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胡也频，是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闽籍作家，他俩的友谊十分深挚。 　　    1924年，胡也频开始在北平发表文学作品，就引起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主管会务的郑振铎的关注。他感到胡也频的诗与散文“完全是所谓：‘绅士式’的文学，圆润，技巧，说的是日常的生活，绅士的故事。一丝半毫反抗时代的影子，在那里都找不到。” 　　    1927年，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引起了胡也频的深思和痛苦，加上受妻子丁玲的影响，1928年春，便和丁玲奔向革命文化中心的上海，寻求新的创作和生活道路。1928年10月，郑振铎旅欧返沪，仍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主编《小说月报》。这时胡也频和郑振铎有了交往。他俩的会面，有如“他乡遇故知”，用福州话交谈。据郑振铎回忆：胡也频“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于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比他高明些。他和我是无话不谈的……” 　　    胡也频拿稿件到郑振铎那里，总是受到郑振铎的热情接待。稍后，他的短篇小说《少年孟德的失眠》、《在一个晚上》便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郑振铎认为这些仍是“绅士式”的小说。但他很理解胡也频，感到胡也频的生活似乎很艰苦，“常常为了生活而做小说，要为了卖小说而奔走着”。 　　    一天，胡也频和沈从文去找郑振铎。胡也频说：“我们组织了个出版机关，要自己出文艺杂志。”沈从文接着说：“要你们大家都帮帮忙才好呢。”原来，胡也频、丁玲与沈从文正在筹办“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月刊。郑振铎当即表示愿意支持帮助。几天后，郑振铎收到红黑社请客的通知，他出席了在静安寺华安公司楼上举行的宴会。 　　    《红黑》月刊从1929年1月创刊至当年8月10日出版了8期就被迫停刊。其原因表面上是债台高筑，据郑振铎记述，还有个原因“只为的是‘红’与‘黑’两个字太鲜明得碍目，于是不管她的内容如何便来了一次不很愉快的干涉和阻碍。”为什么名为“红黑”？胡也频在《红黑》月刊《释名》文中说：“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如此解释。当然不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所容。 　　    1929年夏，一次，胡也频带了一包原稿，找到郑振铎，说：“我现在的作风转变了。这是转变后的第一篇小说，中篇的，请你看看，可否有发表的机会。”郑振铎看了这篇小说的题目是《到莫斯科去》，就匆匆地翻阅了一遍，颇为他的大胆描写和言论所感动，因题目就是触犯时忌的，但不好意思立刻拒绝，就说：“我仔细拜读再说。如没有‘违碍’，发表当然是不成问题的。”胡也频第二次再去时，郑振铎便抱歉地说明，小说那样直率暴露最会“触犯时忌”，在《小说月报》上是没法发表的，因这个刊物是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胡也频非常理解郑振铎，便微笑道：“没什么，我知道有些‘不便’。但请你指教这小说里有什么不妥当的所在。”郑振铎坦率地说了自己的意见，胡也频表示同意。 　　    胡也频接受郑振铎的意见，把《到莫斯科去》的题目，改为《到M城去》，作者署名改为“白丁”，先在《红黑》月刊第七期发表第一至第三章。1930年6月才以《到莫斯科去》的书名由光华书局出版单行本，果然，此书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当局以“普罗文艺”名义予以查禁。 　　    此后，胡也频还是常拿稿件到郑振铎那里，那时，胡也频的精神比往常好。郑振铎知道胡也频已经参加“左联”，在“工作”，但绝不向他打听任何事情。郑振铎从他的小说里，已经觉察到“他是时时很坦白地在诉说他的‘工作’的情形，以及心理上的转变与进展”。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了。郑振铎获悉后，焦急万分，预借200元稿费。由沈从文带给丁玲，作为家费，当时胡也频和丁玲已有个儿子，缺钱用。同时开始营救活动，由郑振铎和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陈望道联名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丁玲拿着信找邵力子，但邵力子说他是“不能为力的”，只写了封信给上海市长张群。邵力子悄悄告诉旁人，说找张群也没有用，要找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陈立夫（后成为CC系头子之一）。沈从文又去找陈立夫，但是一切营救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等五位“左联”作家以及被捕的其他同志共23人，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于上海龙华。郑振铎惊闻噩耗，不胜悲痛，因为被害的还有文友洛生（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当时他想写篇文章悼念这两位友人，但在反动势力控制极严的上海，是难以在报刊上发表的。9月，郑振铎应邀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到北平后，他觉得当局的控制比上海略为松一点，12月3日，他怀着沉痛崇敬的心情写了《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他写道：“第一个该纪念的友人是胡也频先生”，歌颂胡也频是“一位勇敢的时代的先驱”，“他的死是一个战士般的牺牲，是值得任何敌与友致敬的……”这篇文章署名：西谛，发表在当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文学会办的《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是我国北方惟一纪念烈士的宏文，此文成为与鲁迅1933年春在上海发表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相辉映的名文。 　　    今年是郑振铎诞辰105周年、胡也频诞辰100周年，我写下郑振铎与胡也频交往的史实，以缅怀这两位烈士。

原文2003.7.1 发表于《福州晚报》  浏览：881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0/26 2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