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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作人的画,评论文章甚多,读者可参考艾中信、李松等先生文章,分析颇入理入微。笔者也写过较长文章(见《美术研究》八二年第一期),这里不再重复。本文拟就前面提到过的齐白石影响,作一些补充。吴先生说:"画乃无声的吟咏"。他能诗,画中却很少题诗,但在简捷凝炼的笔墨中,用诗的比、兴手法,求画外意。"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经集传》)。齐白石的画中佳作亦常用这种手法。吴作人的画,如以他四十年代所画的牦牛、金鱼等与他晚年作品作比较,又可见明显的笔墨表现上的进展,其中关键的转折时期,是在五○年前后,即吴先生自己所说:"得常探铁屋亲老人艺泽"时期。吴作人先生一九八四年曾为同船赴欧洲留学的同窗吕霞光先生所藏十一幅齐白石册页题过一段跋,后又手录另纸寄赠我一份,原文未发表过,现摘录如下:"白石老人享大年,少作木雕工,比壮,习画并诗、书、治印,为数难计。晚年逸放之作,变旧创新,为国内外艺林所共誉。当四十年代中期,时大战粗息,余适随悲鸿先师同莅北平,得常探铁屋亲老人艺泽。同窗吕霞光教授自川返沪,素景齐画,乃函徐师在平代为选购老人册页五十幅,以实珍箧,老人欣然挥毫……霞光兄际此时初获册页十一幅,旋携其夫人赴法,无复音问者垂四十年。霞光兄今出此秘藏,与同道共赏,诸贤复各题诗文以志盛。余纵览老人遣韵,睹迹怀人,能无已于兴慨哉?跋中提到吕霞光先生函徐悲鸿先生代选购齐画,实际上是吴先生亲自所经手,齐白石当时表示"是你的朋友就不收钱。"是吴德行坚持才收下的。我在去年一篇悼念李可染先生的文章中(见《美术家》第七十三期),曾提到可染师对我讲过的白石老人亲访他和吴作人,上门送字的往事,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是非同一般的。当然,吴作人先生从来没有临摹过齐白石的画,与传统的学画方法不同,他是从看齐白石作画而领悟到用笔的方法,这一点,与李苦禅、李可染从齐白石学画的方法是一致的。吴作人五十年代所作的中国画如鸽、鲶鱼等,受齐白石影响相当明显,当然风格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如一九五八年五月所作《扁担箩筐》一幅,画左方通贯上下的一笔中锋粗重线条,颇有齐画用笔的特点(见《美术研究》八六年第一期第二十五页),以至通幅章法题字,都可以看出齐白石的影响。我小时候,即一九五四年五月,当时八岁,有幸见过一次白石老人画虾,至今历历在目。后来,见苦禅先生、可染先生、作人先生作画,甚至甚至许多习惯都传自白石老人。如笔洗中的水总是清澈见底,以水调墨时的动作,用笔的稳重,提按的用力,都与白石老人相近。这里,我想以一幅一九七七年五月吴先生为我示范所画的金鱼为例,说明吴先生作画时用笔特点。吴先生用中号羊毫抓笔(齐白石画虾身亦用这种笔),调好墨之后,先从鱼腹部起笔以按法并旋转笔腹(侧面金鱼只一笔)形成半圆腹部,然后提笔(不离纸面)画出尾根,紧接着重按笔锋作三次平移挫笔,再提笔以笔端画尖,然后提笔送到底离开纸面。从腹部到左尾翼一联到底,仅用一笔。吴先生强调说尾根不能断,笔一断鱼就受伤了。然后是中间尾翼一笔,右尾翼一笔,提按法略同,而后是画鳍,侧面红头鱼三笔,从里向外,最后点睛、圈鱼的吻部。头部的红色最后画,用的英国水彩的大红色,因为这种颜色颗粒细,浓而透明,但是装裱前要用浆糊刷在衬纸上,否则会跑色。下方黑龙井鱼,用笔大致相同,但是为是正面俯视,腹部用两笔,尾翼有四叶,鳍四根,最后以浓墨画鱼头,双眼及吻部。