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生死反思

一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30多年过去了，曾经对他的死有所了解的人们，也大多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他们隐没在城市嘈杂的楼群人迹中，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两个年轻人出现在门口，迫切地追问起那段逝去的岁月。回忆显然不是愉快的，当“8·23”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词被用来概括那个混杂着暴力、耻辱和狂热的悲剧事件时，他们的表情和语气变得非常复杂。他们的内心是不平静的。 　　 　　幸运的是，我们的采访只遭到过一次婉拒，除此之外，所有的亲历者或知情人，都非常愿意向我们这对年轻的晚辈进行历史的叙说，甚至还有前辈善意地规劝说，那些事情宜粗不宜细，何必对过去了的事情抓住不放呢？ 　　 　　 二 　　 　　1966年，我们俩，一个一岁，一个还没有出生。 　　 　　被称之为“文革”的事件几乎在我们有准确的记忆之前便宣告结束了，它对我们来说已不是生活中的客观现实。但事实上，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依然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那些长辈们——成长时期为我们传授知识和智慧的师长；我们现在生存还必须仰仗的这个社会的主要支柱——不可能不在精神上深受影响。尽管人们说时间可以洗刷一切，甚至耻辱，但30年、40年，对一种文明和文明的中断来说，还是太短暂了。 　　 　　当我们为自身的生存方式产生困惑时，我们不可避免地将目光转向那些长辈们，转向30多年前，甚至更加遥远的历史。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年》中借人物之口说：“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我们的处境本身就是对历史的疑问，并导致了对现在的迷惑。其实，正是这种“功利性”的好奇心促使我们开始了这次历时8年的采访。头几年，傅光明还是单干户。结婚以后，这便成了我们事业上的“交叉点”。 　　 　　我们俩都是学中文出身，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使我们深受老舍的滋养。这位为文学而生的作家，他本身和他的作品一样受到崇拜者的关注。 　　 　　1966年以前的老舍，至少表面上还算得上是生活和创作上的双重强者。尽管他的生活有不如意，作品也有瑕疵，但这些并不能撼动他的“楷模”形象。可是倏忽间，这个人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迷雾一样的历史仿佛裂开了一道缝，把他永远沉入了黑暗，留下的只是版本不一的各种猜度。 　　 　　我们只知道他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着，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这位自称“写家”和“文牛”的人，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前经历了心灵和肉体双重的怎样巨大的苦痛。与“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这个悲剧也成了独角戏，除了受害人之外，只剩下隐藏在帷幕后边的“无物之阵”，今天人们通称其为“历史”。 　　 　　依照人类文明的规律，任何暴力行为都要受到审判，哪怕最后被推上被告席的是一个所有法官都心知肚明的替罪羊。但“文革”没有，至少“老舍之死”没有，没有法官，没有起诉人，没有被告，没有旁听者。 　　 　　 　　 　　三 　　 　　当我们努力寻找导致老舍之死的“8·23”事件的当事人时，我们自知没有权力做任何裁判。“末日审判”的号角只能来自天庭。但我们何以锲而不舍，不愿听从劝告，在人们早已丢弃的历史垃圾堆中“淘金”呢？ 　　 　　接受过传统正规教育的我们，深知作为概念来传授和叙述的历史与历史本身的差距。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说：“培养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家的历史并非这些历史学家所能写出的历史。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与他们研究出的历史并不能完全符合”。他的话多少反映出我们被灌输的概念化历史有多么苍白无力！ 　　 　　当我们将这些当事人的叙述和此前的文献比较时，更深深感到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是何等幼稚。它只不过是按照自身需要组合起来的拼图游戏，或者是仅供人们饭后谈资的随意杜撰。单从这点上可以说，被人们约定俗成所讲述的历史，往往只是一个个圈套，每一次的谈论都是在无意识地接受谎言或传播谎言。而我们生命的有限性又决定了你无法去戳穿它们。所以，我们无形中是在将“老舍之死”的采访调查当成了挣脱圈套和寻求生命真实的努力。 　　 　　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圈套却出乎意料地导致了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怀疑。为了使采访更可靠，更接近事实本身，我们在采访中刻意注重对细节的追询。结果事与愿违，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一种叙述更接近事实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惟一的、真正的真实，或者追求真实的努力永远徒费无益。相反，假如真实是人类不可企及的神迹，那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无庸讳言，我们缺乏正规严格的学术训练，向公众提供的也只能是原始的和表面的真实，而探究其内在的、本质的真实，则需要在此基础之上更为艰苦细致的工作。遗憾的是，我们感到自己的同路人并不多。对国外，特别是对美国汉学成果的羡慕，还使我们对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怀疑。