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澂是海內外一致公認的著名佛教學者。他畢生從事佛學研究，著作等身，貢獻巨大。由於他精通英、日、梵、巴（巴利文）、藏等多種文字，所以對印度佛學、中國漢地佛學和西藏佛學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以佛學為科學研究對象，在研究方法上勇於探索和創新，終於闖出了一條新的道路，在整理和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攀登了近代佛學研究的高峰。特別是他善於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佛學研究的成果，既不盲目崇信外國的一套，也不墨守中國學者的成規。他有目的、有選擇地利用國內外一切研究成果，特別是近代日本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為思想資料，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佛學體系。 　　　　自隋唐以來，一般佛學研究都是就翻譯過來的漢文典籍進行的。由於翻譯上的困難和傳抄中的錯訛，佛教經論中常出現一些疑難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也有因義理上理解的不同，而形成各家學說上的分歧，因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呂澂在佛學研究上努力創新，並取得了顯著成就。他通過長期的研究實踐，認識到佛學思想本身帶有非常複雜的性質。一方面佛學思想在古印度向各地流傳過程中，就不斷有所發展和變化；另一方面佛學傳到中國來，其經典由梵文、巴利文而譯為漢文、藏文，錯訛和疏漏在所難免，其思想也因時因地而不斷有所演變和發展。不弄清楚這些情況和變化，不掌握佛學思想發展的規律，就很難搞清楚佛學思想的本來面目。因此，他感到研究佛學，必須立足於世界範圍，應該把世界各國的佛教，無論是古代的，還是近代的，都應當作為一個整體，系統地加以考察、比較，從中找出其異同之點，糾正其錯訛之處，尋求其發展和演變的規律。 　　　　由於他精通英、日、梵、巴（巴利文）、藏等各種文字，所以就利用梵文、巴利文和藏文等資料，對勘漢譯佛典，從中鑑別真偽，考訂異亂，糾正錯訛，補正缺失，做到了「冶梵、巴、漢、藏於一爐」，從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許多疑難問題。他在支那內學院期間，除了利用梵、巴、藏資料勘印佛典，整理編印出三輯《藏要》之外，還在佛典和教義的考訂辨偽方面，作出了優異的成績。例如，他採用「點記說」，推定佛滅年代為公元前四八六年。他根據《瑜伽師地論》中所引《雜阿含經本母》，對《雜阿含經》逐一加以訂正，調整了文段次第，使得其文可讀，其義可詳。他對《四十二章經》從學說淵源上加以刊定，指出此經不是最初傳來的經，更不是直接的譯本，可說是《法句經》的抄本。此外，他還對《牟子理惑論》、《楞嚴經》和《大乘起信論》等進行了考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撰著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和《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兩本著作，是他晚年佛學研究的最高成就。而一九九一年由齊魯書社出版的《呂澂佛學論著選集》五卷，則是他全部研究成果的匯集。 　　　　呂澂不僅在佛學研究上貢獻巨大，而且在培育佛學研究人才方面也成績斐然。本文主要是對他在培育佛學研究人才方面作些必要的論述。 　　一、呂澂學習佛學的因緣 　　　　呂澂雖然早在青少年時代就對佛教有好感，常到佛教寺院去禮佛，聽法師講經，但那時並未想到自己會以研究佛學終其一生。他在鎮仁中學畢業後，受當時實業救國思想的影響，曾考入常州高等實業學校農科，一心想以改進中國農業來增強國力。其後又到南京，進入民國大學經濟系學習，還是想以改善中國經濟來報效國家。其時，他的胞兄呂鳳子也在南京，經常到金陵刻經處聽楊仁山老居士講經。受胞兄影響，呂澂也常常隨同前往金陵刻經處。在聽了幾次以後，感到楊仁山老居士所講的佛法很有道理，漸漸對佛學發生了興趣。從此以後，他成為金陵刻經處的常客，聽經之餘，還在刻經處購買了許多佛書，自己閱讀，而且越讀越有興趣。當時，楊仁山老居士的弟子歐陽竟無居士在刻經處主持編校工作，呂澂在聽經和購買佛書時，與之相識，兩人一見如故。