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创办人严宝礼先生是一位热爱进步新闻事业的办报行家。他是世纪同龄人，生于1900年1月2日。在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办报经费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立场坚定，刚正不阿，为办好《文汇报》竭尽全力，作出了艰苦卓越的贡献。我有幸从1946年与他相识，直到他1960年去世，有过十多年的交往。现就记忆所及，撰写此文，藉以纪念他的百岁华诞。 　　1946年夏，为抵制孔祥熙派一个反动家伙坐镇《时事新报》编辑部，以马季良（唐纳）为首的进步同仁愤而集体辞职。严宝礼先生获悉后，热情邀请马季良、我和女记者麦少楣去《文汇报》工作，马任总编辑，我和麦则在采访部任记者。报到时严先生除表示竭诚欢迎之外，还说了一些报社条件差，采访部连写字台也没有，只用两块长木板，上下相隔，给记者写稿、放东西等等的话。这是我初识严宝礼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秉性爽直，和蔼可亲。 　　其实，在这之前，我从马季良兄口中，就听说严先生是一位进步的新闻事业家。马与他是同乡，严先生早在1937年冬国民党军西撤、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鉴于好多报纸纷纷内迁，全市除敌伪办的报纸之外，没有一张我们自己办的民间报纸。他得知美商出版的中文报纸《大美晚报》可以不受敌伪检查，便决定办一张挂外商牌子的《文汇报》，找到英商克明，请其出面当发行人。不料事隔不久，克明被敌伪收买，严先生焦急万分，他知道马季良与英国驻华大使寇尔很友好，于是通过马的关系，向寇尔申请，吊销了英商《文汇报》的执照。季良兄同我谈及此事时，盛赞严先生坚持抗日救国的严正立场，还说了一句：“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到《文汇报》报到的第二天上午，严先生来到采访部，对我和麦少楣说，这里比《时事新报》条件差多了，没有写字台，你们在木板上写稿不习惯吧？我当即站起来回答，只要能写字就行，无所谓习惯不习惯，我们来《文汇报》，不光是为了职业，更重要的是为了事业。 　　他微笑着频频点头，缓缓地说了一句“不出我所料”。我因两耳重听，听不清楚，问他说什么，他凑近一步，握着我的手说，“你刚才说的，我感到并不意外，很高兴”。接着又说，因为他事先专门阅读了我和麦少楣在《时事新报》上所写的通讯特写和新闻报道，我们的立场观点和工作态度，他是一清二楚的……。 　　不久我写了一篇特写《疯子的世界》，在第一版上刊出，那是记述我去红十字会疯人院探望我的一位亲戚的。见报翌日，严宝礼先生在走廊里遇见我，便关心地问我，住疯人院的是我什么亲戚，怎么会发疯的，医生怎么说。我简要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弟辈，高中学生，我还未说完，他就安慰我说，青少年因突然受了刺激致疯，及早治疗，完全可以治好，还举了两个小青年的事例，要我放心。他态度诚挚、亲切，充分体现了他关心人、体贴人的性格。这次走廊上的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是难以忘怀的。 　　同年夏，党的地下文委决定将《评论报》作为第二线地下刊物出版，先后由陈子涛、小温（崇实）和李之华等同志负责。到了当年冬天，改由我在陈虞孙同志领导下具体负责，并由小温和李之华同志协助我工作（当时我和陈虞孙同志在外面几乎天天见面，但在《文汇报》则佯作互不相识，从不交谈）。从这时起，我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花在《评论报》上，实际上《文汇报》记者仅仅起了公开的职业掩护作用。此事采访部主任孟秋江同志有所了解（他亦是地下党员，但属另一系统），严宝礼先生却并不知道。据马季良兄有次告诉我，严先生曾问起他，并说他（指我）在外面编杂志我（指严自己）不会反对，《文汇报》工资低，有时还拖欠，他家里人口多，光靠这里的工资，肯定入不敷出；只要给本报写点报道，倒不在多，但有份量，外面兼职编编杂志，完全可以，不必顾虑。这是马季良兄亲口告诉我的，我听后十分感动。 　　对待报社同仁，严先生是个仁慈的长者，但对待敌人———不论对敌伪或国民党反动派，他都是一位不畏强暴、不受利诱、原则性和斗争性都很强的勇士。 　　1945年6月，日寇宪兵队大搜捕，严宝礼先生和柯灵同志等5人一起被捕，虽经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严先生等始终不折不挠，大义凛然，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营救释放后，受到了人们的衷心敬佩和赞扬。 　　抗战胜利后，严宝礼先生积极从事《文汇报》在沪复刊，先后邀请了一批进步报人主持编辑部工作，其时为反对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先后发生了重庆“较场口”事件，南京的“下关血案”，上海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爱国学生运动，纪念昆明惨案一周年的大示威、大游行，以及劝工大楼血案……等等，所有这些，《文汇报》都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作了客观公正的翔实报道，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扬。报纸发行量迅速上升，成为当年上海最有影响、民主进步色彩最鲜明的报纸。 　　但对于正在加强法西斯血腥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派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据了解，5月中旬，蒋介石正在上海，对此大为震怒，下令要“严予处理”。到了5月23日，《文汇报》记者李肇基、麦少楣去复旦大学采访学生运动，在校门口被国民党特务殴打致伤。回到报社，他俩遂即写了一篇《复旦门前被殴记》，揭露特务暴徒野蛮行凶的真相，“编者的话”并配上《我们的抗议》一文，于翌日见报。 　　