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妃活潑聰穎，有膽識，有新思想，是爺在世時唯一的心靈伴侶，我當然感謝她曾帶給爺短暫的快樂時光，也難過她那短暫不幸的一生，但我常想，如果爺沒有遇到珍妃，而是另外一個對爺有正面幫助的女人，歷史有沒有可能因此而改寫？當然，如果光緒皇帝少了和珍妃的這段千古絕戀，爺的悲劇是不是也會因此而失色？ 　　 　　翻出以前看過的兩本書，有關珍妃評價的部分，都是站在光緒皇帝立場設想的，和我的想法一致，一切全都是為爺著想。雖說慈禧的權力慾主宰了她身邊所有人的命運，即使珍妃曲意奉承，下場也未必會好一些，或許正是因為珍主和爺有著同樣的脾性，他們的故事才能如此深刻動人，但後世的評價，仍然有發人深省之處。茲引述重點如下： 　　 　　蘇曉康等人所著《海葬》(《河觴》續集)一書，描述甲午戰敗始末。蘇曉康認為，光緒親政後，醇親王手裡已抓住了李鴻章的洋務和軍事實力，一八九一年初醇親王病故，已開始有新思想的君主，應當趕快倚重洋務派，讓李鴻章和海陸軍成為他的力量，歷史有時卻偏偏沒有這種邏輯的必然。 　　 　　有兩個人在制約著他： 　　一個是他心愛的女人珍妃。光緒和珍妃的關係成為「帝」、「后」矛盾的導火線，慈禧和光緒的衝突日益尖銳。光緒開始撇開慈禧來任用自己的班底。他提拔珍妃的表哥志銳為禮部侍郎，大考翰詹官員時親自拔擢珍妃的老師文廷式為一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讀學士，兼日講起居注官。他所信任與重用的人，圈子已十分狹小。 　　 　　另一個人翁同龢，是光緒唯一的保護人。這個圓滑世故的老官僚，是橫擋在光緒和洋務派之間的一堵牆。 　　 　　處在這樣一種環境下，當時光緒的振作只能局限於道德範疇，他把李鴻章等人拋在一邊，彷彿與三十多年來的變革毫不相干，從零開始。光緒坐失了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把皇權和改革派的實力結合起來，強有力地推進變革的歷史機會。 　　 　　從光緒親政到甲午戰爭爆發，歷史給了光緒六年的時間，這是中國經濟出現上升趨勢的六年，這是歌舞昇平的六年，六年，光緒對中國海軍一無建樹。 　　 　　高陽《清末四公子》譚嗣同篇，亦有類似論點。高陽認為光緒實在很不幸，他一生所最敬愛親信的三個人，對他都是害多利少。 　　 　　首先是翁同龢，原是太平宰相的底子，偏逢國勢陵夷，列強合而謀我的大變局；論到以帝師的地位為天子分憂分勞，則既不能結李鴻章、張之洞以內外相維；亦不能籠絡如榮祿一班后黨，以調和兩宮。才不足以駕馭張蔭桓，故善善而不能用；學不足以駁正康有為，故惡惡不能去。一方面不能覺察榮祿在暗中為保衛慈禧個人利益的活動，一方面又不能覺察張蔭桓向內務府挑戰所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以致辱及己身，亦連累了光緒。 　　 　　第二個是珍妃。慈禧對她，跟對翁同龢一樣，知道她對光緒的影響力，初意籠絡，想收為己用；那知她恃寵而驕，居然無視太后及皇后在宮中的權威；同時她御下亦有問題，以致慈禧得以抓住她宮中太監的把柄，作斷然處置。如果珍妃有見識，能充分體會到光緒的處境，委屈一時，曲意善待慈禧；對隆裕亦能尊以后禮，那就不但她自己的一條命不會送掉；光緒的日子亦會好過得多。 　　 　　第三個就是康有為。慈禧本無廢立之意，主要的是所謂『衣帶詔』中那句光緒措詞，一時失檢，用了一句『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的假設之詞；為康有為用來大作文章，彷彿光緒眼前就有被幽禁之禍，非立刻領兵勤王，不足以救護不可。在慈禧看，這是為子所誣，而又無法辯白。積怒積鬱，無可宣洩，索性想到立大阿哥了。 　　 　　其次，康有為的醜詆慈禧，亦勢必使她痛恨光緒。這不是遷怒；根據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句成語，用邏輯推演而得的結論是：有不孝的皇帝，才有敢罵太后的逆臣。如果皇帝孝順，康有為如此醜詆，豈不傷帝之心？殊不知康有為根本沒有想到如何去保護皇帝。在光緒的心目中，康有為較之翁同龢更足重視；因此康有為之辜恩賣君，亦就更不可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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