歐陽竟無佛學造詣高深，又誨人不倦，呂澂對之十分尊敬。而歐陽竟無見呂澂天資聰明，學習佛學孜孜不倦，也十分器重。於是兩人建立起不同尋常的師生之誼，呂澂經常向其請教佛學，來往書信不斷。 　　　　一九一四年，民國大學因故停辦，呂澂只得輟學。恰好其時歐陽竟無在金陵刻經處成立佛學研究部，聚眾講學。呂澂聞之，喜不自勝，當即前往隨歐陽竟無學習佛學，成為第一批進研究部學習的四人之一。在學習期間，由於呂澂勤學好問，深得歐陽竟無的器重和賞識，認為是一個勤奮好學，將來一定有所成就的佛學人才。但是，這時的呂澂，仍然沒有下定決心，要一輩子從事佛學研究。他在金陵刻經處佛學研究部學習一年多後，即向歐陽竟無提出，要去日本留學。歐陽竟無雖然對之十分婉惜，但亦無可奈何，只能依依不捨地眼看著他離去。 　　　　一九一五年，呂澂東渡日本，專攻美術。在日期間，他廢寢忘食，如飢如渴地學習，在美學理論上獲得了較大成就。一九一六年，呂澂從日本回國，不久就被劉海粟聘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長，時年僅二十一歲。在此期間，他邊教學，邊從事著述，短短二年中，先後撰有《美學概論》、《美學淺說》、《現代美學思潮》、《西洋美術史》、《色彩學綱要》等著作，陸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其時，歐陽竟無在南京金陵刻經處，講學之風大盛，四方學者聞風前往，原有佛學研究部的規模已不能適應。為此，歐陽竟無於一九一八年和當時的著名學者沈子培、梁啟超、陳伯嚴、蔡孑民、熊秉三、葉玉甫等共同發起，在金陵刻經處佛學研究部的基礎上，籌建支那內學院，並在刻經處設立籌備處。當時籌備處缺乏骨幹力量，歐陽竟無就想到了呂澂。他幾次寫信給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呂澂，約他到南京金陵刻經處，共同籌建支那內學院。一開始呂澂還有些猶豫不定，後來終於為歐陽竟無的誠意所感動，毅然辭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長之職，前往南京金陵刻經處，協助歐陽竟無籌建支那內學院。從這時起，呂澂即悉廢原有舊學，數十年如一日，專志投身於佛學研究人才的培養。直到一九五二年，內學院（當時已改名為中國內學院）自行停辦時為止，呂澂一直在內學院，從未離開過。他在內學院，先是任教務長，後任院長，採取各種方式方法，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佛學研究人才。 　　二、呂澂在支那內學院初期對佛學人才的培養 　　　　支那內學院的籌建工作，是由歐陽竟無全面負責進行的。但是具體的實際工作，如選定院址，發佈緣起，訂立簡章等等，都是通過呂澂去完成的。呂澂自一九一八年應歐陽竟無之邀到金陵刻經處後，先是約請章太炎撰寫〈支那內學院緣起〉，闡明舉辦內學院的由來以及目的、要求等等，予以刊佈。同時訂立〈支那內學院簡章〉，分為十章三十六條，對辦院宗旨、修學年限、學科課程、學習期限、學習經費等等，一一作了詳細的規定。其中第一條即開宗明義地標明：「本內學院以闡揚佛法養成利世之才，非養成自利之士為宗旨」。 　　　　經過四年多的籌備，支那內學院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在南京半邊街（即後來的公園路）正式成立。歐陽竟無任院長，呂澂任教務長。「支那內學院」即「中國佛學院」，因古印度稱中國為「支那」，而佛教徒則稱佛學為「內學」，故名「支那內學院」。該院成立後，即根據「簡章」，分為學、事兩科。其中學科包括教學、研究、譯述、考訂等，全部由教務長呂澂負責；事科包括藏書、刻經、宣傳、視察等，則另推他人負責；院長歐陽竟無總攬全務。當時確定，內學院的主要任務是辦學和編印佛教著述，體現了研學和刻經並重的原則。 　　　　在研學方面，內學院分別設有正學班和試學班，於一九二三年九月開學。當時招收學員二十六人，其中正學班十人，試學班十六人。學制均為二年，試學班結業後，成績及格即可升入正學班。主要學習法相、唯識要典，採用講演、討論、指導研究的教學方法。 　　　　在刻經方面，內學院成立後，即組織全體師生，編刻唐代法相唯識要典和章疏，先後約刻成一百餘卷，為後人留下了研究法相唯識之學的寶貴材料。 　　　　呂澂於支那內學院初期，在培養佛學人才方面的主要貢獻，除了培養出一批對法相唯識之學有所專長的研究人才之外，主要表現在教學方法上的創新。呂澂領導全體教學人員和學員，將學習和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他要求學員，在學習中結合研究，在研究中加深學習。