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是许杰先生诞辰100周年，又是他逝世8周年。许杰先生是文学研究会早期会员，擅长写短篇小说。处女集《惨雾》在1926年出版后，他的名声开始在中国文坛滚动。抗战胜利后，作为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布面精装分上中下三册的《许杰短篇小说集》的出版，可说是他小说创作的总结，虽然这以后他还发表过几篇小说。小说创作的高潮过后，他开始热心写文学评论，并当上了大学教授。不敢谬托知己，我和许先生只有很少的几次联系，但给我的印象，却使我久久难忘。 　　查日记，那是1985年5月11日，丁景唐先生邀我去访许杰先生。车子里，老丁说，这次访许先生，主要想听听他对成立上海鲁迅研究学会的意见。我们的车子先到华东师大中文系，稍事休息后，由陈子善兄引领我们（老丁、丁言昭女士和我）去许先生的家。 　　许先生在狭长的不大的书房里接见我们。当老丁把我介绍给许先生时，许先生对我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大为称赞，说是史料丰富，颇具说服力，赞得我很不好意思。接着他又称赞我近年出版的《鲁迅旧诗浅说》，特别是它的写法，正好和他也是近年出版的《〈野草〉诠释》不谋而合，即将笺、注、解合在一起，写成读书随笔似的，行文就比较自由：对某些诗句的注释特别有心得，那就可多写几句；有些诗句感到十分精彩，就可作些鉴赏性分析；有时还可以插入一小段掌故，或一段史事小考证，使读者读了不感到枯燥。许先生每说一点，我都点头称是。许先生问此书已印多少，我答：“初版二版共11万册，现经大幅度修改，正在重排第三版。”老丁从旁说：“你怎么不请许先生为第三版写序？”经老丁提醒，我当即向许先生请求，他一口答应，说：“这序我一定写。”又说：“一星期后就给你寄去。”接着他声若宏钟，大谈他的“以鲁迅精神研究鲁迅作品”的见解。我们见他满面通红，过于兴奋，想赶快转移话题。老丁就说了这次来访的初衷，许先生这时才平静下来，不紧不慢地说：“成立学会，我当然赞成。但如果条件不成熟，不妨缓一缓再说。”早已站在门口的王铁仙兄跨进门来，一面埋怨我们与许先生谈话太久，一面向许先生说明我们三人即去他家。我们就向许先生告别，他坚持送到家门口。 　　到了铁仙兄家里，他的家人都不在，子善兄已在帮忙洗菜、斩鱼。铁仙亲自掌勺，很快就烧出四五个香气扑鼻的小菜。言昭女士因有事先走了。四个人两瓶啤酒，除子善兄稍稍贪杯外，我们三人仅一杯，虽不至于醉眼朦胧，但也都有点微醺。在边酌边谈中，大家都认为许先生真了不起。他在1927年就提出“明日的文学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观点，现在85岁了，却仍精神饱满，每天看报看书，关心世事，关心文坛动态。老丁、铁仙和我都参加鲁迅研究学会筹备会议，深感许先生的“不妨缓一缓”的说法，确是审时度势之谈。后来此事果然“缓”了下来。今天回过头去看，16年来，上海的纪念鲁迅和研究鲁迅的活动、成果，并不逊色，更可见许先生的说法在当时确是很实事求是的。 　　饭后不久，接老丁的车来了。铁仙要我在他书房里再聊一会天。聊到四时半，我告辞了。铁仙一路送我出来。在师大二村的院子里，许先生正和他女儿在散步。我上前去叫了一声“许先生”，不料他久久地盯着我看，然后说：“你这位同志是谁呀？我们没有见过面吧？”铁仙在旁说：“许老，您怎么就忘了呢？他是倪墨炎呀，刚才不是在您家里，您还答应为他写序呢！”这时许先生呵呵地笑了：“你看我的记性！那篇序我一定写，我会给你寄去的。”在铁仙送我往大门口走去时，我们不禁笑谈一个人的健忘有时真会很惊人。古代有篇寓言写健忘的人，总以为是过于夸张，看来恐怕也是有生活依据的，到我们老时恐怕也是会很健忘的。 　　许先生写序的事，我很快告诉了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他当然很高兴，只是三校已毕，几天内就要付印的，不能太耽搁时间。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许先生没有寄序来；第二个星期又过去了，许先生仍没有寄序来。我赶紧写了封信去催。可是第三个星期仍渺无消息。到第四个星期，性子和善的责任编辑老陆急得跳脚了。我打电话到许先生家，对方回答说：“许先生到河南讲学去了，至少还要半个月才能回来。”这下我可瘫坐在椅子上了。但我仍不肯放弃许先生的序。我和老陆商量，等许先生一回家，我就赶到他家里去，立等他写。老陆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就在这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一封挂号信，下署“洛阳外语学院招待所许杰”。紧忙打开一看，赫然是一篇三千字的序。还附有一信，说：写序的事并没有忘，因到河南讲学，稿子没有及时写成。现匆匆写就，用与不用都没有意见，等等。我立刻将序抄了一遍，抄稿送出版社，手稿保存着。 　　以后，我又几次到过许先生家。有一次胥志芬和她的男朋友要求一起去。胥送许先生一册她汇校的《围城》精装本。许先生捧着书十分高兴地说：“这书不是正在打官司吗？我正想读一读呢。”当时有关出版社确因版权纠纷正和汇校者、出版者对簿公堂。我保存着的许先生的最后一信是1992年10月28日寄我的。他从报上知道我写了本《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信中说，“我已九十二岁高龄，文章专业，都已无法顾及，但对你论周作人文字，还念念的想希望得到一读，不知能惠寄一本否？”我当然马上送去。这些都说明许先生即使高龄，仍关心世事，头脑清楚，信息灵通，和那些闭门“颐养天年”的老人完全不同。经过几次接触，我还发现许先生的健忘也有特点：早年的事记得清楚，眼前的事容易忘怀；生活中的事不大记住，“文章事业”上他要做的事，如为鼓励我而写序，他不会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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