蓄谋已久的反动派借此对《文汇报》下了毒手，当天即由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了“勒令查封”“予以停刊”的命令，同时被查封停刊的还有《联合晚报》和《新民报》；与此同时，特务分子还搜查、洗劫了《文汇报》采访部，并逮捕了麦少楣与三报的记者共5人。 　　到此地步，敌人并未罢休，翌日（25日）特务们又去《文汇报》继续搜查洗劫。这里有件事情值得简要追述一下，即严宝礼先生为了保护爱国学生运动，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原来他知道马季良写字台中间抽屉里放着一份极重要的材料，是两天前学生示威游行时送到《文汇报》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封抗议信，信上有学生运动各校负责人的亲笔签名。严先生知道特务们搜查洗劫了采访部，还准备搜查编辑部。他口头上同他们敷衍，内心却焦急万分，万一特务们动手搜查起来，那份抗议书肯定会被查出来，那将给爱国学生运动带来多么严重的灾难性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所幸的是在任嘉尧同志的协助下，拖延到了午前，于是严先生邀请他们到经理室隔壁一个大房间里进午餐，美酒佳肴，让特务们大饱口福。就在这时，这份抗议书由任嘉尧同志“偷偷地”从马季良抽屉里取了出来。当特务们饱餐一顿之后，在编辑部认真搜查时，当然是一无所获了。（按：此事详细经过，任嘉尧同志曾撰文记述，刊于上海老记协会刊《我们的脚臃第一辑，其他细节这里就不赘述了。）值得在这里大书特书的是，在《文汇报》被“勒令查封”的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严宝礼先生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对于种种威胁，严先生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而且敌伪时期已经“见过世面”，他坚持立场，绝不屈服，充其量无非是报纸被封，本人坐牢。 　　国民党反动派于是来软的一手———利诱。 　　在《文汇报》被封之前，国民党当局鉴于严宝礼先生铁骨铮铮、无所畏惧的坚定立场，曾由陈布雷、孔祥熙和C.C.系上层人物出面，以合作投资的方式，企图诱使严先生就范，但遭到严的婉言拒绝。嗣后敌人又派员向严先生阿谀奉承，恭维他为办报能手，是道地的新闻事业家，他们愿意请严继续担任《文汇报》发行人和总经理，只要他同意撤换编辑部的人员，非但《文汇报》照样可以继续办下去，而且他们愿意向严先生提供物质上的有力支援，甚至还承诺，严先生如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帮助的，他们都乐于照办。但严宝礼先生认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他早已下定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封门，绝不出卖进步的新闻事业，因此对这种诱惑，还是婉言拒绝了。 　　上海《文汇报》等被封后，我奉党组织之命脱产搞党的地下工作。 　　有一段时间同严宝礼先生未通音讯。但有位同志告诉我，地下文委的领导姚溱同志被捕后，有关负责同志都很着急，虽经多方设法，未能获释，结果还是严宝礼先生和葛克信先生设法将姚溱同志营救出来的。 　　葛亦是《文汇报》领导成员，是国民党的开明人士。他俩竭尽全力，通过国民党上层人物，终于使姚溱同志获释。这件事在地下文委系统对严宝礼先生也是有口皆碑的。可是严先生却说“这是义不容辞的嘛！” 　　上海解放，《文汇报》复刊，其时我已在《解放日报》工作，由于被接管的《申报》经理部没有党员，因此我被领导上安排在经理部工作，但我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从未当过报社经理，因此虽然在1949年冬即当了经理，但对如何做好工作，心中无数，惶惶不可终日。范长江、恽逸群两位社长发觉后，找我去社长室谈话，他们强调指出，《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先生是办进步报纸的能手，从发行、广告、财务到印刷厂，他都是行家，要我虚心向严先生叨教。解放初期我同严先生过从较密，大多是我去《文汇报》或他家里面聆教益，有时他也来我家聊聊经营管理工作。我初当经理，能较快适应，50年代初还受到新闻总署的表扬，严先生对我的谆谆教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说起50年代初，这里还应该补充一件事情，那就是当年上海各界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而举行的示威游行，严宝礼先生也昂首阔步地参加了，他穿着长衫，走在《文汇报》队伍的最前面，俨然是这支队伍的领队。当时他已年逾知命，微微发胖，他照样精神抖擞地喘着气挺身前进。由于穿的是长衫，特别引人注目。有次我去他家登门拜访，问起这件事，他笑呵呵地说，浑身怒火嘛，管它长衫短衫！我听后为他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深深感动。 　　50年代中期，我调编辑部政法文教部工作，较忙。不久，又调夜班编辑部管版面，同严宝礼先生的交往就少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严先生患肝炎，我曾去登门拜访；不久，肝炎转黄疸，住华东医院，我也曾几次前往探望。他在病床上还是念念不忘《文汇报》的工作，从他的谈吐中，我惊讶地发现，此时的严先生，已不单单是个爱国者，他开口闭口就是民主、进步，就是社会主义。不幸的是，严先生于60年11月18日忽尔逝世，年甫花甲，照现在人们的说法，“人生七十不稀奇”，他走得实在太早了。噩耗传来，我悲痛不已，也惋惜不已。 　　行文至此，我参照任嘉尧同志所撰《严宝礼与〈文汇报〉》一文的末尾，也写上几句：严宝礼先生从高举爱国的旗帜，到高举民主进步的旗帜，到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他是一位忠心耿耿地沿着这条光明大道奋勇前进而献身于《文汇报》的令人敬仰的优秀新闻事业家！

浏览：175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1/25 14: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