他要求教師，採用新的教學方法，即演講、組織學員討論和指導學員研究相結合。先由教師在課堂上作講演，然後組織學員討論聽講內容，進一步領會教師所講的精神，並對一些難以理解的問題，進行反覆的討論，最後由教師解答。同時由教師指導學員進行佛學研究。當時學員的佛學研究，主要是譯述佛典和對佛典的考訂辨偽。因為內學院所刻印的佛典，都要經過嚴格的考訂辨偽，而在考證辨偽的過程中，必須運用梵文、藏文、巴利文等有關資料，這就需要把某些梵文、藏文、巴利文的資料譯為漢文。從而達到考訂異亂、糾正錯訛、補正缺失的目的。而所有這些工作，都是呂澂率領內學院的全體師生去完成的。這種新的教學方法，使學員仍在學習中結合研究，在研究中加深學習，從而使學員們的學習質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呂澂在法相大學期間對佛學人才的培養 　　　　從一九二五年起，支那內學院開設法相大學特科。與此相適應，支那內學院的研學組織改為問學部、研究部和法相大學部三部分。其中： 　　　　(一)問學部　專為一些初學佛者前來問學而設。這些人愛好佛學，但還沒有條件進內學院學習。問學部人員主要是指導他們如何學習佛學，並隨時解答一些具體問題。 　　　　(二)研究部　主要是組織一些研究人員（大部分是從支那內學院學習二年畢業後留下來的）從事佛學研究工作。當時佛學研究最大的工程是考訂辨偽，系統整理佛典。我國的佛教經籍，卷帙浩繁，編次混亂，給後人學習和研究帶來種種困難。支那內學院有鑑於此，從一九二七年起，就組織人員，成立研究部，選擇要典，校勘文字，編輯《藏要》。參加的人員，主要是從內學院畢業後留下來的學員。組織他們參加《藏要》的編輯工作，實際上是對這些人進行再培養、再教育的過程，使他們在研究工作中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參加編輯《藏要》的，也有一部分是進入法相大學特科學習的學員。 　　　　編輯《藏要》，雖然是在內學院院長歐陽竟無親自主持下進行，但實際擔當此項任務而且出力最多的則是呂澂。歐陽竟無曾說：「若夫繼往開來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寧二十五年不出戶庭，蟄居不離者有呂秋一（呂澂），《藏要》成，教義明，圖書聚，修綆得。」（《經版圖書展覽緣起》）這是對呂澂在編輯《藏要》中所作貢獻的正確評價。因為歐陽竟無除了為《藏要》中二十多種經論作序以外，具體的校勘工作都是由呂澂組織內學院師生去完成的。一九三四年，歐陽竟無在〈復陳伯嚴書〉中還指出：編輯《藏要》分二段，「前考據，後義理」。考據要求辨明「書之真偽，譯善、版善，必求精審，以餉學者」，而這一工作是「以囑秋一」去完成的。（見《竟無內外學?內學雜著》）呂澂在組織師生進行這一工作時，一反過去僅就漢譯經典作校勘的做法，而是利用梵、巴（巴利文）、藏等幾種文字進行對勘。這是一項十分艱巨而又細緻的工作。先要逐一翻譯梵文、藏文、巴利文等幾種版本，在文字上對版本、原典、異譯進行校勘，然後在義理方面，對各宗派的依據、傳承、前後學說的變化等，窮源究委，絲絲入扣，並要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許多疑難問題作出解答。這可說是一次對藏經空前規模的整理，呂澂為此耗盡了十餘年的時光，為的是使後來的佛學研究能取得比較可靠的、正確的資料。編輯《藏要》，原計劃分為六輯，後因抗戰軍興，支那內學院內遷等原因，實際上只編成三輯，共收佛典七十餘種，四百餘卷。 　　　　(三)法相大學部　當時共招收學員六十四人，其中特科班學員三十人，一般學員三十四人。全部採用日課指導學習的制度。在此期間，全部教務工作均由呂澂負責。 　　　　時梁啟超與支那內學院關係密切，故從各方面加以資助。不僅經常前往內學院聽歐陽竟無講佛學，而且通過有關當局，撥土地八十三畝，作為法相大學校址，用於辦學，辦農場之用。 　　　　法相大學特科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三日正式開學，呂澂在開學典禮上作重要講演，對法相大學名稱的含義論述頗詳。他說：「本科之稱法相大學，其實標誌鮮明，反面觀之，並不拘限於法相一宗；正面觀之，直指純正佛法之全體。外間久視本院為法相宗根本道場，此番建設大學又以法相為號，應即宣揚宗義無疑」，但是，「本科名稱法相，並非標舉一宗」。他認為，無論是印度還是中國，都沒有所謂法性宗和法相宗，而玄奘之學是「真佛學」，是一種「無宗派佛學」，因此，「佛所說法一切皆法相」，「說法相即是貫徹佛所說法之全體」，而「今言法相又即貫徹一切佛法之解釋與研究」。