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宝礼，1900年生于吴江同里镇，幼年过继给上海的四叔严公辅为子。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交大前身），后辍学进沪宁、沪杭甬铁路局（因有同乡人任传榜在那里任局长）。 　　　1937年抗战爆发，铁路局遣散部分职工，严宝礼和一些同事出来以后，又为生计犯起愁来……有人提议集资经商，但宝礼却一门心思想办一份抗日救国的报纸。那时期，上海滩上的报纸每天要经日方检查才能刊发，为此，许多报社不堪忍辱，宁可停刊或迁往外地，只剩少数小报媚骨求生，诚惶诚恐，为上海读者所唾弃。在这样的情况下，严宝礼提议创办一份爱国报纸，自然得到同事好友们的赞同和支持，但他所面临的险境也是可想而知的。 　　　开始，严宝礼邀请佛学书房经理沈彬翰、《社会日报》主持胡雄飞、《新闻报》编辑徐耻痕等人共同创业，筹措一万元资金启动运作.为了避免日方的干扰，他们决定借用洋商名义作为掩护，由严宝礼委托股东之一的方伯奋先生出面，与当时在跑马厅的英国人克明联系，请他担任报纸发行人兼总主笔，另外再特聘4名英籍人同时参加，由这些人负责向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登记注册。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正式创刊，股东20 余人，五人为华籍董事，克明等五人为英籍董事，严宝礼担任总经理，实际上执行社长职务。 　　创办之初，资金少，人手缺，困难重重。严宝礼善于经营，精打细算，《文汇报》坚持爱国主义立场，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思想，半年之内发行量迅速上升至五万份，仍供不应求，后又增加到六万份，成为当时上海最畅销的一份报纸。同时，《文汇报》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向广大市民发起募捐寒衣和助学金等，帮助流亡学生和难民苦度难关。然而，《文汇报》的创刊，得到正义的中国人民的拥护，当然引起日伪势力的仇视。办报才十几天，报馆“经理部”就发生了炸弹爆炸，职员陈桐轩当场炸死，两名职员受重伤……接着，不断发生恐吓事件，寄给编辑部的邮件中，有血淋淋的手臂，有注射了毒药的苹果、桔子；还有一次，敌人收买了一个印刷工人，竟将炸弹带进了机房，差点把借来的印刷机等全部炸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文汇报》依然我行我素，不改初衷。作为主要负责人的严宝礼先生，更是肝胆相照，他日夜防守在报社，并在要紧部位分别安装铁门或铁丝网…… 　　 慑于《文汇报》在上海市民中的威信，反动当局软硬兼施，又派出专员进行谈判，妄图收买与控制，但这一切都遭到了严宝礼等的毅然回绝。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国民党政府又采取卑鄙的经济制裁措施，因为当时报社所用的白报纸都是以外汇结算的，而官价外汇的控制权力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因此，他们规定对《文汇报》不予结算一分官价外汇。《文汇报》结算不到官价外汇，势必只能到黑市想办法，如此报纸的成本一下子就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报社当即陷入困境。尽管如此，严宝礼他们依然不屈不挠，与反动势力顽强抗争。1939年5月，《文汇报》发表纪念“五·九国耻日”社论，激怒了日伪当局，遂被强行勒令停刊；这时，英国人克明亦被敌方收买，报纸刚一停刊，他就马上宣布免除严宝礼的总经理职务……为使《文汇报》不受玷污，严宝礼等人也设法注销了英商挂名的《文汇报》，他们为之苦战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文汇报》由此被迫停办了。 　　停刊以后的一段日子，严宝礼以经商为名，厉兵秣马，继续作着有朝一日复刊的准备。期间，他们几位报人都因创办过《文汇报》的“罪名”，遭到日本宪兵队的逮捕和严刑拷打，个个坚贞不屈……后经多方营救才获出狱。1945年抗战胜利了，严宝礼等人筹划多年的《文汇报》重又复刊；1946年3月《文汇报》整顿改版，又高举起反内战、反独裁、争取民主的旗帜，得到广大知识分子、进步学生、职工店员的热烈欢迎，《文汇报》又成为进步文化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恼火，除了对报社施加各方面压力之外，还威逼利诱以巨款收买《文汇报》……所有这些阴谋手段，都被严宝礼他们识破而断然拒绝。万般无奈之下，当局恼羞成怒，终于1947年5月25日悍然下令封闭了《文汇报》。 　　被迫二度停刊后，严宝礼开始筹划去香港复刊，向港澳同胞传播民主进步思想。1948年春，他先派人去香港联络，自己留在上海筹集资金，运送原报社职员和印刷设备赴港。到港以后，他们得到了李济深、郭沫若、柳亚子、茅盾等进步人士的大力帮助，各方人士齐心努力，香港《文汇报》于是948年9月9日正式创刊。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严宝礼返回上海复刊《文汇报》，他自己担任总经理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1960年11月18日，一生积劳成疾的严宝礼先生在上海病逝，终年60岁。然而，凝聚着他和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心血的《文汇报》，几经血与火的洗礼逐步发展壮大，至今成为国内享有较高声誉的一家知名大报。

原文 发表于《苏州杂志》1999年第5期  浏览：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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