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2-28 01:18:00 　　 　　　　 　　　　***流转的土地出产黄金*** 　　　　 　　　　——访第二次土地承包过后的水南村 　　　　 　　　　水南村地处肥沃的宁远河冲积平原，是三亚崖城镇人均年收入最高的村委会。水南农民不仅地种得好，瓜菜北调的生意还做到广州、武汉、杭州等城市，水南村过半的农户结成了不少联合组外出租地包地，联合组的经营收入逐年增长，1997年据不完全统计，占了全村年收入的近30。“崖城包种芭蕉的”，渐渐声名在外。 　　　　 　　　　农民结成联合组外出租地包地涉及到一个土地流转的问题。 　　　　 　　　　安土重迁的农民为何敢想敢闯？他们是如何跳出本乡本土？原有的责任田又是怎样配置？ 　　　　 　　　　正值新一轮反季节瓜菜播种的季节，笔者与市农业局农经科的张俊夫同志，来到了水南村。 　　　　 　　　　谈起水南村农民对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反应，两年前作为驻村“延包”工作组成员的张俊夫很有感慨，当年的“延包”工作认真而细致，尤其是按时按质落实好土地承包合同中最关键的一项——“地块名称及四至”。根据国务院的有关文件精神，镇政府还对土地的流转作了明确规定。当时群众就高兴地说：“第二轮土地承包签订了一份十分完整的合同，吃了定心丸，我们要在承包地上下更大的工夫。” 　　　　 　　　　1993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的同时强调：“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作用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土地的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 　　　　 　　　　国家政策允许了，地方管理跟上了，但传统的耕作方式会不会束缚农民的手脚？村干部卢日尧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水南的最大变化是牛变少了，农机开进了农家”。水南村的耕牛数已由最多时的五百多头减少到现在的一百多头， 70的农户则用上了打田机和收割机。人均不足一亩的耕地再也留不住人，水南农民走出了水南村，走向村外的大土地，其中不乏先行者。 　　　　 　　　　村委副主任卢日魁以他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农民与土地的故事： 　　　　 　　　　1986年，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行后的第二年，卢日魁和村里几个志同道合的农民，来到东方县板桥镇的桥北村，与当地农户签订了一份合作种西瓜的合同。卢日魁出技术，桥北村农户出土地，不论双方各投入资金的多少，收成一律按五五分成。尽管只是一份君子协定，但实质上已属有偿利用土地的范畴，这在当时算得上一件新鲜事。结果，桥北村原来只种番薯的沙地，种上了能销到岛外去的西瓜，与卢日魁合作的农户，当年平均获利四千元。 　　　　 　　　　十年前象卢日魁一样外出租地的还是凤毛麟角，十年后水南大大小小的联合组承包或租种的土地已达两千多亩，遍及三亚、乐东及东方的一些农村，开发了不少当地撂荒的土地，联合组的人均年收入达三万多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如宁远河水，将水南农民的种植经验和技能，同时推到了其所到的地方。 　　　　 　　　　 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安徽考察工作时指出：少数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但也要群众自愿。 　　　　 　　　　随着崖城发展成一个反季节瓜菜生产大镇，几年下来水南村也形成了多种经营的生产格局。既有搞农业种植的，也有做瓜菜生意的，有的跑起了运输，有的办起了沙场、石场，还有的索性在家里摆起瓶瓶罐罐培育试管芭蕉苗，这就给碎化责任田的规模经营带来了可能，给种田能手也提供了用武之地。 　　　　 　　　　在水南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转包、转让、互换、入股、集体反包倒租等形式。在田间，一位年青的劳动者跟笔者说：“崖城的地好，出高价的人也多，地是通过公平“竟标”得到的，谁出的价钱高谁就能租到地，这几乎成了崖城的惯例，象我脚下的这块地，一造瓜菜几个月的时间，每亩租金就要八百元，但只要种对了销路好的瓜菜，还是有赚头的。” 　　　　 　　　　看来，对于土地的流转，群众的认同已毋须赘言，市场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把土地承包、科技投入、进入市场比作中国农村改革的三部曲，那么，水南以至崖城的农民，已奏响了其中最强的音符。千古难移的土地终于在市场中流动起来，与资金、科技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一起，通过优化组合，走向集约化、产业化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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