意思是說，法相大學雖然標名「法相」，但並非專門學習和研究法相宗一宗之學，而是對一切佛法都要進行學習和研究，因為法相之學，本身就包括了佛所說法的全體。 　　　　此外，呂澂還對為什麼要辦法相大學作了說明。他指出：「我國佛法自奘師一系中絕以來，正統沉淪，經千餘載。其間雖有淨、密、台、禪之繼起而盛，然於佛法精神背馳日遠，無容諱言。吾儕大師（指歐陽竟無）苦心提倡，歷十餘年，卒在今日於佛法基礎上立法相幢，慧日曙光，重睹一線。諸君認識既真，應不遲疑，應知提倡佛法實唯法相一途，絕非推尊一宗，亦非欲以一宗概括一切，正此趣向專志精勤，必使純正佛法遍世間」。（以上引文均見《內學》第二輯）這就是說，為了使純正的佛法普遍地重現於世間，所以創辦了法相大學。 　　　　法相大學在呂澂等人的努力下，一時間辦得有聲有色。當時除固定的學員外，前來旁聽的人也很多。據有關資料記載，每逢一些知名人士在法相大學講課時，許多本來不是法相大學的學員，也都紛紛前來旁聽。如歐陽竟無在法相大學講唯識學時，四方學者聞風而來，每次都是座無虛席，連梁啟超等一些知名人士，也是每次必到，於此可見當時法相大學的一斑盛況。 　　　　由於種種原因，支那內學院所辦的法相大學，只存在了二年多時間，在一九二七年間就停辦了。但在這二年多的時間裡，也培養出一批對法相唯識之學有一定造詣的佛學人才。這些人後來分散到各地，對推動近代唯識學之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法相大學停辦後，在支那內學院就學的，只剩下十七人。於是內學院的研學組織也有所變動，取消了法相大學部，保留了問學部和研究部。學員的學習方式也有改變，不再採用上課由教師講演的方式，而是由學員自學，教師作指導。 　　　　在法相大學停辦後的十餘年間，呂澂除用學員自學、教師指導的方式培養一批佛學人才外，還通過編輯《藏要》，讓所有參加工作人員，在「邊看邊學」中逐步提高研究佛學的能力。後來的事實證明，通過編輯《藏要》三輯，確實培養出能夠獨立整理佛教文獻的人才。 　　四、呂澂在蜀院時期對佛教人才的培養 　　　　一九三七年，日軍入侵，支那內學院被迫由南京遷至四川江津，設立蜀院。其時因戰事緊張，人心不定，加上經濟匱乏，院址規模縮小，而內學院的人員也流動很大，有的參加了抗日救亡運動，有的離院另就他業，留下的研究人員大為減少，學員中留下繼續學習的已沒有幾人。在這種情況下，歐陽竟無和呂澂等仍勉力維持，繼續聚眾講學。一九四三年，歐陽竟無病逝後，呂澂繼承其遺志，繼續聚眾講學不輟。 　　　　支那內學院在四川江津辦理蜀院，前後十餘年。在此期間，內學院培養人才的主要方法是通過撰寫佛學著述，向大眾宣講，以提高聽眾的佛學水平。因為在蜀院時期，歐陽竟無和呂澂等人的佛學研究不僅沒有停頓，而且作出了較大的成績。其中，歐陽竟無先後撰有《方便般若讀》、《五分般若讀》、《內學院院訓釋》等，以「頓境漸行」之論，五科次第，立院學大綱。後又著《心經讀》，發揮「真幻一味」之旨，被稱為是「最後精緻之作」。呂澂在蜀院所撰的著作也特別多，主要有《佛學分科及其傳承》、《內院佛學五科講習綱要》、〈內院佛學五科講習綱要講記〉、《金剛經三義》、《楞伽觀妄義》、《百字論釋》、《禪學述原》、《談真如》、《談「學」與「人之自覺」》、《玄奘法師之生平及其學說》、《佛法與世間》、《法界釋義》、《佛性義》、《種性義》、《小乘異部之起源》、《佛滅年代異（新）說辨》等。歐陽竟無和呂澂所撰的以上這些著述，絕大部分都在內學院蜀院的各種場合公開講演過。而呂澂的一些著述，在歐陽竟無逝世後所組織的院友會上繼續作了講演。 　　　　從以上這些情況可以看出，內學院蜀院在培養人才的方法上，與過去已有所不同，主要是歐陽竟無和呂澂率領一批研究人員，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向院內全體人員及一些已經離院的院友作公開講演，傳授佛學知識，提高他們的佛學造詣和文化素養。這種方法比起支那內學院在南京辦理法相大學，培養法相唯識人才的那種盛況來，當然是要差一些。但在當時國難當頭，人心不定的情況下，能夠做到這樣，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以後的事實也證明，支那內學院在蜀院期間，還是培養了不少佛學人才。後來，應呂澂之約，長期追隨在呂澂身邊，協助呂澂整理《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和《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兩部著作，後來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的談壯飛，就是在內學院蜀院時期培養出來的佛學研究人才。 　　　　