岁高龄的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北京广济寺亲自为吕先生主持往生回向法会,并作挽联曰—— 智慧照幽玄,称名不愧今鹙子;津梁留藏要,探源岂独杂阿含。 吕澂(一八九六——一九八九),原名吕渭,后改名澂,字秋逸,也作秋一、鶖子,江苏省丹阳县人。自幼天资聪慧,刻苦向学,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便能独力阅毕大英百科全书,又利用余暇自修,精通英、日、法、德、梵、巴利、藏等各国语言。一九一一年杨仁山居士逝世,欧阳渐继其业,负责金陵刻经处的工作。当时在全国的刻经处中,以金陵的校勘规模最大、最精。一九一四年,欧阳渐在金陵刻经处设研究部,吕澂为第一批学人。一年后,赴日留学,进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深造,继而在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术。第二年,因与留日学生共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罢学回国。一九一六年吕澂归国后,旋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任教期间,吕澂撰著《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以及《色彩学纲要》等,对二十年代初期美学研究和传播西方美学,有重要影响。陈独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口号,其实最早是由吕先生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美术革命》的文章中倡导的,后来两人联合撰文。由于“美术革命”口号的提出,引起了中国美术界空前激烈的争鸣,激励着一批美术青年求新求变。一九一八年,欧阳渐欲在刻经处筹办“支那内学院”,邀请吕澂协助。吕澂遂放弃美学,从此专志于佛学的研究。  一九二二年,支那内学院成立,欧阳渐为校长,吕澂任学务处主任。因吕澂字秋子,欧阳渐尝称他为“鶖子”,鶖子是释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的译名,由此可见欧阳大师对吕澂的倚重。欧阳渐曾说道:“先师咐嘱渐十余年来,得超敏缜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笃实宽裕之黄树因可以推广,吾其庶几乎!”   除行政教学工作外,吕澂还从事大量佛学研究、佛典校勘与整理的工作。这段时期,吕澂撰写《声明略》、《佛典泛论》、《佛学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和《因明纲要》。吕澂的授课方式与众不同,他根据欧阳渐的《院训释•释教》,将佛学分成五科(后人称其为“五科佛学”),以毘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组成内学院院学。这个教学体系涵盖整个印度佛学,可谓近代佛学教学史上的创举。  一九二六年后,由于北伐方酣,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都先后为军队占用而停办,上百多间房舍的金陵刻经处只留下存放经书及日常作息的空间,支那内学院也只剩下吕澂和邱晞明陪侍欧阳渐,继续未完的研究工作。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未几,战火蔓延到南方。欧阳渐率领部份门人弟子,由吕澂护送大批重要资料前往四川,在江津成立支那内学院的“蜀院”。蜀院并未招生,只是继续著述研究工作。吕澂于处理院务之余,更全心投入学术研究。他对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读,尤为特出,曾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入正理论》,及梵文《楞伽经》,并完成《杂阿含经刊定记》、《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重要佛学著作,及若干篇重要学术论文。  一九四三年二月,欧阳渐逝世,各方弟子回江津奔丧,门人组织院友会,公推吕澂继任院长,王恩洋等担任院友会理事。  吕澂继师遗志,继续办理蜀院,开始聚众讲学。其间曾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编《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吕澂续掌院务。三年后(一九五二年),该院院友开会决议自行停办,自此创立三十余年,中国第一佛学院——支那内学院宣告停办。  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作为发起人的吕澂被选为常务理事。二年后,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邀请各国佛教学者合作。中国佛教协会当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推举赵朴初为主编,吕澂任副主编,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撰稿。吕澂同时撰写百万字的《中国佛教》,获得国际间的肯定和荣誉。一九五六年,吕澂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兼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六一年,吕澂受科学部委托,在南京开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为北京、上海、内蒙古派来的三个研究生,开设“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两门课程,后整理讲课笔记,辑成《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两书。一九六二年,吕澂希望中国能出版一部优于日本《大正藏》的大藏经,翌年即开始编写《新编汉文大藏经录》,它是吕澂数十年读经的心血结晶,不只将经籍内容分类,还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历时三年完成。后因大陆“文革”开始,编印藏经的弘传计划被迫中止。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佛学班及多年研究成果、资料全数毁坏殆尽。七十一岁的吕澂遂避居江苏故居,后再迁居北京清华园,直至一九八九年七月逝世,享寿九十三,这二十多年间形同退隐,不曾再有佛学著述问世。吕澂的学术上主要成就有:一、在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最后二十卷中,发现《摄事分》的大分是引用全部《杂阿含经本母》,因此探明瑜伽一系学说真正来源为上座部禅法。他更订正翻译后弄乱的《杂阿含经》次第,写成《杂阿含经刊定记》。若论二十世纪汉语学术思想发现,此一成果具有世界级的影响。  二、在《瑜伽师地论》里发现引用《小品宝积经》的旧注,而刻成《宝积经瑜伽释》一书,不仅看出大乘学说前后的联系,且订正旧译《宝积经论》的错误。  三、认清梵、藏本唯识论书的文义自成一系,与玄奘所传不同,而确定唯识古今学说分歧之所在,从此,唯识学前后变迁迹象一目了然。  四、寻出《俱舍论》与南北双方《毘昙论》的关系,判明小乘毘昙学说的系统。五、校勘编印《藏要》一书,凡四百余卷。此书整理考订各地所发现历代大藏经刻本,因而廓清藏经版本源流,确定文字正谬的标准。又从国外校印的梵、藏文佛典,和康、藏各种刻版的西藏大藏经比较研究,而见到汉文翻译的优劣。《藏要》被用作校释佛籍的重要参考本,更是日本佛教大学教科本,及印度国际大学研究资料。六、先生一生的工作,主要的一项就是厘清“心性本净”与“心性本觉”的思想界限。这场现代佛学史上的大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触及佛教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还关系到如何看待佛教思想的演变、中印佛学的区别,以及佛典的真伪等方法论意义的重大问题。 …… 吕先生九十寿辰时,赵朴老在贺信中对他的佛学研究成就做了高度评价: “居士继往圣之绝学,为法门之重镇。精义入神,昌明竺贤之心曲;显微阐幽,廓清内学之积晦。正法萦怀,功垂永久!” 我在十八岁时,由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大和尚剃度出家,一九八四年,从云居山真如寺考入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一九八六年,于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毕业后,被金陵刻经处录用,负责木版佛经整理和经藏校刊。吕先生一直是我多年来潜心佛学的精神支柱,每每经过先生题写的“祗洹精舍”匾下,都为能追随这位大哲的事业而由衷地感动。我的《唯识三十论百题研究》、《法相唯识学脉谈》、《杨仁山居士年谱》等,可以说深受先生著述影响,先生的佛学修养,直令人趋驰于仰弥之间!一九八八年,笔者陪同吕先生高足田光烈先生专程去北京拜访了这位佛学泰斗,先生思路仍然十分敏捷,并亲赐部分早年手稿给我。然而遗憾的是,先生的书房、书架上一本书都没有,甚至有的撰述只能写在随手找来的废纸片上——一个精通梵、藏、巴、日、英语言,一个千年以来第一次系统校刊三藏的伟大学者,就这样被那时代的共业窒捁…… 如今先生已去,不由得让人倍感无依。聊以可以告慰先生的是,鄙人与朋友合作,业已在网上建立了“吕澂纪念馆”(http://www.lvcheng.com.cn),而《艺术丛林》副主编、年轻的佛学思想家李林先生经过多方努力,对重新发现“文革”时期遗失的欧阳大师和吕先生遗稿也有了一定眉目,愿有识诸君能共禳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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