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一位睿智的学者漫步走来。 　　　　在厦大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到校、系图书馆、期刊库看书。在过刊部借阅旧书刊《世界文库》时，第一次见到“郑振铎”这个名字。就像认识一个人一样，第一次认识之后，这个人就会经常跃入你的眼帘。后来，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知道在现代文学史上振铎先生还是蛮有地位的。当知道振铎先生是福州长乐人后，便更留意起他来。后来在福州衣锦坊黄朱园姑婆那里，听她讲，我们家跟振铎先生还有亲戚，当年在上海时，多有来往，颇令我感到神奇。 　　　　“认识”振铎先生后，对他的人品、学识、作为了解渐多，也就越加敬佩。 　　　　振铎先生青少年时就追求新思想、新文化。“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革命史打开血与火的一页，青年振铎满怀爱国激情，参与援救被捕学生等活动。他在第一首新诗《我是少年》中就大声呐喊：“我有思想如泉”，“我有牺牲精神”。在探索改造旧中国的道路上，他和早期中共的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瞿秋白等有着较密切的联系。他在和瞿秋白等人共同创办的《新社会》旬刊之《发刊词》中声明：“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民主）的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振铎先生以一介书生，坚守在上海这个“孤岛”，积极抢救珍贵古籍、民族文献。他全力协助鲁迅编辑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其后还组织出版了《鲁迅全集》、《西行漫记》、《列宁选集》、《联共党史》等，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艰难地做着自己不懈的努力。 　　　　解放后，振铎先生成为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他是学者型的官员，他孜孜以求的是行政职务肩头的文化重任，因此他真正做到为官一任，两袖清风，政绩斐然。他是很“内行”的领导，因为他本身就是著名的文物考古学家。他主持制订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等开新中国文化文物管理规范之先河。他创办的《文物》、《考古》至今仍是我国最权威的文物考古专业刊物。他对我国图书出版、发行、收藏、整理事业十分关心，他遇空难后，家中十万册藏书都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我曾望着北图那巍峨的楼馆遐想，那是知识的华构，那也是纪念振铎先生的丰碑。 　　　　我在清华念书时，曾到陶然亭公园游览。陶然亭中有古色古香的云绘楼和清音阁。我很喜欢这房子，特意在楼前摄影留念。楼壁上就嵌着一块振铎先生手书的石碑，说明此楼是从中南海迁来重建的。1920年，由周恩来提议，李大钊和郑振铎等进步社团代表就在这个地方，开会商量成立社团联盟。那时，他们要重建的当是强盛的中国。 　　　　振铎先生以学者闻名于世。他自然是著名的作家、收藏家、翻译家、教育家、学部委员、行政官员……但我觉得他骨子里只是一个学者，一个学贯中西、文通古今的大师级学者。作为文学史家，他用务实和创新的方式进行文学研究，他的《文学的统一观》、《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是现代新型比较文学和文学遗产研究的奠基之作。做学问是很辛苦、很具体的，要嚼得“菜根”、坐得“冷板凳”。为了研究敦煌“变文”等我国古代讲唱文学史料，他到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查阅被劫走的我国敦煌经卷。要看我们自己的资料，却要在人家的博物馆里看，人家还规定只准看，不准抄，这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负的一个历史写照。无可奈何，他就只好看一段，背一段，然后走出来默写一段。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请老舍、朱光潜帮忙一起看、背、默写。他的《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当时学术界都是扛鼎之作。他义无反顾、全力以赴投入编印被吴晗称为“取精用宏”之“空前巨著”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积数十年的收藏，汇集历代生活图录及实物拓片，精选复制，从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到铜器、甲骨，周、秦文化遗物，北魏造像，正仓唐器，敦煌遗书，宋元书影，名画以及工艺美术，名人画像墨迹……凡可以代表各时代生活文化特征的都辑入，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一页。 　　　　振铎先生以文化传人为己任。他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开拓者之一。他和沈雁冰、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小他两岁的老乡冰心不久也加入文学研究会。 　　　　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振铎先生做了大量开拓创新而又繁杂具体的工作，正如他在《求书日录》中所说的那样：“使民族文化历千古而不灭失，此担挑在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他在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时，开辟了我国现代报刊史上第一个儿童文学专栏：《儿童文学》。振铎先生和鲁迅先生又是最早致力于中国古代版画的研究者，他们为抢救木刻版画精品，曾合作收集和出版了《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振铎先生还以独到的眼光和非凡的毅力收集并出版了《中国版画史图录》。他在复旦、燕京、清华等大学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关爱青年，有口皆碑。当代大学者季羡林说他“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外，恐怕并世无二”，时有“南迅北铎”之誉。他主编的《小说月报》等刊物，“以文取人”，成为不少名家的摇篮。如巴金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丁玲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许地山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庐隐的《海滨故人》，还有老舍的《二马》都是在《小说月报》首发。郁达夫的第一篇小说、新诗、文学评论和散文也都是振铎先生编发的。我多年来专业或半专业从事编辑工作，个中甘苦，略有心得，因此，对振铎先生这种乐“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人梯”精神很是敬佩，也一直在学习，但总难望其项背。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振铎先生为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同样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是进步的翻译家，为中外文化和思想交流孜孜不倦地辛劳耕耘。他最早把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对于战争之解释》译成中文，刊在《新社会》上，他和鲁迅先后翻译介绍俄国作家阿志巴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和《赛宁》给中国社会，他还是最早从俄文翻译《国际歌》歌词为中文的人。他翻译出版泰戈尔《飞鸟集》、《新月集》，引领中国诗坛时尚，冰心就是受之影响，写起随感式小诗。新中国刚成立，他作为中国文艺界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之一，开始新的中外文化交流。1950年国庆，他组织到莫斯科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他经常出国进行文化交流，苏联、保加利亚、印度、捷克斯洛伐克……到处留下他奔波的足迹、辛勤的汗水，更留下中外文化交流的累累硕果。 　　　　振铎先生早逝了，正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他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了，这是我国文化事业的一个不幸，也是世界文化的不幸。当然，振铎之声，回响久远，振铎先生以其淳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和坚忍的劳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宝藏，这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世界文化的幸事。

原文2003.10.7 发表于《福州晚报》  浏览：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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