呂澂在內學院蜀院時期，除了通過聚眾講學和通過研究佛學來繼續培養佛學人才之外，其最大的貢獻是從理論上為創立「佛學五科」的講習體系作了巨大的努力，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九四三年九月，呂澂在內學院蜀院撰著了〈內院佛學五科講習綱要〉一文。同年十月，將此文向大家作了講演，詳細闡釋了〈講習綱要〉的內容。後來又整理成〈內院佛學五科講習綱要講記〉一文發表。呂澂在講到建立「佛學五科」講習體系的宗旨時說：建立佛學五科，「意在直指精微，以階深造，故編次群書，三周區別。周各以一要義貫通，反覆研尋，歷三五載亦可入於道矣。」這個體系是在玄奘、義淨所傳印度那爛陀寺佛學六科的基礎上加以改造而成的。它既繼承了那爛陀寺講習佛學的傳統，也結合了中國佛學流傳的實際情況，有所創新。 　　　　早在一九三八年，呂澂就對印度那爛陀寺學習佛學的規模、分科及其次第等等，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佛學六科的次第是：「毘曇－因明－戒律－中觀－瑜伽－般若。」在他看來，欲通佛學大綱，必須完備上述六科。而此六科誦讀，當遵玄奘、義淨所傳，步西方（印度）本來學法次第，研讀各科根本典籍，始可言學之發軔。但到一九四三年，在他建立內學院講習體系時，即將印度的「佛學六科」，改為「佛學五科」，科別有所調整，次第也有所變動，而且「編次群書，三周區別」，即編定五十部書，分三階段進行。可見他並沒有墨守玄奘、義淨之成規，完全步印度那爛陀寺講習體系之後塵，而是有所繼承，有所發展的。他所提出的內學院「佛學五科」的次第是：毘曇－般若－瑜伽－涅槃－戒律。這與印度那爛陀寺「佛學六科」相較，少了「因明」、「中觀」兩科，增加了「涅槃」一科。 　　　　內學院「佛學五科」在講習方法上和步驟上，已不像印度那爛陀寺寺學那樣，學完一科再學一科，而是分三周（三階段）進行，由淺入深。每周五科俱全，各以一要義貫通。第一周以「心性本寂」為中心主題，被稱為「知本」之學；第二周以「轉依」為中心主題，被稱為「正宗」之學；第三周以「一法界」為中心主題，被稱為「終鵠」之學或「究竟」之學。三個階段講習五十部書，第一階段講十二部書，第二、第三階段各講十九部。這些書均由內學院選擇、編定，其中有《藏要》本，院刊稿本、院刻本、院刻會譯本、院編稿本和院刻合釋本等。講習期限為三至五年。呂澂指出：「五科佛學，各以義理推闡，逐時開展，故必歷三周而盡其學，合五科而識其全，經之緯之，成章以達。」這和過去判教之說完全不同，（以上引文均見《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二〈內院佛學五科講習綱要〉。事實也確是如此。我國唐代以來建立的各個宗派，雖然也各有佛學的講習和傳承，但門戶之見頗深，沒有一個宗派能發揚那爛陀寺那樣各抒己見，百家爭鳴的學風，也沒有一個寺院能建立起一個以全體佛學來分科的講習體系。近代以來，各地辦有不少佛學院，其中著名的如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等，雖注意到了打破一宗一派的界限，分設各門課程，但也未見有以佛學全體來分科的教學制度。呂澂在內學院能從佛學全體著眼，不拘一宗一派，建成佛學五科體系，使研習佛學的規模趨於完整，這在中國佛教教育史上可說是一大創舉。不過，由於當時正值抗戰之際，內學院規模縮小，這一「佛學五科」的講習體系，在當時並沒有能夠完全實施。但是，它作為一種精神財富，直至今日，對我們建立更為完善的教學規模和制度，仍然有可供借鑑之處。 　　抗戰勝利後，呂澂曾約同道數人，多方奔走，想將內學院遷回南京，以便繼承歐陽竟無的遺志，設立佛教大學，繼續培養佛學人才。同時還想建譯場，編印《精刻大藏經》，溝通世界各地佛教文化等。但終因條件不備，力不從心，未能成為事實。據不完全統計，支那內學院從一九二二年成立以來，包括後來在重慶建立的蜀院，先後在院學習過的共有數百人，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後來在佛學研究中取得了較大的成就。 　　五、呂澂在五十年代對佛教人才的培養 　　　　一九四九年，在四川重慶的支那內學院改名為中國內學院，呂澂繼續擔任院長，聚眾講學，從事佛學研究。當時尚有研究人員和學員約二十餘人，呂澂領導他們邊研究、邊學習，定期作佛學講演，情況良好。