吴先生用笔的沉稳迟缓,运笔的提按旋转,与我印象中齐白石画虾用笔,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吴作人画熊猫前肢,笔蘸浓墨后,在笔根处滴清水,以至行笔到背部时造成由浓到澹的自然渗化,以表达熊猫背部黑白毛交接处的微妙变化。这与齐白石画虾头腹时,蘸澹墨后在笔腹中部滴清水的方法异曲同工,当是从白石画法中学得的。 吴作人先生画鹰的澹墨羽毛,利用水纹白痕造型,亦与齐白石画虾节用笔效果相似。前面提到的吴先生为我示范所画金鱼,是画在一张旧丈二匹裁剩的纸头上,因为纸好,皮料多,笔痕结实不浮张,每一笔都恰到好处。记得吴先生刚刚画完,正好荣实斋王大山先生来,见了连连称好,要拿去做木版水印。吴先生笑着说:"这是给万青力示范画的。"然后题了"青力同学嘱示画金鱼"送给了我。 记得这一年,北京后门桥文物商店分店误收购了一幅《玄鹄》伪作。因为画装在旧玻璃框里,加之当时也想不到文革结束不久就有造假画,收购的人也没仔细看。及打开镜框把画拿出来时,竟发现画上有未完全擦掉的铅笔双钩痕迹,开始怀疑。后文化局调我参加调查,不久查清,乃西城区电子原件厂一常姓工人所为,他为造傅抱石最多,多以四川皮纸揉皱所画。他家中仿刻及锌版名画家图章尚有齐白石等。画好之后,交邻居一老太太去卖,由造吴作人《玄鹄》而案发。吴作人先生中国画从不打稿,造假者竟以铅笔双钩填墨法造写意水墨画,这在当年传成为笑话,也说明造吴先生假画,并非易事。吴先生的画,风格正如其人,儒雅敦厚,简朴端庄。他行书沉厚通畅,造型凝炼,意在似与不似之间,在个人风格中继承了齐白石等前辈传统精华。 吴先生在一九五七年谈到艺术风格时曾说:"风格是画家自己的面貌,既不故弄虚玄,忽此忽彼;也不取泥古不化,套袭仿效"。这段话实际上是他自我风格的诠释。从他中国画风格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他追求自然天工、绝不故弄虚玄、忽此忽彼的一贯性;他的中国画绝不是以毛笔宣纸画西画,既不是"学院派的写实主义",也不是反传统的现代主义。他笔下的动物形象,没有套用素描明暗光影的方法,而是以书入画;以笔墨造型,意在似与不似之间。然而在尊重承接传统的同时,又绝无泥古不化,因袭模仿之迹,而是採前人之所长,成一家之体。 由于历史的原因,吴先生被冠以过多的社会头衔,这当然影响到他艺术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在中国画探索的熊猫、藏牦、树熊等,是首次引入中国画的题材;他笔下的鹰,鸽,雁,骆驼、大象、猫、金鱼等,既不同古人、又不同时人,完全自出已意,风格一望可知。最难得的是,在烂熟、刻露、浅薄画风流行之时,他呈现的是不讨时人之好的温柔敦厚、儒雅倜傥之美,这不是从钱眼里看艺术的人所能理解的。 吴作人在中国画探索中回复传统的倾向,则出自他的远见卓识,在今天更有特别的深意。西方二十世纪现代绘画,是西方哲学精神与物质对立,思维方式极端化的传统在工业化时代的特殊表现。以反传统、出新奇为特徵的现代主义,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已至尾声,后现代主义(这一用语在西方评论家中颇有争议,却为中国艺评家所常用)根本上己是一种因袭,已无新奇可言。"现代艺术"只是二十世纪发生、发展、结束的历史。反传统的意义是不应低估的,但是以出新奇作为艺术的本质和目的,却是一个时代的误会。我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断言: 二十一世纪,无论东方、西方,将是一个回复传统,以理性反思传统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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