不努力积累原始的真实，一味空谈道德价值和伦理评判，无异于在谎言之上架构谎言，为历史设置更多的圈套。我们希望借助对这一事一物的穷追不舍，来向坚持以科学方法和踏实态度对待学术研究的学者献上我们的敬意。 　　 　　 四 　　 　　 即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书中当事人的叙述都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口述历史无疑是活的史料，也正因为其“活”，叙述者越发强调它的真实。而这真实又“活”无对证，似乎就成了绝对历史。如果这样想，便上了历史的当。 　　 　　老舍是真实的人，他的死也是真实的事，这实人实事自然就构成了“老舍之死”这段历史。但几乎每一位口述者对几十年前的这“实人实事”的叙述都不尽相同，实人倒是不假，“实事”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倘若按照许多今天的描述，当时的“实事”就当是另一番景象了。比如，没有人敢为“老舍之死”承担责任。当然，历史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该由哪一个个人来负，且也是负不了的；有人也许是抱着多亏当初没沾上什么责任的庆幸，来为自己做几十年之后的道德升华，甚至在口述中有意无意间掺杂进小说的演绎，这使老舍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故事化了。历史与文学合二为一的症结，便是遗留下这样一个难解之谜：何以老舍会在那么多的同情与保护下死去？ 　　 　　可老舍还是死了。这让我们感到，历史是有人性弱点的，同时，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真空”。所以我们绝不敢说，这本书在文字里构成了一部“绝对历史”。历史的叙述者有没有出现事过境迁的记忆模糊？有没有凄风苦雨之后的自我升华？甚至有没有狡黠的睚眦必报，给历史打上人性弱点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的《史记》也不过是一部蚀刻着人性弱点的历史。不是吗？历史有时模糊到经不起追问，历史在哲学意义上的深邃也脆弱得一捅就破。这是人性的无奈，还是历史的无奈？ 　　 　　但历史都是由一个个不间断甚至错综复杂的生活细节构筑的，而谁又都有权利来陈述自认为是史实的细节。那么到底谁的生活记忆最接近历史的真实？谁的述说最具史实的可靠性？换言之，陈述者有说出“真实”的权利，也有制造“真空”的可能。 　　 　　我们最近读了一本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高足孔飞力所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版）。孔飞力以宏大的学术视野对清乾隆年间的“盛世妖术”，做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心理分析等诸多层面的综合历史研究，使之成为近年来美国汉学研究界出现的一部“大书”。《纽约人》杂志对本书的评价是：“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而又令人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它对专制统治的原动力做了细致、强有力而又十分准确、得体的探讨。 　　 　　由记录历史而研究历史，无疑需要孔飞力那样正规而严格的学术训练。这训练不仅要求掌握精当的历史学分析方法，还必须具备缜密的逻辑思维和深邃的哲学思辨能力。无论研究历史文化，还是文化历史，这都是不可或缺的。而我们俩都只是民间的“草台班子”，所缺乏的正是这种能力。这就需要有像孔飞力那样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科班出身”的正规的史学家，在充分利用已开采出的宝贵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中国的《叫魂》式的“史著”。 　　 　　这一研究当然不光是历史学家的专利，“民间”的我们一样想尝试着写一写“叫魂”。 　　 　　五 　　 　　然而，不论是出于自身的精神需求，还是学术上的“路见不平”，我们都无法，也无力为这位在孤独中离去的灵魂在人间寻回正义和公平，也难以给所有被暴力和侮辱伤害的人们带来哪怕是些许的慰藉。我们只希望对失去亲人和挚友，并自愿或被迫依然忍受着历史谎言的人们，表达深切的同情。 　　 　　对于能坦诚接受我们采访的长辈们，他们的年龄多在60岁以上，我们深表谢忱，并真诚希望他们能真正理解面对悲剧内心无法平静的两个后生晚学的善良愿望。 　　 　　1999年老舍百年诞辰时，傅光明曾出版了由“亲历”、“反思”两部分组成的《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由于当时找到的当事人比较有限，“亲历”部分略显单薄，遗留下一些空白。这次是将该书出版后我俩陆续补充的采访与“亲历”部分重新组接拼合，以使人们对老舍自杀及相关事件有更多细致的了解。 　　 　　本书的回忆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家属的回忆；二是老舍生前所在单位北京市文联和文化局的当事人的回忆；三是其他与此事件相关的当事人的回忆。 　　 　　感谢所有的受访人，是他们的支持、配合，玉成了此书的出版；感谢舒乙先生、林斤澜先生、柯兴先生、侯文正先生，同意将他们相关的文章和材料作为附录收入书中；感谢端木蕻良先生的夫人钟耀群女士，同意将端木老的大作收入书中以光篇幅；特别感谢萧军先生的女儿萧耘女士，慨然允诺我们将萧军先生从未面世过的两篇珍贵史料收入书中，使本书徒然增色。 　　 　　最后，还要感谢海天出版社，感谢旷忻总编辑，感谢于志斌先生和陈丹小姐两位责任编辑，是他们独具慧眼，肯在目前图书市场不甚景气的情形下出版这本书。希望他们对我们工作价值的肯定也能同时得到读者大众的认同。这才将是我们最感欣慰的。 　　 　　 （《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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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9/29 13: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