不久，土改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內學院的研究人員和學員，紛紛響應號召，參加土改工作隊，下農村參加土改運動，於是院內的研究工作和講學活動，全部趨於停頓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內學院的研究人員和學員，絕大部分都沒有回到內學院，其中大多數參加了革命工作，分配到其他單位，也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呂澂鑑於當時的中國內學院已經是名存實亡，於是召開了內學院董事會議，共同商討內學院今後的去向問題。經過院董事們的慎重研究和討論，最後決議自動停辦。於是，中國支那內學院於一九五二年停辦，所有房屋、家具、圖書等，都移交給當地的文教部門，呂澂也回到了南京金陵刻經處。 　　　　從一九五三年起，呂澂被中國佛教協會推舉為常務理事（後來任名譽理事），同時任中國佛學院院務委員會副主任，又出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這時候的呂澂，主要在中國佛學院和哲學研究所通過講演佛學，向佛學院的學僧和哲學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員傳授佛學知識，提高他們的佛學水平。 　　　　一九五五年，斯里蘭卡佛教徒為紀念釋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年，發起編纂英文佛教百科全書，要求各國佛教學者給予支持和合作。當時周恩來接受斯里蘭卡總理的請託，要中國為他們的百科全書撰寫有關中國部分的佛教條目。周恩來將這個任務交給了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協會接受這個任務後，即成立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呂澂擔任副主任委員，具體負責聘請國內佛教學者擔任撰述、編輯和英譯工作。為了編撰工作的順利進行，呂澂以南京金陵刻經處為據點，約請了一部分專職編撰人員，撰寫佛教百科全書條目，如游俠、李安、田光烈等，都是在金陵刻經處的佛教百科全書專職撰寫條目的人員。呂澂通過指導撰寫條目的方式，向他們講演佛學，傳授佛學知識，從撰寫體例到如何搜集資料，都給予詳盡的指導。初稿撰成後，又通過審稿的方式，指導撰寫人員進行修改。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游俠、李安、田光烈等，也是呂澂所培養出來的佛學人才，他們後來在佛學研究中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 　　六、呂澂在佛學研究班對佛學人才的培養 　　　　呂澂一生都十分重視對佛學人才的培養，直至晚年，仍不改初衷，念念不忘培養佛學研究事業的接班人。大約是一九六零年光景，呂澂去北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參加學部委員會議，剛巧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黨委書記李培南同住一室。兩人一見如故，相互交談培養研究人才的問題，十分投機。當時，呂澂流露出面對佛學人才的奇缺，擔心後繼無人，表示願意在有生之年，培養幾名佛學研究生，以便將佛學研究的事業繼承下去。李培南聽了他所講的願望以後，深表贊同。因為他深深地知道，佛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懂得佛學，就不可能作好中國哲學史研究。為此，李培南和呂澂就將此事向當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負責人潘梓年作了彙報，並提出擬在南京舉辦一個為期五年的佛學研究班，由呂澂具體負責教學工作。這一建議，很快就得到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同意，並著手進行招生。當時，佛學研究班曾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分別向北京、上海、內蒙古、西藏等地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和文科大學發出通知，請他們推薦學員。時西藏有關單位推薦了一名學員前來研究班學習，因該學員漢語不夠熟練，呂澂講課內容，他聽不大懂，故未被錄取。最後由北京、上海和內蒙古的有關單位，各推薦了一名學員前來研究班學習，他們是內蒙古大學的杜繼文、北京哲學研究所的張春波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高振農。 　　　　在南京舉辦的佛學研究班，掛靠在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呂澂為唯一的一位專職教師，主要講授《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和《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二門課程。當時，呂澂完全沿用原來支那內學院的一套教學方法，沒有現成的講義或講稿，由呂澂講述，學員們作筆記。呂澂對學員十分嚴格，學員們所作筆記，課後要加以整理、謄清，然後交還呂澂修改，絲毫不得馬虎。當時的三名學員，都是大學畢業生，對於呂澂的這一套教學方法，記筆記、整理、批改等，很不習慣，認為這是教育中學生的方法。三位學員曾經向負責研究班的潘梓年聯名寫信，要求改變這種教學方法。 　　　　記得潘梓年曾專門為此到南京來了一次，找我們談了一次話，大意是老師的講課，好比是導遊對遊人所作的指點和講解，其作用是指導遊人如何參觀名勝古蹟，至於對名勝古蹟的深入了解，主要靠遊人自己去研究、探討。意思是說，老師的講課，也只是起一種領路、入門的作用，真正的學習，全靠自己的努力鑽研。三位學員聽後深受啟發，於是安心聽受呂澂的講述，按照老師的要求，記錄、整理、批改。後來呂澂將他對三位學員所講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和「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的講課筆記，加以整理補充，於一九七九年分別由中華書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收入由齊魯書社出版的《呂澂佛教論著選集》。 　　　　在佛學研究班，呂澂除了講授「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和「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外，還講授了「正覺與出離」、「緣起與實相」、「觀行與轉依」等有關佛學概論方面的課程，同時還講授了《因明入正理論》一書和講解了幾部佛教經論，如《百法明門論》、《成唯識論》和《維摩詰經》等，指定必讀的佛教論書，有《俱舍論》和《瑜伽師地論》等。 　　　　五年制的佛學研究班，實際的教學時間只有三年多。而學員杜繼文隨呂澂學習了二年多即自動離去。從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學員都到句容縣農村參加運動。這樣，佛學研究班也就在一九六五年結束。呂澂在佛學研究班講了四年多的佛學，除了三名正式學員外，游俠、李安、田光烈三人也參加旁聽。呂澂的身教、言教使三位學員深受教益，終身受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三位學員都回到自已的研究工作崗位。其中，杜繼文後來進入中國社會科學世界宗教研究所，一度出任所長，在佛學研究上成果累累。張春波回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專門研究佛學，並招收研究生，傳授佛學。惜好景不常，不久即因病早逝。高振農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先在哲學研究所，後入宗教研究所，一直專門研究佛教，先後撰有十多本專著，發表了九十餘篇佛學論文，退休後仍發揮餘熱，擔任上海佛學院副院長。 　　　　呂澂先生已於一九八九年病逝，但他生前培養佛學研究人才的願望已得到實現。他在佛學研究班所培養出來的三名佛學研究生，個個都是畢生從事佛學研究的，而且都在佛學研究上有所成就。由三位學員培養出來的佛學研究生，已有數十名之多，這些人現在也均已成為佛學研究中的骨幹力量。 　　　　總起來說，呂澂一生培養了許多佛學研究人才，其中雖然有的已改行另就他業，但也有一部分仍然從事佛學研究工作。他在佛學研究班所培養出來的三名佛學研究生，卻始終如一地以佛學研究作為自己的專業，並在佛學研究領域裡作出了一定的成績。所以，呂澂對佛學研究人才的培養，可以說是「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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